自2004年问世，石墨烯便引起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这是一种改变世界的战略新兴材料，拥有极高的导电、导热和力学性能，是十分受欢迎的新型碳材料。刘忠范的微信名也叫“石墨烯”，作为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他正在带领研究院全力开展石墨烯材料的核心制备技术和未来“杀手锏”级应用研发。
1962年10月，刘忠范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由于天资聪慧、勤勉好学，他的学业一路顺畅。1983年8月从吉林工学院毕业后，他前往日本留学，先后获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硕士学位和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在近十年的日本留学期间，他打下了从事高科技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基础。
1993年6月，刘忠范离开日本，带着老师送他的60多箱仪器设备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成立了国内一流的实验室，同年晋升教授。1997年9月，刘忠范等推动成立了北京大学纳米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这是我国第一个跨院系、跨学科的纳米科技中心。刘忠范创立了中国化学会纳米化学专业委员会并担任首任主任，他是亚洲纳米科技系列会议“AsiaNANO-X”的发起人之一。在纳米科技和纳米碳材料研究领域，刘忠范被公认为是先行者和引领者。他于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年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杰出人才，2015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纳米领域耕耘十余载的积累，使刘忠范及其团队很快在石墨烯领域取得突破，在石墨烯新材料的高温生长方法研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开拓性和引领性工作，成为驰名世界的石墨烯研究团队。2018年10月25日，北京石墨烯研究院揭牌成立，这是刘忠范团队开展石墨烯产业化的关键一步。“不要走不出实验室的石墨烯”，他这样说。
3年多来，刘忠范带领团队在石墨烯材料的规模化和工程化制备方面突破不断，先后推出了4英寸单晶石墨烯晶圆、6英寸单晶石墨烯晶圆、A3尺寸通用石墨烯薄膜、A3尺寸超洁净石墨烯薄膜、石墨烯玻璃纤维、超级石墨烯玻璃等明星产品，实现了从实验室样品到规模化产品、进一步到市场化商品的连续跨越，为推动石墨烯产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石墨烯具有很多优异的‘特性’，如果未来这些‘特性’能在实际的石墨烯材料和产品中很好地展示出来，必将产生非石墨烯不可的‘杀手锏’技术。”探索备受期待的“颠覆性”的技术，这位科学家抱有“十年磨一剑”的耐心。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受访者供图
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可谓名副其实的“学霸”。从小学到大学，他一路“开挂”，几乎一直保持第一名的成绩。留学日本后，更是师从日本国宝级科学家藤岛昭，在博士期间已经小有名气。
顶着天赋光环，刘忠范仍勤奋专注，他执着于兴趣，把兴趣变成了专业、职业、事业。高考时，家境贫困的他曾经坐着马车到达高考考点，在简陋的大车店过夜。不过他坦言，刻苦学习并非想改变贫穷的命运，只是单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和渴求。
谈成长环境：一年有1/3的时间在干农活
新京报：你从小的成长环境是什么样的？
刘忠范：1962年10月，我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现为长春市九台区）卢家公社赵家大队第五生产队，这是一个纯粹的农村，我的父母是一个大字都不识的农民，我排行第三，兄弟姐妹各有一个。
我天性喜爱读书，上课认真听讲，在学习上也不需要人督促，是老师们都喜欢的“乖孩子”。可能是比较聪明的原因，我在学习上并没有花那么大气力，一直保持第一名的成绩。
当时的课业也没那么重，我除了听课、看书、做作业，有大量的时间接触自然。在那个时代，学生要成建制地在各个生产队帮忙干活，春天种地、夏天除草、秋天秋收，一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干农活。我身处大自然，好奇心强烈。这份好奇心维持至今，我把自己的喜欢、热爱变成了专业、职业。
新京报：你后来选择了化学专业，但从小喜欢诗歌，似乎文理科都学得不错？
刘忠范：我的确不偏科，即便不算喜欢的学科，我的成绩也都很好。念小学的时候，班主任是政治老师，我的政治是免修的，因为每次老师提问时，我都对答如流。我记忆力特别好，老师说的东西我都记住了。
我喜欢诗词，是受当小学老师的哥哥影响。念初中时，有一次语文老师带我们春游，回来后让我们写作文，我写的散文里就包含了自己创作的诗，老师当着全班同学诵读，让我很受鼓舞。后来我得到一本《千家诗》，从头背到了尾。至今，我仍然非常喜欢唐诗宋词，各个版本的唐诗宋词出版物我都有收藏。当然，还喜欢纳兰性德，收藏了《纳兰性德全集》。
谈高考：成绩好，备考时学校“开小灶”
新京报：你于1979年参加高考，此前是如何备考的？
刘忠范：和现在孩子们的题海战术不同，我们当年没有复习资料。由于我是学习委员，还帮大家联系寄钱买过黑龙江等地的少量复习资料，资料是手写油印的，还存在半路涨价的情况，很不规范。
那时候，农村学生对大学知之甚少，大学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圣殿堂，多数人对考大学不抱希望。因此，很多调皮的学生上课捣乱，老师在讲台上课，他们在下面起哄，闹得一塌糊涂。学校知道我成绩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就给我开了小灶，在老师的教研室弄了张小课桌，让我自己安心学习。
1979年2月份，各个学校选拔了2-3名成绩优异的学生，把我们送到九台一中集训35天。那里的教学质量很高，我收获良多。临近高考，老师鼓励我再加把劲，建议我住校，把通勤的时间也拿来学习。但我哪有钱住校？后来是学校批给我几块钱，让我在学校住了3个月。
新京报：你还记得赶考和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场景吗？
刘忠范：我高考的地点位于另一个公社，距我们公社大概有20里路，我和一帮人坐着一辆马车到了考点，在大车店（东北地区为行人提供住宿的简陋场所）住了两三天。考完试，又被马车拉了回来。
考完试之后，我也没想过能考上大学，就回家干农活去了。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地里打农药，家人跑来找我，说邮递员来了。我跑回家里时被邮递员“训”了一顿。他说，人家没考上的都去看成绩，你是唯一一个考上的，通知书下来半个多月了也没人拿。后来我大学期间回家，邮递员看到我还时不时开玩笑，说没有他，我就（收不到通知书）没法上大学了。
新京报：你是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的？
刘忠范：我们当年高考是先考试，再填写志愿。我对大学一无所知，拿不准怎么报考，学校教导主任修老师帮了大忙。修老师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说当老师，于是他建议我报考延边大学。第二志愿吉林工学院也是修老师建议的，他说这个学校坐落在南湖公园边上，环境很美。后来我被吉林工学院录取，因为听说延边大学要求懂朝鲜语。
我从初中起就特别喜欢化学，所以选择了化学工程系。我一直以来也是如此，选择喜欢热爱的东西。
谈大学生活：成绩居首，是全校唯一优秀毕业生
新京报：大学汇集了各地的优秀学子，你在学业上有竞争压力吗？
刘忠范：到了大学，我一头扎进知识的海洋，学习的劲头更足了，舍不得浪费时间。我整天闷头学习，大一到大四的学习成绩一直稳居第一名。我的用功是出了名的，在大家的印象里，我经常穿着破衣服、拎着脏兮兮的大茶缸到大教室或者图书馆学习。
我的数学考试几乎每次都是满分，数学老师姓蔡，我还记得每次考完试，他一进教室就大声说，刘忠范又得了100分。后来我才得知，一些大学同学曾经私下打赌，谁考得过我，其他人要请客，但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由于高中时我只突击学了26个英文字母和简单的几句英语，考大学时放弃了英语卷子，英语是我的短板。大学期间，我投入极大的热情学习英语，每天早晨在南湖公园跑步时边跑边背单词，英语小词典背了一大半。我还买了几本英语小册子，从头到尾翻译成中文，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全校英语竞赛竟然还拿了奖。
1983年大学毕业时，我是全校唯一的优秀毕业生，这是只有每门课都达到90分以上才能获得的殊荣。学校奖励了我两条毛毯。因为家里穷，我大学4年没戴过表，一个远房婶子说她可以帮我把毛毯卖了，换一块表。我没有同意，一方面是觉得这个奖品是一种荣誉，一方面估计有想拿回家“炫耀”的心态。
刘忠范大学时代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你的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
刘忠范：大学给我留下的记忆就是学习和贫穷。到了大城市，我是有点自卑感的，一年到头只有两三件衣服，连换洗的都没有。奖学金就是我生活来源的全部，省吃俭用还给家里寄了30元。
大学4年，我吃的最多的是9分钱的白菜汤，这是最便宜的菜。我通常喜欢最晚去食堂，这样师傅会把剩下的菜多给我点儿。我只有在生病时才犒劳自己，买份一毛多的菜。后来我养成一个习惯，越生病反而越能吃，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
不过，我刻苦学习只是单纯地热爱知识，从没想过要通过学习改变贫穷的命运。
新京报：你考上大学的经历，是不是也激励了同村的年轻人？
刘忠范：我是“文革”后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当初不光在我们村，在十里八村都很有名。“大学生”专门指代的就是我。一说大学生回来了，说的就是我回来了。
之前大家都认为大学是遥不可及的，我闯出来的经历起到了示范作用。我们村有2000多人，后来有100多人都考上了大专、大学。长春当地媒体还专门写过一篇报道和一篇报告文学，讲述我们这个“状元村”的故事。
谈学成归国：日本老师送了我一卡车仪器设备
新京报：你大学毕业后，是在什么机遇下留学日本的？
刘忠范：最初因为我学习成绩好，大家认为我会留校工作，但当时我听说考研究生可以继续学习，就复习备考并听从老师的建议，考取了中国石油大学（当时叫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研究生。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考卷封面上有出国研究生和国内研究生两个选项，我问老师哪个难考，他说当然出国难考，于是我就选择了出国研究生。考试是我的强项，也确实没有悬念地考上了。
作为国家公派的留学生，我们在东北师大留日预校学了半年日语后，在1984年10月5日乘坐专机去了日本。我的硕士是在横滨国立大学读的，在留日预校通过考试获得了日本文部省奖学金，17万日元，这在日本相当于一个助手的工资，连日本学生都很羡慕我们。
1987年4月份，我考到东京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师从日本知名科学家藤岛昭。去年，媒体关注上海理工大学“挖”来了日本诺奖级团队，在日本引起了震动，就是我的导师藤岛昭先生。
新京报：后来你为何选择学成归国？
刘忠范：我跟着藤岛昭先生读完博士，又做了两年博士后。后来我又到分子科学研究所做井口洋夫先生的博士后，他在日本学术界也非常有名气。在两位老师的门下，我接受了非常严格的科研训练，也唤起了我对科学的浓厚兴趣。我真正喜欢上科学，受他们的影响非常之深。
1992年，我在日本业界已经小有名气了。北京大学化学系的蔡生民老师想揽才，来东京大学访问时导师推荐了我。后来老先生几次邀请我，有一次还专程从东京到位于冈崎市的分子科学研究所见我，到那里时已经半夜了，我被蔡先生的真诚所打动，最终决定回国。
1993年回国之前，我的两位导师藤岛昭和井口洋夫觉得，当时中国的科研条件恐怕不行，所以他们送了我一卡车仪器设备。这件事儿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惊动了中国驻日大使馆和国家教委。这么多仪器我自己没办法运回来，国家教委协调了“向阳红号”科考船，将仪器运了回来。我于1993年6月5日回国，到年底时，就组建了十几个人的研究团队，再加上从日本拉回来的仪器设备，我的实验室在当时可以说是国内一流的。
新京报：你认为大学开拓了你的眼界，对即将高考的学子，你有哪些人生经验可以分享？
刘忠范：不一定只是针对高考，我认为兴趣、机遇和选择都非常重要。
我一直凭着兴趣做事，把兴趣变成了我的事业、职业，兴趣可以让你走得很远；没有恢复高考，我也考不上大学，没有改革开放，我也不可能有机会出国留学，所以机遇很重要。当然，机遇是给有准备的人的，抓住机遇极为重要；我当年回国也可以算是恰逢其时，此后成就了我过去30年的事业。所以要在适当的时机作出恰当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人生轨迹。
我给大家的建议是：培养兴趣、珍惜机遇、勇敢选择。
刘忠范院士对即将高考学子的寄语。受访者供图
人物简介
刘忠范，物理化学家，北京大学教授。1962年10月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县（现长春市九台区）。1983年8月毕业于吉林工学院（现长春工业大学）化学工程系，1987年3月获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3月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5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和北京市委主委、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
新京报记者 张璐
编辑 刘茜贤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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