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因此有很多古代的创造与发明，都被附会于黄帝及黄帝的臣子身上。
这一点，在《世本·作篇》中体现的十分明显，这是一篇记载古人发明创造的古文，其真实性固然很低，却能从中窥得后人对黄帝的赞许之情。
黄帝时期最有名的发明，当属其臣子仓颉创造了文字。
“仓颉造文字。仓颉沮诵作书。史皇作图。”（《世本·作篇》）
传说中，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根据《初学记》的记载，在黄帝一朝，设有左右二史官，除了仓颉之外，还有创造了书籍和图画的沮诵、史皇等人。
《说文解字》说，仓颉见鸟兽的足迹受启发，分类别异，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进而创造了文和字：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解字序》）
而《淮南子》中的记载则更是玄妙。传说中仓颉造字之时，天上下的竟是粟米。而鬼神因为人类可以用文字向上天告状，因而夜夜啼哭：
“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
黄帝的另一个重要的发明，便是历法。《黄帝历》是“古六历”之一，是中国最古老的历法。大量历史典籍记载，黄帝历是黄帝打败蚩尤后，后命人所制定的历法。而在当时，黄帝历的准确名称是《调历》，出自黄帝的大臣容成之手：
“容成综斯六术，考定气象，建五行，察发敛，起消息，正闰余，述而著焉，谓之《调历》。”（《晋书·律历志》）
在古代，历法是一个政权最重要的象征，任何朝代建立之处，就会厘定律历，这就是所谓的定“正朔”，也就是一个朝代的正统。
但历法关系到日月、星辰、时令的观测，制历者需要具备极为丰富的天文学知识，往往无法由个人完成。《调历》的制定，自然也离不开集体的智慧。
《史记·历书·索隐》中记载，《调历》的产生，是由六组不同的大臣协作完成，最终由容成进行整合，最终成形：
“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
当然，由于年代久远，黄帝历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亦非朝夕之功，后人将此大功归于区区数人，免不了多存疑义。但不管怎么说，《调历》这部距今五千多年的历法的确存在过，并曾被长时间使用，足以证明其伟大之处。
除了文字和历法，在《世本·作篇》中，黄帝对后世的衣、食、住、行、用都有贡献。
在衣的方面，黄帝的正妻嫘祖发明了蚕桑，被称为“先蚕”：
“黄帝之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路史·后纪五》）
传说中黄帝发明了旃冕。冕是一种垂旒的帽子，也就是后世常见的帝王头上那串满珠玉的长檐帽。所谓旃，就是古代一种赤色曲柄的旗，其形制如今已不可考。但《通典》中解释黄帝制作这种帽子的作用：
“垂旃。目不邪视也。充纩，耳不听谗言也。”
在古代，礼制是统治的重点，而服饰又是礼仪的重中之重。黄帝作旃冕，可以认为是先民从原始社会步入阶级社会的重要标志。
此外，古书中还有“伯余作衣裳”（《淮南子·泛论训注》）、“胡曹作衣”（《路史》）、胡曹作冕”（《路史》）、“于则作扉履”（《初学记》，草鞋曰扉，麻鞋曰履）的记载，其中伯余、胡曹、于则传说中都是黄帝的臣子。由此可见，黄帝的“垂裳而治”可谓实至名归。
在食的方面，黄帝的臣子亦有建树。《太平御览》记载“雍父作舂、杵、臼”，雍父同样是黄帝的臣子，而舂、杵、臼都是重要的谷物研磨工具。
可见，在黄帝时代，百姓的食物已经从传统的粗粮，转向更精细的米面加工物，大大提升了先民的健康和预期寿命。
在住的方面，《春秋内事》记载，“轩辕氏以土德王天下，始有堂室，高栋深宇，以避风雨。”
即从黄帝时起，宫殿式建筑逐渐出现雏形，房屋的功能也有区分，有了供会客的“堂”和供居住的“室”，建筑水平也有了大幅提升，栋梁变高，并且有了可以避雨的屋檐（宇）。
在出行方面，黄帝的臣子们也多有发明：
“胲作服牛。胲，黃帝臣也，能驾牛。”（《初学记》）
“相土作乘馬。”（《周礼·校人》注）
“共鼓、货狄作舟。”（《初学记》）
当然，通过考古发现，古人早在黄帝之前就已经学会了驾驭马匹、制作独木舟，后人将乘马、作舟的功劳都添加到黄帝及其臣子身上，便颇有附会之嫌了。
在器用的方面，黄帝的臣子们也贡献颇多，其中随发明了竿（《广韵》）、夷发明了鼓（《玉海》）、张挥发明弓（《礼记正义·射义》）、夷牟发明箭矢（《礼记正义·射义》）等等，都是后人为黄帝治世所整理的重要佐证。
此外，黄帝在医学上也留有“遗产”，那便是著名的《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据说是黄帝向岐伯问医道的医学典籍，此书虽饱含医理，但更像是战国时人托黄帝之名所作，故而此处不作深入讨论。
文：姬为毅
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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