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埋下最大伏笔并不是庆帝(看林若甫与庆帝的较量)(1)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大,文娱产业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庆余年》的热播,也证实了中国大众对于传统文化影视剧的要求达到了较高水平。《庆余年》作为一部以中国历史为主要线索改编的历史权谋剧,不仅令观众感受到了中国历史文化背景的魅力,也使观众开始对一些中国的历史现象产生了关注。

此文正是以《庆余年》的剧情为灵感,产生了对中国古代历史现象的一些反思与感悟。正如剧中的宰相林若甫的悲惨境遇,生子被杀,感情被骗,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廷宰相,林若甫的境遇为何会如此惨,在中国历史中,林若甫宰相的位置真的这么轻微吗?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中相权的历史进行简单了解,就会了解到林若甫的无奈。

一、《庆余年》中宰相的演绎

《庆余年》的剧情是一部穿越历史剧,穿越的年代和背景皆是编者虚构的,但是却加入了编者大胆的想象,以及编者对于历史的思考。为了吸引观众,朝廷上的权谋斗争,无疑是最大的亮点与看点。人心之间的相互勾结与陷害,引导了剧情的跌宕起伏,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林若甫更是剧情发展的主要人物。

可是《庆余年》的编者并没有将林若甫编撰的那么权威,反而是在皇权的干预下,宰相林若甫面对生子的被杀,却无可奈何。由此可知,《庆余年》编者所编篡的历史时间段,皇权是大于相权的,可是在中国历代政治制度中,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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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个朝代,皇权与相权的谁强谁弱,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着丰富的演绎,以及精彩的历史故事。通过对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宰相生涯进行了解,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彩。

二、秦汉相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并创建了新的权力制度。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导,在中央设立三公九卿,在地方设立郡县制,从而加强皇帝对于全国的统治。受宗族制度的影响,皇族,往往与至高无上的皇权相挂钩。“仙魔鬼神共听之!”,从秦始皇所言之中,就可以感受皇权的强大,其威望甚至超过了神权。

可是高度集中的权力,使全国政务都直接由皇帝负责,这无疑是一项重任,为了减轻皇帝的重任,设置宰相,辅佐皇帝处理政务。责任的分担,也带来了权力了的斗争,随着此套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制度就此确立,皇权与相权的权力斗争也就此展开。

1、李斯与赵高的勾结

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除了秦国强大的国力,还有秦始皇自己的权谋。由此,将部分权力交给宰相,是无关紧要的。李斯,也正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宰相,为了帮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李斯也付出了不少心血。善于用人的秦始皇,也非常放心李斯的人格,所以将宰相的位置交给了他。这也足以证明,此时的皇权是大于相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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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秦始皇死后,宦官赵高与李斯相勾结,为了获得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用计杀害了秦太子扶苏,擅自拥立了二子胡亥。在李斯与赵高的勾结下,相权大于皇权,赵高的指鹿为马,正是这一历史时期最好的验证。

2、萧何的放纵

德不配位,便会失去天禄,这便是“四海穷困,天禄永终”的原因。赵高与李斯的勾结,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残酷的统治,激起了全国百姓的反抗,汉朝由此孕育而生。在秦朝制度的基础上,汉朝对中央集权制度进行了一定的改善,从而加强了皇族对于中国的统治。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但是宰相却依然存在,只是职权相对而言减小了。

萧何作为刘邦的宰相,帮刘邦留住了韩信,并为汉帝国统一中国,提供了可靠的后备补给。在汉朝统一中国之后,面对建国之初的各项问题,萧何也非常努力的帮助百姓解决问题。并无他想的萧何却遭到了刘邦的猜忌,萧何的品德,成为了影响皇权大于相权的标志。好在萧何顺势而为,立马扩建屋舍,大兴土木,遭到了百姓的唾弃。萧何的放纵,其实是对相权的放弃,因为此时的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

3、董卓和曹操的权柄

通过刘邦的努力,刘氏皇族成为了皇权的代表,以至于汉朝的历史持续了四百年。即使有大臣想谋求至高无上的皇权,最终都被刘氏皇族的正义性所折服了。但是代表皇族权力的刘氏皇帝,也导致了后戚干权的乱局。在汉史中后期,一直是外戚擅自使用皇权的祸乱,直到东汉末年,刘氏皇族的皇权代表受到了质疑,宰相的权力在乱世之中,成为了凌驾于皇权之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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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董卓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这本是皇帝为了赞赏臣子的特权,到了东汉末年,此时已经成为了相权凌驾于皇权至上的象征。在此环境之下,曹操接替了董卓,成为了一代乱世枭雄。三国的建立,也证明了汉室王朝的终结。司马懿的后代,也正是因为常任宰相之位,最后篡取了皇权,由此建立了晋朝。

三、唐宋相权

秦汉时期,政治还算相对稳定,到了末期之后,南北朝的相争,使黄河流域的政治乱作一团。频繁的朝代更替,大部分源于宰相的权力大于皇权,直到唐朝的建立,政治势力终于归于稳定。因为,在唐朝,真正掌握实力的是地方节度使。中央的权力象征在地方被削弱,各地各自为政,却又共同维护天下的太平。

到了唐朝后期,节度使各自为政,攻伐不断,在历史的发展下,宋朝最终统一了中国。通过唐代的混乱,宋朝统治者将文人拉上了权力舞台,以期使用文弱的士人,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可是即使是政权再混乱,唐宋时期,宰相制度依旧存在。

1、房玄龄的保守

在唐朝初年,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设置了多位宰相,集体对皇帝负责。所以唐朝年间,宰相没有对皇权造成直接威胁。反而在特殊时期,宰相还成为了地方节度使的谋杀对象。但是在唐初,皇权凌驾于天下时,宰相成为了辅佐皇帝统治天下的良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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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玄龄也正是拜倒在李世民的脚下,为李世民出谋划策,从而开创了“贞观之治”。再加上魏征等人的帮助,大唐带领中国走向了世界舞台。皇权与相权的相辅相成,确实是唐朝时期政治清明的一种体现,可是皇权旁落的危险,大唐终究没能逃脱掉。

2、赵普的半部《论语》

节度使的强权,致使皇权衰落,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由此倒塌,一个朝代就此灭亡。但是这套中央集权制度,并没有终结,反而一直被皇权继承者改善。因为皇权所赋予的魅力和价值,是世间难以匹敌的。在当时的历史时期,以“家天下”为背景的皇权,是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

宋太祖赵匡胤,响应了历史的步伐,再度统一了中国。但是在政务的执行上,没有宰相赵普的辅佐,宋朝的国力难以崛起。赵普以半部《论语》,用来治理天下,由此使皇权看中了儒家思想的智慧。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选拔儒生,确实是重中之重,科举制,也在宋朝得到了发展和推广。

3、蔡京、贾似道的误国

在宋朝之后,儒家文化成为科举制的主流,文人开始大规模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有文才并不代表有品德,在宰相的任用中,奸臣开始贪图其中的高位,来谋求自己的私利,置天下大事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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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蔡京、贾似道等人的苟且,致使宋朝走向灭亡。由此可知,即使是文人当选宰相,听命于皇权的号令,可是在利益面前,皇权变得轻如鸿毛。这也证明,中国文化一直在发展,之前那种单一的思想观,开始向多元思想观发展,钱财的力量就此兴起。

四、明清相权

随着历史的脚步发展,明清时期,对前朝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于中央集权制度又进行了完善。中国历史一直在向前发展,可是此时与西方相比,中国前进的速度远远落后于西方。但是在明清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是在逐渐完善,时至今日,也会看到一些历史的痕迹。可是令人称奇的是,明朝没有宰相。

1、胡惟庸惨遭灭门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彻彻底底的农民皇帝,在明朝帝国的制度建立中,朱元璋也动用了不少农民的智慧。在建立明朝之后,对有功之臣进行残酷的剿杀,无疑使皇权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可是这种压力并没有完全制止世人对皇权的野心,胡惟庸当上宰相之后,却贪图皇帝的位置。

在机缘之下,朱元璋发现了胡惟庸的谋反。受到惊吓的朱元璋对胡惟庸进行了彻底的剿除,将胡惟庸十族杀尽,前后牵连达到数万人。在此事之后,朱元璋以祖制规定,明朝不得设立宰相。相权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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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居正的恢弘之势

相权真的在明朝消失了吗?从客观角度来件,相权并没有消失,而是交给了一个叫内阁的组织机构。内阁首辅,成为了宰相的别名。可是内阁首辅还受内阁制约,而且内阁大学士的任用,由皇帝决定。所以相权又成为了皇权的下属机构,但是张居正的出现,出现了转机。

张居正是唯一一位相权凌驾于皇权之上,从而导致积极作用的人。对于明朝政治制度的问题,他还提出了大胆的改革,以至于万历前期,明朝的国力得到了提升。可是由于各方压力,张居正的改革并没有持续下去。

3、军机处的设立

终明一朝,皇权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秦始皇的梦想到了明朝才得以实现。可是皇族的腐化,宦官的干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清朝正是乘此机会,获得了中国的统治权。通过客观分析,清朝对先进的明朝机制进行了优化,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得到了最优解。可是这个最优解并没有像日本一样,顺应时代发展,而是故步自封,只求小民经济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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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恢复了宰相的位置,但是宰相已不在拥有实权。为了方便皇帝对于全国政事的快速处理,军机处的设立再一度加强了皇权对于政事的掌握。相权落实到了军机处机构,一个职业为皇帝提供建议的组织,使全国处于皇帝的掌握之中。

结语:

清朝最终因为官员体制腐化而亡国,这也证明了中国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高度完善。相权从有到无,是因为它直接与皇权挂钩。至高无上的皇权把握不当,就会被置身其下的相权取代。为了维护皇权的地位,对相权进行各方面打压,以此加强皇权对于全国的统治。

可是“家天下”的皇权,难以确保明君的出现,所以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并不是绝对的。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相权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它是辅助皇权的工具,但是在权力面前,相权随时可以取代皇权,相权又是不建议存在的。到了历史的后期,相权演化为一个对皇帝负责的机构组织,无疑是对相权的最好解答。但是长期存在的相权,确实出现了不少精彩的历史事件。

《庆余年》的热播,权力之间的明争暗斗,皇权与相权之间的较量,确实是一部精彩的历史权谋剧。

参考文献:

司马迁,《史记》

张延玉,《明史》

陈寿,《三国志》

刘昀,《唐书》

脱拖,《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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