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积劳成疾的周秉义因为胃癌去世。到了9月下旬，周蓉收到了来自大嫂郝冬梅的短信，说她即将在“十一”结婚，邀请周蓉做伴娘。
且不说“十年生死两茫茫”这样的深情追忆，仅仅3个月，曾经与秉义恩爱无比的冬梅就另作他人妇，实在是凉薄到令人心寒。对于自己的迅速改嫁，冬梅给周蓉的解释是：
“我是为你哥作出这种决定的，他临终前，要求我答应他这么做，当然，我自己需要重新找到归宿。”
看似是对前夫遗愿无法拒绝的遵守，但现实是很难欺骗他人的。前半句虽是事实，后半句才是重点。
几个月后，周秉昆在步行街偶遇冬梅，他的心情从得知大嫂改嫁时的失落，瞬间变得十分忧伤。
都说“爱情和咳嗽是藏不住的”，冬梅的婚后生活无疑是幸福的。购物结束的她亲昵地挽着现任丈夫的胳膊，一改往日的朴素，身穿貂皮大衣，脚着高跟靴子，略胖了些的脸上气色红润，她甚至去韩国整了容，整个人年轻了五六岁，一脸重新找到归宿的满足。
与秉坤的相遇，也变成了避之不及的尴尬，这个曾经对秉坤长姐般关切的大嫂，明显客气且生分了起来，几句勉强的问候里，透着不耐烦的疏离。
也是在这一刻，周秉坤不觉流泪了，他意识到冬梅与周家的关系历史地彻底结束了，随着哥哥的离世再无往来，就像车道上两条互相挂行了几十年的车，突然被道岔扳离了，从此各行其道没有交集。
风流云散，一别如雨。人与人的情感联结，有时候就是如此脆弱。
《人世间》整部小说读下来，都是很平实无华的。人物并没有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激烈情感，哪怕是再冲击的事情，都会泯于时间，回归平静。正如梁晓声在散文《时间即“上帝”》中所写“因为有了人，时间才涂上了人性的色彩”，因为有了人，才有了这人世间的世情百态。
人性的复杂在时间的凝视下一览无余，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对于同名电视剧改编的《人世间》，对于主角“好人式”的人性美化，小说所呈现的现实的庸俗，反而更具有真实的生命力量。
理解了这一点，就能读懂周秉义与郝冬梅“完美婚姻”中的“不完美”，裹挟于大时代之下，每个人的“正确”选择都有着无可奈何的妥协。
爱情：迫于现实的第一层让度
秉义出生于光字片，电视剧中可能对这片居民区的贫困没有太具体的呈现。小说中对光字片的描述是：
小街窄，窗对窗，门对门，家家户户门窗都不正，有些人家的门窗歪斜得厉害，开关都费事。男人们一次次用菜刀斧头砍削门框窗框，多次后门框窗框就不成样子了……
所有的土坯房也都变矮了，因为当初修路将路面垫高了，为防止自己家被雨水淹，家家户户不得不在门前筑坝，其实是用泥土掺煤灰堆成弧形的坎，从小街的这一端向那一段望去，仿佛每一户人家门前都修筑了射击掩体。
街头街尾的公厕也都摇摇欲坠了，踏板腐朽，上厕所成了冒险之事……每一根电线杆子还立在原地，但早已没了灯泡……
冬梅作为副省长的女儿、红二代，自幼被来自白俄罗斯的女佣悉心照料，衣食无忧，住宽敞的小洋楼，家里的厨师和阿姨都各有房间。
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落差里，秉义与冬梅注定很难彻底成为同类人，哪怕在精神上靠得再近，也会有难以消弭的现实问题横亘于他们的亲密关系之间。
就像后来他们恋爱时，冬梅无法理解秉义在不饿的情况下吃了两根玉米，秉义也无法让冬梅感同身受，他家在饥饿年代吃过好几年野菜、草籽、树叶，肠胃留下的“饥饿后遗症”。
高二时，秉义把冬梅第一次带去光字片的家时，冬梅大受刺激地流泪了。她说：
我父亲他们太对不起生活在这一带的人家了，新中国成立都十五六年了，这里和解放前的穷人区有什么区别？我虽然对解放前一无所知，但毕竟从电影里见到过。”
就像某位富二代那句著名的反问：“都2020年了，还有人没坐过飞机？”相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并无嘲笑，毕竟生而富裕，对从未见过的“贫穷”的想象实在苍白。
身处破烂不堪的光字片，冬梅为自己享受了快20年的生活惊慌失措，对秉义深深的鞠了一躬，转身跑了。
自初中开始，冬梅就暗恋出类拔萃的秉义，高一时表明心迹被回绝后，依然不放弃，继续与秉义保持男女同学之间的友谊，光字片一行，让冬梅本能地去回避这片现实“阴影”，无法再坦然地面对自己的情感。
如果不是那场“历史变动”，冬梅的父母被关去了“牛棚”，她与秉义之间的爱情便无开始的可能。
光荣的无产阶级工人家的儿子，反而成为秉义的荣耀与高光，他意气风发、前途无量。彼时的冬梅，只能住进曾经她家阿姨的房间，被各种声音批评教育，在孤立无援的境地里，善良的秉义轻握了一下冬梅的手，给予她安慰。
秉义接纳冬梅多少是有些被动的。冬梅曾对秉义鞠一躬的悲悯；将占据她家、心脏病发的“批判者”送去医院的善良；冒险保存书籍的勇气；她人人避之不及的困境，都是推着正直的秉义向冬梅靠近的推力。
周蓉极力促成哥哥秉义与冬梅的爱情，出于知识青年的共情与欣赏，她说：
哥，爱她吧！好好爱她，要负起保护她的责任。她有斯陀夫人那种悲天悯人的心肠，而你，有“米里哀情结”……结为夫妇，那将是多么的和谐！”
在最不太平的那些日子里，周家毫不避讳地接纳了冬梅，让冬梅有了第二个家。正如周蓉所说，冬梅性格各方面都很“好”，她极有教养、矜持得体、心思良善。与秉义理想化的“优秀伴侣”大体相似，文学作品带给他品格高尚的熏染，促使他在“正确的选择”里做出了选择。
《人世间》原著中，对秉义与冬梅的爱情有过一番注解：
（周秉义）他对和冬梅在一起时的感觉越来越不满意……他断不会因为不满意而生结束他们关系的念头……他和冬梅的爱情关系一直柔情如水，水平如镜，水位既不曾涨过一分，也不曾降过一分，就那么温温柔柔处于止水之境。
文化的教养让秉义成长为精神上的贵族，但日常生活中他仍是不拘小节的平民。冬梅确是身心如一的贵族。而周秉义表现出的彬彬有礼，是他对四周外因所做的明智回应——
学生时代好学生桂冠对他的要求，文学作品中绅士型好男人对他的影响，成为知青干部后机关环境和规矩对他的要求，和冬梅在一起时为了让他感觉舒服的设法适应。
在这段看似佳偶天成的亲密关系中，秉义是被动迎合的那一方。从现实背景与精神实质上，秉义与冬梅的爱情是双向的不平等，两个人其实都妥协于大时代下的外部环境，做出最保险也是最共赢的选择。
真正的爱情，应该像周蓉对冯化成，像秉坤对郑娟，有明知不可为仍为之的冲动和激情。
两个太过追求稳定与安全的人，很难有热烈的爱情。
特殊的历史时代，将两个无论如何都不会有交集的人推搡到一起，爱情成为迫于现实的让度。秉义与冬梅，最相似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努力地去扮演好人，并以这个标准去维持着好男人与好女人的婚姻，力证着曾经那个“无奈选择”的正确性。
婚姻：受制于现状的另一重妥协
原著小说中，郝冬梅的父亲在“牛棚”中病逝，母亲金月姬退休又恢复了以前的副部级待遇。秉义与冬梅的身份再一次逆转，离休高干的女儿与工人的儿子，再次成为世俗观念中的“不平等”。
多年之前，因为冬梅父母的“身份问题”，秉义放弃了一个前途无限的升迁机会。恢复高考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大哲学系。但这些都无法填平阶层概念里的巨大差异，秉义成为了这段婚姻的附属。
金月姬希望女儿与自己同住，秉义便只能放弃单位分给自己的住房，住进冬梅家的小楼。这也成了秉义一生的遗憾，他住在光字片的父母，到死都没能享受过好房。
秉义希望大学毕业后从事文化教育工作，但在金月姬的干预下，被下调到基层一个几乎停产的兵工厂，与自己的理想悖行一生。因为要陪伴金月姬，秉义疏于孝敬自己的父母。
尽管周秉义致力于以能力说话，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仕途升迁或多或少得益于金月姬不动声色的提携。这是他作为“上门女婿”无法拒绝的“福利”，其实作为一个思想上纯粹的人，秉义对于权利本身并无执念，多年的从政生涯也耗尽了他的健康，为后来的胃癌离世埋下了隐患。
冬梅作为秉义的妻子和周家的儿媳，她都是合格甚至优秀的。
周蓉当年为追求冯化成在贵州大山，没有收入，冬梅不但支持秉义每月寄10元给妹妹，她自己也从本就微薄的工资里拿出5元；为了减轻周家负担，将周蓉女儿玥玥从光字片接回家照料，视如己出；秉义调去北京后，每年除夕赶去秉坤家相聚，年初一再赶去和秉义团聚；秉昆家遇到事，她也会积极地帮忙解决。
近四十年的婚姻，秉义与冬梅鲜有争吵、相敬如宾。与岳母同住的多年里，秉义对她尊重有加、言听计从。这一家人的相处，平静到不可思议。
他们一团和气的婚姻之下，是太过于理性的冷静。秉义接手兵工厂这个烂摊子后，特地去苏联寻找合作机会，劳累病倒后，与一个叫奥利娅的内科医生相识，并通过她的父亲，促成了一单至关重要的业务。
在秉义回国前的饯行宴会上，他与奥利娅当着满堂宾客的面深吻良久。这件事被国内的报纸报道，冬梅母女知悉了一切。
面对冬梅的质问，秉义坦然地说：
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希望由我口中说出她对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我一点儿真感情都没动，仅仅是在利用她对不对？可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好比走投无路之人，她的帮助让整件事起死回生。所以亲爱的，我得承认我是由于感激是动了真感情的。
金月姬的处理亦是冷静无比，她提出两点，第一是到此为止，第二如果必要与奥利娅通信，她必须要先查看。
秉义承诺合作的事已办成，自然与奥利娅再无下文。在办成事的大前提下，秉义的“手段”也成了“情有可原”。一件放诸于多数家庭都爆炸性的风月事件，被无比理性地合理化，毫无情绪波澜地收场，这是重情的周秉昆们，所不能理解的。
维护婚姻的共同利益，体面地做离休老干部的女婿，秉义和冬梅的家庭里，每个人都在努力扮演正确的角色。
所以冬梅对秉义家人的好，是有时效性的，在她与秉义婚姻的存续期内，她的责任感与良知，提醒她要尽心尽力地付出。当秉义去世，她会理智地与秉义的家庭关系切割。
郑娟在得知冬梅再婚后，高兴地说“好事呀，她改嫁了也照样是咱们的亲人嘛，”普通人以情为联结的亲情关系，是感性的。冬梅的理性，在我们淳朴的人情概念里，多少是难以理解。
小说借周蓉之笔，点通了对“失去”大嫂而难以释怀的秉昆，也让心中郁结的读者们多少释然：
婚姻的关系，自然是由缘分在起作用的。所谓缘分，乃是由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超等级的缘分不太具有普遍性，大抵是由异常时代所导演的——我哥哥和我嫂子的婚姻便是如此……
世上的好事、美事，一个人即使活上两百岁，也不可能遍享无遗。所以，即使我们的一种幸福感只不过是因为曾有一位好嫂子，也应谢天谢地。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成了别人的妻子，我不但不会感到遗憾，反而会在内心经常祝福她……
郝冬梅再嫁已经60多岁了，她的丈夫快70岁，是一个旅居海外多年的“红二代”，生意做得挺大。
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历史的特殊原因，造就了郝冬梅与周秉义并不对等的婚姻，大半生在这个或许不舒适的婚姻套子里循规蹈矩，花甲之年能够不再压抑个性，去实现门当户对的婚姻，何尝不是对自己晚年的最后一点体恤呢？
列夫托尔斯泰有言“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神圣，只有使爱情神圣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对于秉义与冬梅受制于时代的婚姻，我们无以评价它是否神圣，但能够恪守婚姻的责任一辈子，就很值得尊重了。
写在最后
艾青说“个人的痛苦与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
《人世间》的作者梁晓声，以周家3代人的生活历程为背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写到改革开放后的21世纪10年代，煌煌115万字，从宏观的社会视角入手，去纪实芸芸众生在时代巨浪下的生存实质。
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紧紧交缠，人世间的百态悲欢，不是一个平面的群像勾勒，而是浸润于50余年的烟火岁月中真真切切地活着，与你我的人生体验休戚相关。
人世间的一切或许并不完美，但“总有热乎乎的日子与人，在诉说人间值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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