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讲了找到中共“一大”会址的经过，本篇说说一大纲领等文件的寻找。
会址只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不知所踪。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极珍贵、极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比寻找中共“一大”会址更为重大。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没有正式发表。在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
尼姆·韦尔斯女士就是斯诺夫人吗？
早在一九三七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过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
尼姆·韦尔斯的《中国共产党人》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一年又一年，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信……完全出乎意料，美国纽约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一九六0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慕庭(C.Martin Wilbur)，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七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一篇一九二四年一月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Chen Kung ｐｏ”，论文的题目惹人注目——《Ｔｈｅ Ｃo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o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Chen Kung ｐｏ”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国民政府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
C.Martin Wilbur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三卷，即“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 Kung ｐｏ”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第一次，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一八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生于广州”。
第二次，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为“一八九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三次，一九二四年九月注册，生日只写“一八九二年”。
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还每一回都不一样！赶紧查日本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一八九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 ｐｏ”：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八月二十八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一日，应是九月三十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一八九二年”。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虚假的话，将是一个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收入六篇文献：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一九二一年)；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一九二一年)；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一九二二年七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一九二二年)；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一九二二年)；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
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一九二四年的硕士论文。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自己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他拜会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访问胡适博士，录音，写作《胡适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迅速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
他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但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香港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跟陈公博一样，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一九四九年躲到香港。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韦慕庭赶紧打开一九四四年十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一九三五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一九三三年)；《军中琐记》(写于一九三六年)；《我与共产党》(写于一九四三年)；《改组派史实》(写于一九四四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一九四四年)。
韦慕庭翻看《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 Kung po”即陈公博。
在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一九二四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即陈独秀)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寒风集》乙篇是文学作品
陈公博还写道，“在民国十二年(即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
“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即谭植棠，一九二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即马克思)又是一件事，我既研究经济，应该彻头彻尾看马克斯的著述。我一口气在芝加哥定了马克斯全部著述，他自己著的《资本论》和其他小册子，甚至他和恩格斯合著的书籍都买了。……”
陈公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二日从日本横滨赴美，而哥伦比亚大学档案表明他在二月二十八日注册，完全吻合。
陈公博在美国研读马克思著作，而且“倏忽三年，大学算是名义上研究完毕了，硕士学位已考过”，这也与那篇硕士论文的写作相吻合。
韦慕庭越来越意识到，那篇在哥伦比亚大学“沉没”多年的硕士论文的重要性。当然，这也难怪，一九二四年那样的年月，美国的教授们谁会注意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学生关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论文呢?韦慕庭着手详细考证论文……通过何廉教授的介绍，韦慕庭访问了陈公博在美国的一位家庭成员，得知关于陈公博更加详尽的身世。
韦慕庭着手写作论文。他的论文，作为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绪言。由于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赞助，一九六0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收入韦慕庭的绪言和陈公博三十六年前的论文。
韦慕庭在绪言中指出：“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保存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产生的文件；董必武认为所有的文件都已丧失。而附录一和附录二就是，我认为，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文献终于在大洋彼岸被发现，陈公博沉寂了三十六年的论文，走出了冷宫。不过，陈公博的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因此美国所发现的是中共“一大”文件的英文稿。
这些新发现的中共“一大”文件，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在第十条和第十二条之间，竟缺了第十一条。韦慕庭推测：“陈公博的稿本无第十一条，可能是他打印新的一页时遗漏了，或在第十条以后排错了。”
不论怎么说，美国韦慕庭教授的发现，对中共党史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过，在一九六0年，哥伦比亚大学印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美国除了几位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有点兴趣，并没有多少人注意这本书。
当时，中美严重对立，两国没有外交关系。韦慕庭的论文，大洋阻隔。大洋此岸，并不知道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被找到的消息。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们，也在寻觅中共“一大”文献。一九五0年，中国的中共党史专家发现了一篇苏联人葛萨廖夫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写作时间，比陈公博的硕士论文晚不了多少。葛萨廖夫当时在中国，跟第三国际来华代表有过接触。
这么一篇历史文献，竟出自《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这是一部用文言文写的书，没有标明出版社。
经过查证，此书“来历不凡”：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清晨，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突然包围、袭击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以及附近的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事处、庚子赔款委员会，抓走了在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中共领袖李大钊。他们还搜查了苏联大使馆，非法搜去许多文件，内中便有葛萨廖夫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张作霖下令把搜到的文件译成中文(文言文)，编成一本书——《苏联阴谋文证集汇编》。
这本书印数很少，解放后找到一套。于是，那篇《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就得以重见天日。葛萨廖夫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详细记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提到了中共“一大”讨论第一个纲领的情况，谈及关于纲领的激烈的争论。可惜，没有收入第一个纲领的原文。
不过，葛萨廖夫的文章，毕竟使人们对中共“一大”的纲领，有了一些侧面的了解。
重大的进展，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交涉，要求把共产国际有关中共的档案交还中共。
苏共经过仔细研究，答应交还一部分。于是，从莫斯科运回了几箱档案。
中共党史专家细细检索这批档案，居然从中找到了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中共“一大”召开之际，第三国际派代表出席会议，把中共“一大”文件的俄译稿带回了苏联，保存在共产国际的档案库里。查遍几箱档案，没有发现中共“一大”文件的中文原件。于是，俄译稿被还原译成中文。在当时，中共“一大”的文件属党内重要机密。还原译成的中文稿经过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再三斟酌，刊载于内部机密刊物《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上。为了鉴定从苏联运回的这些文件是否可靠，还原译成的中文表述是否准确，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五日，派陈铭康和李玲把文件送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那里，请这位历史亲历者作鉴定。整整一个月之后，一九五九年九月五日，董必武写下了亲笔复函：
“我看了你们送来的《党史资料汇报》第六号、第十号所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三个文件虽然是由俄文翻译出来的，但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没有载明时间，其他两个文件上载明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也就是‘一大’开会的那一年，可说是关于我党‘一大’文字记载最早的一份材料。……”
董必武认可了这一批中共“一大”文件。因此，在美国教授韦慕庭发现陈公博的论文之前，中共已经发现了“一大”的文件俄文稿。
美国教授声称自己是中共“一大”文献的第一个发现者，这也难怪，因为中共当时没有公开发表过发现“一大”文件俄文稿的消息。严格地说，美国韦慕庭教授是中共“一大”文献英文稿的第一个发现者和鉴定者。
不过，韦慕庭教授的发现，过了十二年之久，才传到大洋此岸来……那是一九七二年，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的李俊臣，结束了“五七”干校的劳动，回到了城里。回到北京之后，他有机会到北京图书馆翻阅资料。
前些年日本出版的《东洋文化》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李俊臣的注意，他看到《东洋文化》刊载藤田正典教授的论文《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全大会、二全大会、三全大会文件的研究》，从一条注释中，他得知一个重要信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陈公博的《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他求助于友人周一峰，希望把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
周一峰是周作人的儿子，日语纯熟，当时正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是最合适的翻译。然而，一向小心谨慎的周一峰一听要翻译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论文，而且又涉及什么陈公博，当年周作人曾与陈公博一样都当过汉奸，他理所当然地推辞了，要李俊臣“另请高明”。
李俊臣看出他的顾虑，赶紧说道：“你来讲，我来记。出什么问题我负责。”好不容易，周一峰答应了。藤田正典的论文译成中文，李俊臣就知道了美国韦慕庭教授在十二年前的研究成果。李俊臣赶紧查找韦慕庭在十二年前编的那本书，一查，北京图书馆里居然有这本书!就像当年陈公博的硕士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冷置”了多年一样，这本英文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在北京图书馆“冷置”了多年，无人注意。于是，韦慕庭的绪言及陈公博的论文，被译成了中文。跟俄文版还原译成的中文稿一对照，两种版本的中共“一大”文件只有翻译上的字句稍有不同，意思完全一致。这清楚表明，英文稿、俄文稿是根据同一中文原稿翻译的。
最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英文稿缺了第十一条，而俄文稿同样缺了第十一条，这表明两种外文稿源于一种中文稿！
中文原稿中为什么会缺第十一条？是起草者把第十一条误编为第十二条，只漏了一个号码，原件内容无遗漏；还是手稿中漏写第十一条？抑或是第十一条争议很大，大会表决时被删去……
这个历史之谜，要等中共“一大”文件中文原稿发现时，才能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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