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海珠区江燕路的一栋旧楼里，81岁的方林正在像教小学生识字一样教导自己41岁的儿子方豪认识几个生僻字。
但让方林有些气恼的是，即便是20 30等于几这样简单的算术题，教了无数遍儿子还是记不住。
方豪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刚刚学习了不到半个小时，他就嚷着要喝水，过了没多久，他又说肚子饿了要吃饭。
“算了吧，今天就这样吧，带他出去爬山吧。”方伯的老伴刘珍（化名）自一旁无奈地摇了摇头说。
听说去爬山，方豪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欢呼雀跃。兴致正浓的方伯有些生气。
他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就知道出去玩，还不好好学算账。将来我们不在了，你一个人怎么生活？”
今年81岁的方伯患癌症晚期，与癌症斗争了3年时间，他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41岁患有智力残疾的儿子。
“只要有人愿意真心实意照顾我儿子，我什么都舍得付出。”方伯说。
每天，方伯都要爬楼梯上下四楼，送儿子到3公里外的工疗站去“上班”，返回的路上顺便把做午饭的菜买了，然后去附近的公园锻炼身体。
到了中午，再去接儿子回家吃饭。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已经持续了8年。“他现在就像小学生每天上学、放学一样。”方伯苦笑着说。
方伯说，自己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智力残疾的儿子
独生子半岁时落下智力残疾
刘珍至今不愿意回忆起儿子发病的那段经历，甚至40年过去了，她还没有弄清楚，儿子怎么就成了智力残疾。
今年72岁的她身材偏旁，头发花白，她是一个典型的家庭主妇，贤惠、隐忍，尽管4年前她自己也经历了脑部肿瘤手术，从死神身边走了一遭，但她挂在嘴边的还是丈夫的癌症病情和智力残疾的儿子何时能识数。
“他出生下来身体就不好，有哮喘病，三岁以前，每个星期都要看病，基本上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半岁的时候得了肺炎，高烧不退，打庆大霉素和卡拉霉素都降不下来。
厂里的医院院长说你赶紧转到外地去治吧。那时和老公两地分居，他在重庆，我在贵州凯里，都是我一个人把孩子带大。”说起儿子成长的经历，她停不下来，说到动情之处，她忍不住有些哽咽。
刘珍老家是重庆人，1968年迁到贵州，1974年认识了方林并登记结婚。
但从那以后，两人却长期过着两地分居的日子。刘珍不止一次打报告要求调往丈夫所在的重庆工作，但都未能遂愿。
1978年10月，方林和刘珍的独生子方豪出生了。但对刘珍来说，这却是一段伤心的记忆。“儿子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开始闹夜，他每天要闹到凌晨5点才睡觉。在他半岁前，我没睡过一个好觉。”
刘珍说，那次高烧后，她将儿子转到贵阳的大医院去检查，医生一看孩子鼻梁发紫，说孩子可能大脑缺氧，要抓紧治疗，但终究还是送去有些晚了，病根落下了。
1981年，方林和刘珍终于结束了劳燕分飞的日子，刘珍如愿来到丈夫所在的单位工作，她以前是一家国企的子弟学校的老师，丈夫的单位没有子弟学校，她只好当起了统计员。
这一年，方豪3岁。刘珍发现孩子有些“不对劲”：其他同龄孩子已经可以说很多话，能说会道，但方豪却看起来格外木讷，只会喊爸爸妈妈，在动作发育方面也比较迟缓，走起路来动作格外慢。
刘珍赶忙把方豪带到重庆的大医院去做检查。一位权威的儿科教授告诉她，孩子可能智力有问题，也就是智力残疾，家长要多教，除此以外也没其他办法。
这个消息对于方林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儿子方豪出生时，他已经40岁，老来得子，他格外兴奋，对这位独子他也饿寄予厚望，没想到儿子却有智力残疾。
方豪生活不能自理，每天“下班” 后就在家看手机
不离不弃的40年
方林退休前是广州一家大型国企的工程师，专门负责机械设计，即便是在20年前，他的工资已经有数千元，一家人生活殷实。
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他就已经是大专生。“那个年代，大专生是相当了不得了。”方林说。他原本希望儿子和他一样，上大学，当科学家。
他常年出差，教育孩子的重任都落在妻子刘珍身上。
“他从小就性格倔强，有一次他想到动物园玩。我跟他说，你会写字才带你去。肚子的肚你要会写才行，我说，月亮的月加上土地的土加在一起就是肚。但他就是学不会，我当时很生气，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连个字都不会写？’”说起儿子小时候的故事，刘珍的眼中却满满都是温情。
1988年，方豪10岁时才在重庆上小学，因为在入学前做面试时总是不合格，几乎没有小学愿意接收他。
两口子后来四处托人才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方豪的特殊学校，在那里，方豪学习了3年。
1991年，随着方林调到广州工作，方豪的小学学习也中断，随后，他又托人，才让方豪在广州市另外一所特殊学校学习了两年。这5年小学教育也是方豪的全部教育生涯。
1993年，15岁方豪找不到地方继续读书，只好由父母带在身边。方林的单位有一个花圃，方豪便跟着园林工人一起帮忙给花草浇水，给园子拔草。
工作之余的方林看到15岁的儿子在楼下汗流浃背地浇花拔草，心中有种说不出的苦涩。
如今回过头来看儿子的病情，方林有说不出的愧疚。“我年轻的时候只顾忙工作，忽视了孩子，我应该多陪陪他。那样，他的病情或许会有好转。”方林双手抱着头说。
1998年，方林和刘珍相继退休。方林得到单位返聘，又工作了十年，直到2008年才退休。刘珍退休后在家一心一意带孩子，对于方豪的病情，她始终没有放弃，她一直相信，儿子有一天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方伯是一位坚强、乐观的父亲。自从得知儿子患有智力残疾，他的生活节奏就彻底改变。
他为儿子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划，并严格执行，儿子每天从工疗站“下班”回到家后，要认识10-15个生字，并且要阅读两端200字以上的短文，并概括出中心思想；然后进行1个小时的数学针对性训练。
“他的智力水平大概也就相当于小学一年级的水平，所以我就把他当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教。”慢慢地，方豪的语言表达能力有所提高，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
方伯说，只要有人愿意照顾儿子，他什么都愿意付出
抗癌3年的八旬父亲
在几年前身体硬朗时，方伯从来没有为儿子的前途发愁过。他经常抱着儿子的肩头说：“放心，我就是你一辈子的依靠。有我来养你。”
他一度想过儿子的病如果能治好，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说不定还能为他成个家。但3年前的癌症诊断，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
2016年，方林小便不畅通，尿不干净，到医院做检查，CT显示是前列腺增生，后来去做病理切片检查，被诊断为前列腺癌。
他先做了一个疗程的放疗，花费了六万元，后来转到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继续治疗，癌细胞的指标才降下来。
今年81岁的方林依然在和癌症做着斗争。方林说，因为第一代抗癌药只能管两年，现在他吃的是第二代抗癌药，但费用更高，每个月都要复诊一次，大概还要花费3千元。
从2016年至今已经花了十多万元。“我命大，阎王爷知道我还有个智力残疾儿子需要照顾，所以不收我。”方林笑着说，作为癌症晚期病人，自己生存了三年，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
医生也告诉他，吃完第二代抗癌药吃什么药，现在还不知道。所以，未来他的病情并不乐观。但如果方伯自己不说，外人很难把眼前这个乐观开朗、目光如炬、笑声不断的老人和癌症晚期病人联系起来。
方伯说，自己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智力残疾的儿子。“可能我的人生时日无多了，每次想起他，我都寝食难安。”方伯说，老伴虽然比他年轻几岁，但她身体也很不好，2015年头部长了个瘤子，做了手术，花了8万元，现在又有高血压，每天一爬楼梯就头晕，要卧床休息。
”将来指望我照顾儿子是不现实的，连我这个70多岁的老太婆都需要人照顾。”一旁的刘珍插话说。
“儿子的托孤问题还没解决，我还不能放心走啊。肩上的担子还不能卸下，我可不能倒下，我现在倒下谁来管他？”方林语调铿锵地说。
如今，虽然得了癌症，但老人格外坚强，每天都坚持6点钟就起来，到公园做运功，每个周末还到广州的各个公园、步行道去爬山、散步。
“只要有人愿意照顾他，我什么都舍得付出”
坐在记者面前的方豪看起来有些紧张，记者问他问题，他也答非所问，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上的机器猫。
方林疼爱地拍拍他的肩膀说：“儿啊，你要自立自强，要尽快学会算数啊。爸爸可能没法陪你到老了，将来只能靠你自己了。”
说完后面一句，方林的眼圈有些发红。但儿子却全然理解不了他在说什么，他也不明白，如果有一天父亲离开，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过去这40年，带着智力残疾的儿子，方伯夫妻俩没少受委屈。每次回忆起这些年的遭遇，刘珍都忍不住落泪。
她告诉记者，有一年寒假她在单位值班，有人上门收废品，被她制止，结果被单位一个人高声辱骂。“他骂的话非常难听，明显是歧视我的孩子有智力残疾。那天晚上，我气得饭都吃不进去，一个人躲在房间哭。”
受委屈还可以忍，老两口最大的心病是，随着他们日渐老去，尤其是方伯患上了癌症晚期，自感时日无多，儿子的托孤问题已迫在眉睫。
方林说，过去30多年间，他几乎跑遍了国内的各大医院，对于这种智力残疾，医院都说没有好的办法，只能由父母中的一方来照顾。如果父母去世，孩子的未来的确很成问题。
倔强的方伯依旧抱着一线希望，期待着儿子能在他有生之年自立自强，能自己独立生活。
除了每天教儿子识字、算数，他还带着儿子一起锻炼身体，磨炼儿子的体魄和意志。
8年前，当方林进入海珠区一个工疗站“工作”时，方伯一度对儿子独立生活重燃信心，但很快，他就放弃了这种念想。
方伯去了工疗站几次后发现，儿子在那里，无非是玩手机游戏、打扫卫生，并没有掌握任何谋生的技能。
因为工疗站是把各种类型的残疾人都混合在一起，比如智力残疾的、肢体残疾的、精神疾病的都在一起。
“我原本指望他在工疗站能学会一门技能，能独立生活，后来看来这不大可能。工疗站应该按照病种来划分，而不是按照区域来划分，这样，不同病种的残疾人都能得到相应的技能提升。”方伯说。
“当将来我和她母亲不在的时候，他也能在社会上生活下去，而不是依赖其他人，当然，这是最好的愿望。”方伯说，但他也坦承，从目前儿子的恢复看，要实现这个愿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方伯和老伴都还有几个兄弟姐妹，方伯不止一次试探性地问过他们的意见，是否愿意在自己身后接受自己智力残疾的儿子，自己愿意将所有的财产都送给对方，但没有哪一家愿意接收这个“包袱”。
“我也理解，不能太为难别人。”方伯叹了口气说。
目前看来，儿子方豪唯一的出路就是住养老院。方林过去也联系了几家养老院，但养老院不仅床位紧张、收费不菲，并且，接收的多数是六七十岁的老人，而儿子方林今年才40岁。
“第一，养老院是否愿意收他是个问题；第二，他还这么年轻，就要过上老年人的生活，每天把自己关在养老院里，我们也有些舍不得。”方伯说。
方伯告诉记者，自己打算在今年签订遗体捐献志愿书，自愿在身后将遗体捐献给中山大学做医学研究。
如果有合适的人和机构愿意在自己身后照顾自己的儿子，自己愿意把所有的积蓄，乃至房产都送给对方。
广州日报全媒体文字、图片记者 肖欢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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