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明代末期，党派倾轧之事愈演愈烈，从阉党与东林党势同水火的生死争斗，再到齐党、浙党、楚党交错其中，整个朝廷内阁三司六部都在空前激烈的党同伐异中相互攻击，从1625年熊廷弼被杀于西市传首九边，到1630年袁崇焕以通敌叛国等十大罪状被凌迟处死，再到1631年孙承宗被弹劾攻击告老还乡，本文将重点解析在辽东战场抗击后金入侵的三位杰出军事统帅如何在内部党争中纷纷悲剧下场的。
一、明代党争简述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朋党之争并不是新鲜事物，汉代的党锢之禁、唐代的牛李党争、宋代王安石司马光的新旧党争等等，历朝历代比比皆是。雄才大略的明太祖朱元璋曾深刻的意识到党争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性，因而特意在《大明律》中明文规定：
“凡在朝官员结交朋党，絮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相互勾结，泄露机密......皆斩，妻子流放三千里。”
可如同朱元璋为了重蹈汉唐太监乱政的覆辙，曾特意铸铁牌置于宫门之中并严令：“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结局如出一辙，这些祖训或律法对于后代帝王并没有起到任何实质性影响。
从万历开始到贯穿整个天启、崇祯乃至南明，党派争斗之势不断升级，从最初的“京察”问题，到“国本之争”，再到“梃击”、“红丸”、“移宫”三大案件，参与党争的官员越来越多，斗争的手段越来越激烈，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只要一方提出一个主张，不管对与不对，其他党派都会极力反对，结果造成任何事情都得不到有效推行，六部尚书被骂的纷纷辞职导致机构空缺停摆、内阁首辅李廷机连写123封辞呈不批的情况下直接罢工跑路了，朝廷运转几近瘫痪，在明末内忧外患的困局中，沉迷于内耗的明帝国在党争中葬送了一个又一个自我救赎的机会。
二、辽东经略熊廷弼被杀案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万历年间（1619年）接替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的杨镐出任辽东经略，当时明帝国在萨尔浒之战后接连丢失开原、铁岭两大军事重镇，失去外围屏障的辽东首府辽阳也危在旦夕，熊廷弼赴任之后迅速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在沈阳外围的清河、抚顺等要地布兵固守，与沈阳城互为犄角建立了一套战略防御体系，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熊廷弼准备大施拳脚的时候，明神宗突然驾崩，明光宗登基，而自古皇位交替正是权力洗牌最激烈的时刻，一次战损不过七百余人的蒲河小战役，被在朝的浙党及阉党群起而攻之，户科给事中姚宗文弹劾熊廷弼刚愎自用导致辽东疆地不断沦失，紧接着御史顾慥又弹劾熊廷弼玩忽职守惧战不出，同时御史冯三元又罗列熊廷弼治辽无能八大罪，在此起彼伏指控弹劾中熊廷弼悲愤请辞并回京接受审查，由并不熟悉辽东事务又不善用兵的东林党人袁应泰接任辽东经略，临阵换帅自古就是兵家大忌，袁应泰上任几个月后，于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后金大军先后攻克沈阳、辽阳，此时辽河以东之地全部沦陷，稍稍安稳的辽东战局又变得急剧恶化。
为了扭转败局，明帝国第二次起用熊廷弼，但是阉党为了防止熊廷弼独揽大权，支持王化贞出任广宁巡抚统辖辽东十五万大军，熊廷弼虽然以兵部尚书领尚方宝剑出任辽东经略，却空有虚职而无兵权，而后台强硬的王化贞虽名义受命熊廷弼，实际上却未服从熊廷弼的指挥，这一安拙劣的安排从也为之后的失败种下了恶果。
熊廷弼与王化贞在如何防守辽西的思想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引发了著名的经抚之争，熊廷弼当时极力主张稳固防守，以广宁为中心沿辽河一带实施防御反击。而王化贞好大喜功一意孤行主张积极进攻收复辽东失地，结果率大军轻敌冒进在西平被努尔哈赤一举击溃，兵败如山倒，不仅没有收复失地反而连广宁重镇都丢失了，已经无险可守的明军被迫全线退守山海关内。
继任的辽东经略王在晋曾言“东事离披，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至于四坏--捐弃全辽，则无局之可布矣!逐步退缩之于山海，此后再无一步可退。"
关外局势已经陷入残局的恶劣情况下，整个朝廷上下却并没有积极谋划对策，而是在追究战后责任的问题上争斗的不可开交，东林党原先主张熊廷弼、王化贞一并处死，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则极力为王化贞无罪开脱，随即东林党为了打击阉党开始为熊廷弼辩护，左都御史杨涟，左佥御史左光斗分别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与三十六斩罪，东林党与阉党在谁该承担辽东溃败的责任问题上开始激烈交锋，最后明熹宗一锤定音选择支持了魏忠贤，东林党也在这次党争惨败，也直接导致辽东三杰之一的熊廷弼判死刑并传首九边，。
从熊廷弼试图力挽狂澜拯救辽东恶局到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因为朝廷内部的党争而陨落，明帝国自毁长城的同时，辽东战局也变得更加恶化，从萨尔浒之战到熊廷弼被杀几年间，明代关外之地几乎尽失。
二、辽东督师孙承宗下台案
孙承宗河北保定人，天启二年（1622年）在王化贞广宁溃败之后，整个山海关外已经基本没有可以布防的战略重镇，在如此严峻的局势下，继任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主张彻底放弃关外之地，重新修筑山海关防御网以死守山海关，因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的下场历历在目，王在晋出于保守思想，固守住山海关虽然无收复功但是也无丧土无罪，如果冒险出兵关外，但凡遭遇失利，难恐不重蹈熊廷弼的覆辙。
蓟辽总督王象乾也曾这样建议王在晋:"得广宁，不能守也，获罪滋大。不如重关设险，卫山海，以卫京师"。
但这一消极的军事举动遭到了督军阎鸣泰与兵备佥事袁崇焕的联名反对并上疏朝廷抗议，时任兵部尚书孙承宗权衡利弊后认同了袁崇焕防线应该设在关外的意见，并同时请任辽东督师，全权负责辽东战场的指挥部署。
孙承宗赴任后，考察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的战略思想，并且全力支持阎鸣泰、袁崇焕把防线推进到山海关以外的军事计划，在几年的时间，迅速的构建了一条宁锦防御线，并且有效的阻挡了后金的几次进攻，辽东战局从溃败之事转为了相持状态。
虽然关外的局势开始出现好转的态势，但是此时京城的朝廷，因为东林党在党争中已经开始全部落入下风，内阁首辅叶向高被迫辞职，六部尚书的职务也纷纷被阉党人员占据，阉党已经开始彻底掌控了对朝廷内阁六部的控制，此时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因为指挥失误，导致了一次柳河之败，一场损失不过四百余人的战斗被朝中阉党抓住把柄，阉党言官轮番弹劾一天数十道参奏，孙承宗自辩不及被迫请辞下台，魏忠贤安排兵部尚书高第出任辽东经略，全面取代孙承宗的工作。
高第到任之后，依照魏忠贤的思想开始全面推翻孙承宗过去的部署，反而与王在晋军事思想不谋而合，开始全面收缩并力，并主张放弃已经构建好的关宁防线，结果就在撤回山海关内的过程中，却遭到了后金军队的追击，被迫遗弃了大量战略物资。
《明史》：“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
从王在晋到孙承宗再到高第辽东经略，明帝国党派内部对于辽东的军事战略不断反复，因为反对而反对的做法，不仅仅在经济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在空间上丧失了极大战略主动。而孙承宗夜以继日几年构建的辽东防务，也因为他的下台被全部推倒，事实上不管出于保守思想死守山海关还是积极主动立防线于关外，始终需要的是一个长久坚持执行的军事计划，而自私自利的党争不仅极大的消耗明帝国的实力，也变相给对手后金方面汲取了极大的便利。
三、蓟辽督师袁崇焕凌迟案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天启六年（1626年）指挥的宁远大捷名动朝野，堪称明帝国与后金开战以来的第一场大胜，天启七年（1627年）明熹宗驾崩，新登基的崇祯皇帝对袁崇焕无比信任，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全权负责关外一切军政。
可是虽然崇祯上台后魏忠贤被赐死，东林党重新主导了朝局，但是党争依旧并未停止，阉党残余势力与其他党派同东林党继续斗的不可开交，而袁崇焕作为东林党力推的平辽人选，自然免不了成为党争的漩涡中心。
由于上任之初袁崇焕曾乐观的对崇祯帝提出五年平辽的保证，虽然辽东局势得到稳固，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并且因为擅自斩杀平辽总兵官毛文龙事件，再加上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大军绕过宁锦防线进入关内围攻北京城，致使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信任起了动摇，但是当时并未对袁崇焕有杀心，而只是停职等候调查，但以温体仁为首的阉党余派为了通过攻击袁崇焕，起到打压东林党重新掌控朝局的目的，以袁崇焕私通皇太极纵后金入关为由大肆攻击，一时间谣言四起，弹劾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最终导致袁崇焕的罪名被层层加码，以至于在崇祯三年（1630年）被凌迟处死，家人被流徙三千里。
谈迁《国榷》:"初，虏势张甚。人心惶骇欲遁。自崇焕坚拒，气始振。""藤县(袁崇焕)之于东陲，亦勋劳多矣!初，经略高第议弃宁前锦右。果如其说，则辽西将非国之有也。赖藤县力持，成宁远之功，士气少奋。"
原本崇祯皇帝因为东林党一党独大之势，已经渐渐产生了不满情绪，再以袁崇焕事件为由，东林党遭受沉重打击，东林党占据的六部以及内阁纷纷让阉党取代，阉党也重新起势。形成了以周延儒、温体仁为首的反东林新内阁，在此时内外交困之际，为了达到个人或者某个团伙的利益，把国家社会的利害弃之不顾，同时也消耗了明帝国最后的国力。
结语
计六奇 :"自辽事者，所用人鲜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者，惟 熊廷弼 、袁崇焕、孙承宗。"
夏允彝 :"自有辽事，所用人，鲜能有胜任者。当时所望成功，惟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为庶几。“
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三人因为曾经治辽攻击突出号称辽东三杰，都是受命于危难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对抑制后金入侵稳定辽东局势，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却都因为朝廷内部党争攻击倾轧，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始终无法全身心投入到平辽抗金事业，每当情况略有好转之时，却因为内耗而导致功败垂成，最终分别落得被杀、被罢、被凌迟的悲剧下场，而辽东局势在日益激烈的内耗中变得无可挽回，彻底走向死局。综上所述党争才是明帝国最真正的掘墓人，最终也埋葬了276年国祚的明帝国。
正如《明光宗本纪》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岂不谅欤。三案争，党祸益炽，可哀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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