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零点整，董宝石在河北邯郸演出，酒吧现场被歌曲《野狼disco》点燃沸腾。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9月15日零点30分，邯郸丛台区的一家酒吧，几百平方米的房间里挤满了人，几乎每个人都举着手机，对着舞台拍照。董宝石出现了，他穿着黑色夹克，头发烫过，钢丝般一根根支在头顶，他将一瓶矿泉水向半空扬起，唱了一首他原创的《年轻的窦唯》。这天，这位正当红的说唱歌手一共唱了三首歌，最后一首是如今红遍网络的《野狼disco》。“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个彩虹，在你胸口上比划个郭富城”，对着台下，董宝石伸出手指画了几个圈，举起双臂示意大家一起唱，台下观众燥起来，没拿手机那只手都伸向半空。
演出结束之后，董宝石走出酒吧，四周响起“老舅”的尖叫声。“老舅”来自于他的一张专辑《你的老舅》，如今，乐迷们都乐于将这个绰号安在这个33岁的东北男人身上，有别样的亲昵。他被安保人员和粉丝围住，像任何一个红到发紫的明星那样，他与粉丝合影，过了一会才离开。未能合影的粉丝仍在后面追赶。外面已经开始飘雨，主办方拉着董宝石让他上一辆白色轿车，董宝石说“等等”，他回过头，拉上粉丝，在雨中拍了一张照片。这一刻，这个一口东北话的男人终于活成了一个宠粉的偶像。
董宝石凭借《野狼disco》火了，即便这并不是新作，但在这个夏天，却显得横空出世。他在《中国新说唱》复活赛里唱起了这首歌，这歌曲显得另类却又亲切，四处押着俗常的韵脚，又抖着意想不到的机灵。歌词里都是北方人儿时的记忆，那些青春期的偶像，为作新词强说愁的矫情，失魂落魄后的倔强和一点点自嘲的勇气。它混搭着港台金曲风，东北喊麦的市侩劲儿和复古迪斯科的强劲节奏，难以说清这歌曲到底是喊麦还是嘻哈，它有一种毫不遮掩的真诚土味，以至于没人非要去苛刻地区分这音乐的类型。所以，它引发了竞相模仿，从短视频平台一众民间主播到罗志祥、陈赫、王祖蓝这样的明星都被这节奏折服。
而在此之前，这世上没有谁听说过老舅董宝石。
长春往事
9月14日晚上7点，距离演出开始还有五个小时。邯郸市政府对面的一家私人会所，主办方安排董宝石吃饭，菜有王八炖鸡，主食是小米炖辽参。董宝石晚上要唱歌，主办方劝他少喝点，但他还是至少喝了三瓶啤酒。主办方的人夸董宝石，“真喜欢兄弟这性格。”董宝石抽着烟，拿起酒杯说，“全国各地走一圈，演出是一方面，再就是结识各位英雄豪杰，见见各路大哥。”
显然，这个刚刚成名的东北嘻哈歌手很适应这种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他对于1990年代东北的记忆，便也是以这样的情景开头。
董宝石1986年出生于长春，10岁左右时，父亲就带他出入夜总会，见穿皮夹克、拿着大哥大的生意人。大人们喝酒、点歌、打赏，他在一旁喝饮料。他的记忆中，那时父亲和父亲身边的生意人，都很年轻，面对未来，有无限可能，“他们一会儿说要进军建材界，一会儿又说了个别的什么生意，觉得自己干啥都能发财。”他如今这样回忆。
董宝石的父母在邓小平南巡后的第二年，开始做起调料生意，赚了不少钱。1997年，董宝石的家搬进了商品房，屋里有老板椅和大班台。但一切很快急转直下，伴随90年代后期东北大规模下岗潮的来临，他驰骋生意场的父亲也开始接连遭遇失败，各式各样的生意都开始赔钱，“我父亲开始变成一个郁郁寡欢的人”，董宝石说，那时他在上高中，回到家，屋里拉着窗帘，光线很暗，满屋浓烈的烟味，父亲躺在床上睡觉，床头柜烟灰缸里堆满烟头。这让年幼的董宝石感到压抑，他对自己说，“一辈子也不想活成这样”。
那也正是董宝石最叛逆的阶段。“母亲严厉的管教、沉闷的家庭气氛、贫穷的家庭状况，你觉得这一切都是狗屎。生活除了跟朋友在一起，得不到快乐，逃课也好，出去玩也好，是怎么的都好，反正比好好的（上学）强。”董宝石回忆。
所以，说唱成为了一种逃离和拯救的途径，让他得以从烦闷的灰色现实中逃逸。同学打游戏，他戴着耳机，听说唱组合“隐藏”乐队的歌曲。说唱、街舞、涂鸦、DJ这一系列街头文化彻底打动了他。有时，夜里12点，董宝石也会几个玩说唱的朋友，躲着警察，在长春的桂林路酒吧街涂鸦。他也开始读王朔、王小波和海子。如今，他的双臂上，一只文有海子的诗“我有三次幸福：诗歌、王位、太阳”，另一只手臂，文着梵高的画。
董宝石爱上说唱的那一年是2003年。日后来看，这是说唱第一次接近主流的一刻。“隐藏”乐队的王波，在说唱圈类似于崔健在摇滚圈的地位。彼时，“隐藏”已经在北京成立三年，刚出版首张专辑《为人民服务》，参加了当年的主流音乐颁奖盛典，与梁静茹、五月天同台。噔哚、D-evil、乱战门等全国各地的说唱组合也陆续成立。
也是这一年，一首名为《大学生自习室》的嘻哈风格的歌曲在网络走红。只不过，对于那些受美国正典嘻哈影响的中国说唱圈，并不认为这是一首真正的说唱歌曲。这种圈外、圈内对一首歌判断的分歧，直到多年后《中国有嘻哈》节目出现时，亦时常闪现。
那时，董宝石听“隐藏”最多，一直想写歌，但觉得门槛很高。直到他听到《大学生自习室》，觉得这个简单，自己也能写。于是，他拉着隔壁班的同学莲花，组建起说唱组合“禅”。高三那年，两人分到一班，常坐在教室后排，在课上偷偷写歌曲，互相点评。后来，董宝石和莲花在说唱类BBS上，结识了长春的几位说唱爱好者，业余时间，他们一起玩说唱，去录音棚录歌。
董宝石的第一次演出，是在篮球品牌AND1的活动上。演出前，两人特意为这个品牌写了一首歌。演出时，莲花觉得现场实在太蠢，没上台。董宝石自己上台唱了一首歌，主办方给了他一条发带作为报酬。
时间就这样被混过去，直到必须面对高考。董宝石觉得自己“天生就该搞艺术”，但他不会乐器，所以打算选择播音主持方向参加艺考。母亲没同意。经历过家庭经济的波峰浪谷，也目睹过大规模的国企下岗潮，这个长春主妇仍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进体制内找个铁饭碗，实在不行就去当兵。
两人僵持不下，母亲带他去了吉林艺术学院一位指导老师家。指导老师先是让董宝石读了一段文章，然后他看见母亲向指导老师使了一个眼色。之后，指导老师告诉他，你不适合这行。董宝石没再争取。如今回头去看，一切都在证明董宝石是个普通人，一直都是，爱好一点文艺，但又绝对没有为之死磕的决绝，但要他彻底放弃心爱的音乐，一头扎进世俗生活，他又为之不甘。多年之后，他一直挣扎于现实和梦想之间。直到遇到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让他意外爆红的机会。
说唱圈边缘人
（董宝石。摄影/本刊记者 董洁旭）
2019年9月中旬的这场演出，只不过是董宝石诸多商演中的一站，邯郸是个小城市，条件有限，主办方给他安排了一家三星级酒店，但是个套房。他斜躺在椅子上，面容疲倦，眼睛里有血丝，但还是用一种北方人特有的热情，招呼记者，“来来，吃果盘，都别客气，抽烟不？”《野狼disco》的爆红引来了无数邀约，他有些应接不暇，有时，夜里会醒来看手机是否有新的消息，放下手机，就睡不着了。前一天大连演出后，他只睡了3个小时。日程表里，演出已经排到11月。
他得抓紧机会赚钱，这没什么可避讳的，毕竟，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里，这个喜欢嘻哈的男人从未能依靠音乐养活自己。这是他扬眉吐气的时刻。事实上，在2017年《中国有嘻哈》出现之前，国内绝大多数说唱歌手的生存状况都很惨淡。
当年，在艺考的方向被堵死之后，董宝石选择了西安一所民办高校，在大学里，他没能按照母亲的期望好好读书，为找个铁饭碗做准备，而是将几乎所有时间，都用来做说唱音乐。彼时，Mai是西安另一所大学的学生，在网上发了一些自己的说唱作品。董宝石听了这些歌，找到他结识，两人和几个做说唱的朋友，组建了说唱团体X.A.E.R——西安说唱精英部队。Mai记得，那时董宝石做的音乐很“狂”，“听他的歌，会感觉他很凶，很强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2005年假期，董宝石和莲花的“禅”、huan和noodle的“钻石公园”，fly in dog的“光舞”，组成了“吾人族”说唱团体。莲花记得，那会儿，他们有时会和一些摇滚乐队在酒吧做拼盘演出。董宝石在，放假回来，他会参与“吾人族”的创作和演出，但这些演出都没有收入。
整个大学期间，董宝石同时在“吾人族”和“X.A.E.R”两个团体玩说唱。两者音乐风格不同。前者偏独立音乐，后者更偏流行。很多说唱歌手有很强的地下情结，对流行、上综艺节目的行为嗤之以鼻。但那个曾经觉得自己“天生就是搞艺术的”的董宝石，在大学里已经认定，变得流行是自己应该走的方向，“我地下情结一点都不重，为什么？活不起。我不是中产阶级家庭，命运不允许我做艺术家，赚钱一直是我心里很重要的一部分。”董宝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8年，“吾人族”和其他几个说唱团体，受邀参加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天天向上》，董宝石按照节目组要求唱了一首歌颂家乡的、没有任何棱角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实际上，这是很多说唱歌手至今仍然面临的尴尬，走到地上，会失去说唱最重要的尖锐特质，留在地下，就永远没法真正大红大紫。
大学毕业那年，董宝石很迷茫。“我自己唯一确定的是我对说唱感兴趣，但它没有市场。我对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也一窍不通。”他在西安晃荡了一阵，回到长春。即便明明知道没有市场，他还是和“吾人族”的几个朋友，成立了音乐厂牌“吾人文化”，打算出张专辑试一试。于是，他们制作了首张专辑《吾人归来》，找电台的朋友播放，发在网络音乐平台，也将一些唱片放在长春的音像店寄卖。但收入寥寥。
养家糊口的需求是迫切的，即便是说唱歌手。所以，董宝石也得考公务员，当然考不上，不但考不上还被说唱圈的朋友嘲笑了一番。这成为董宝石前半生挣扎的某种隐喻，一直在稳定生活和街头自由之间辗转反侧。最终，他去了一家商场当主管，月薪3400元。“吾人族”的其他成员，也都选择了更实际的工作，有人去电视台，有人去了高速公路管理局，有人开起了街舞工作室。
嘻哈成为了一段青春记忆和业余爱好，董宝石开始接纳命运的惯性，娶妻生子。2014年，董宝石的儿子出生。但儿子身体不好，妻子是成都人，为了给孩子看病，他和妻子举家迁往成都。
来到成都，董宝石已经年近三十，没有赖以谋生的技能，找工作并不容易。他卖过水龙头，也干过手机批发和优步司机，工作一直不稳定。业余时间他一直在做音乐。只不过，与在东北不同，身边没有了可以一起玩说唱的朋友。他尝试联系四川本地的说唱歌手，没人理他。
其实，川渝说唱一直是中国地下说唱圈的重要力量。彼时，一些川渝的年轻说唱歌手正在崛起。相比董宝石这一代说唱歌手，他们更轻盈、时尚，视野更广，也更专业。其中，成都说唱会馆的谢帝凭一首《老子明天不上班》，进入《中国好歌曲》全国四强，成为彼时为数不多走进主流视野的说唱歌手。
董宝石没地方录音，只能将每年写的几首歌攒在一起，一年集中找地方录一次音。演出的机会更是极其稀少。有一年，有个音乐节邀请“吾人族”去唱歌，赶上演出在西安，董宝石当年的搭档莲花记得，在酒店里，董宝石告诉他，自己在写诗，还劝他说哪怕不做说唱了，也要写东西，要表达，不然会内耗掉。
彼时，在世纪之初发源于三四线城市迪厅的喊麦，正悄悄于互联网重新萌芽。2014年11月，一个曾经卖炸串为生的东北年轻人李天佑，成为YY平台的网络主播，几年之后，他成为被数以千万计粉丝簇拥的喊麦之王。
喊麦，类似一种中国本土的低配版说唱，主播大多来自东北。它与说唱的核心同样是饶舌与押韵，但曲调类似数来宝，内容呈现的是底层青年的精神世界和某种意淫：抱怨社会不公、女人爱钱、兄弟背叛，或用古风词句描述对帝王将相和佳丽美人的无尽想象。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尴尬的艺术。在知识分子的话语系统中，它备受嘲讽，在官方的定位里，它需要打压，而在民间，却广为流传。相较于音律和歌词都更复杂、高级的嘻哈，这种本土说唱却让一批表演者发家致富。嘻哈与喊麦之间一直关系尴尬，处于鄙视链的两端且壁垒厚重，但董宝石在某种程度上说，冲破了二者的结界。
《野狼disco》火了之后，有人以为董宝石也是喊麦的主播，甚至将他称为“快手说唱之父”，毕竟，那首歌的曲风和歌词实在太像喊麦。其实，董宝石并不热衷于直播和喊麦。他尝试过，却一直提不起兴趣，“我拉不下脸，不知道咋说咋跟人交流。”董宝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成为“老舅”
2019年9月14日邯郸的演出开始前，在化妆间，主办方安排董宝石给一堆鸭舌帽、毛巾签名，签字笔写上去有点浅，他发愁怎么写得更清楚点。这时，他的一位朋友走进化妆间见他，说“你看着特累啊”。“能不累么，累得跟王八犊子似的。”董宝石说。他依靠东北文化的特征成名，如今也没想过要掩藏那些东北人的特征，他的言辞、举止都能让人轻易猜出籍贯。化妆间里，不断有酒吧工作人员进来求合影。每个要求，董宝石都很配合，对镜头摆出那种嘴唇嘟起来上扬的表情。
他是这间酒吧化妆室里的主角，被热情招待。但在2017年，他在《中国有嘻哈》化妆室的经历，却让他很受伤害，某种程度上说，是那一次的刺激，让这个一直在安稳生活和个人梦想之间摇摆的男人做出了一次大胆的选择。
《中国有嘻哈》开始筹备那会儿，董宝石正在给一个老板当司机，作息时间依老板，常常凌晨三四点回家。节目组找到他时，节目名字还叫《下一个偶像》，原定导师是喊麦天王MC天佑、李宇春和凤凰传奇。董宝石不知道这是嘻哈节目，没参加。后来，节目更名为《中国有嘻哈》，他去报名，但为时已晚。
随着节目热播，一批年轻的说唱歌手获得了巨大的流量和商业价值。董宝石知道浪潮来了，说唱终于也可以赚钱，却心情沮丧。“对自己的一种怨恨，对整个时代的不满。浪来了，我没参与上的那种感觉。”董宝石回忆。
他家庭的经济情况开始稳定下来，他的妻子知道丈夫一直以来的苦闷，支持他全职做音乐试一试，妻子对他说，“你就全职做音乐，这样你心情会好一些，你心情好，家庭也没矛盾，我们看你也高高兴兴的，你还能多陪着我们，不挺好嘛。”但他自己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直到总决赛那天，董宝石作为100名rapper之一，参加了该节目的总决赛的投票。投票那天，这些歌手都待在一个化妆间，彼此打招呼，但没人和董宝石打招呼，因为这个圈子，没人认识他。离开现场，他心里难受。回到成都，他决定辞职赌一把，期望能在下一季的综艺里出人头地。
全职做音乐之后，没有收入，他时常焦虑、沮丧。他待在成都家里写歌。有时白天睡得昏天暗地，醒来已是傍晚，窗帘拉着，屋里面是烟味。他想起高中时自己父亲的模样，他曾发誓绝不活成这样，如今自己却成了父亲的复刻。
有天夜里，他不太开心，打开一个音乐App，见到上面推荐了一个“蒸汽波歌单”，听了几首，感到一丝安慰，他想自己似乎可以尝试做一些蒸汽波音乐。“我在hip-hop圈子已经被边缘化了，对吧？我何必在这力争上游，我也不需要别人怎么界定，他说我是说唱、喊麦、蒸汽波都行，我已经不在乎了。”董宝石说。
蒸汽波是Vaporwave的译名，它是一种艺术运动延伸出的音乐形式，大致类似于一种复古舞曲，拼贴的怀旧元素，给人一种“纸醉金迷”的颓废感。这种音乐曾经在日本被发扬光大，这或许与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人们对现实感到幻灭，怀念日本经济腾飞的荣光有很大的心理关联。而东北在经历过衰落之后，东北人体味到幻灭比日本只深不浅。人们对于当年梦幻般生活的记忆完全可以被这样的复古音乐激活。董宝石似乎突然找到了一条别样通路，嫁接起个人热爱的嘻哈、能让大家跟着舞动的舞曲以及他自小生活之地的本土文化记忆。
辞职创作这段时间，董宝石专门研究了《中国有嘻哈》。他见到其中能火的歌手，都一定有一个“人设”。
一次，有一个说唱歌手在微博给他发私信，说想和他学说唱，叫他“老铁”。董宝石问对方年龄，对方答“高一”。董宝石回，“叫啥老铁啊，我都能当你老舅了。”他突然意识到，“老舅”是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人设”。“老舅是家里年纪最小的舅舅，他关心你，保护你，不会伤害你。”这个称呼混杂着东北特有的热络以及一种有一点嘲讽性的戏谑，介乎于长辈和朋友。多数说唱歌手选择的人设都有一种虚张声势的凶狠，再不济也是酷和时尚，已经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属于说唱圈的董宝石，却选择了这个北方土味浓厚的称呼，并用“老舅”这个人设奇迹般地将他的过往经历勾连在了一起，幻化成作品。
董宝石的第一首蒸汽波歌曲《你的老舅》应运而生。他将自己在90年代的东北记忆和如今的互联网元素拼贴其中。歌词中，既有90年代的“BB机”“嗦了蜜”“滑旱冰”，也有如今的“共享单车”、潮牌“supreme”和土味情话“把你的名字写在烟上然后吸进肺里”。
他开始像一个导演，为“老舅”设计行动、编织故事。“老舅能带你干啥？东北老舅就带你蹦迪，亲切又好玩”。董宝石说，于是，有了《老舅社会摇》这首歌。而在《同学聚会》中，则混杂了更多他自己的真实落寞。歌曲中，“同学马老三”问“老舅”在做什么生意？他说，“写点饶舌小歌曲”，得到的回应是，“这么大个年纪，你咋还在跳霹雳”。这一切让董宝石的歌充满画面感。这几首作品共同塑造出了一种典型的东北人格，一个苦闷的、失败的东北男人，一直用吹嘘、自嘲和玩笑消解痛苦。近几年来，东北成为了社交媒体中的热门话题，那里的文化特质和东北人的性格特征都成为了一个个有趣的“梗”，电视剧《马大帅》中的范德彪，快手里一个个老铁、老妹儿，班宇、双雪涛的小说中，那些生活和尊严被时代碾碎，内心惶惑，硬撑着活下去的下岗工人，像接力一样传递印证着人们对于东北的想象。而现在，董宝石把接力棒拿到了自己手上。
2018年，蒸汽波音乐团体“霓虹未来协会”找到他做演出。蒸汽波的演出大多在酒吧，底下的观众会跟着音乐跳舞。董宝石为了能适应这样的环境，开始创作一些能让观众“听了动起来”的歌曲，然后，他就写出了《野狼disco》。
第二年，他站上了《中国新说唱》的舞台，用浓重的东北口音对DJ说，“大妹子，Put my beat on my big fire bed——把俺的节奏放在俺的大火炕上”，随后唱起《野狼disco》，“你跟我左手画个龙，右手画个彩虹，在你胸口上再比划个郭富城”。台下的荧光棒舞成一片，评委邓紫棋也跟着用手比划起画龙的动作。从此，这首歌流窜进所有社交媒体和传统电台。董宝石火了，有人依旧叫他老铁，但更多的人开始叫他老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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