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济远与唐际远，仅中间一字同音（皆读jì）异字，不料，有人“考证”得出二者是不同时代的两个人？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请细看本文揭示。
2016年12月印行的贵州瓮安自称“济远支”的《唐氏族谱》（主编唐如礼，下文简称：如礼谱）78页第五节《两个不同时代的“唐济远”和“唐际远”是两个人》一文，认为贵州瓮安黄旗堡民国元年（1912）经单簿（孝士唐学珍，下文简称民国学珍簿）里记载的“唐济远”并非务川“唐际远”，二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这一简单的问题为何需要浓墨重彩去考证？因为这关系着瓮安唐氏黄旗堡（今名黄金堡）支祖源问题，即始祖是否为唐济远这一关键话题。“五世祖”唐国柱（按民国学珍簿，以“唐济远”为一世）是瓮安黄金堡始迁祖，出生年代为康熙十六年（1677年），而历史上唐际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乡试中举，此时唐国柱刚好40岁，如果“济远”与“际远”为同一人的话，即五世祖唐国柱与一世祖“唐济远”（按民国学珍簿“唐济远”为黄金堡本房一世祖）为同时期人氏，甚至有可能唐国柱比“唐际远”早出生。
（上图 瓮安黄金堡民国学珍簿关于唐济远等人的记载）
查2006年《务川旧志汇编·南园纪事》，一篇申静庵（字养元）撰写《务川北门唐姓祠堂序文》记载了“唐济远”：迁婺（笔者注：务川）之始祖，则为有明之千总祚公焉。祚公者，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人也，以军出襄行阵，奉命平夷，遂家于此。尽有北门沿河一带之地，子孙繁衍盛极一时。长房迁居遵义洗马滩，组绶磊落，时有无唐不为官之谣。吾族世聚于斯，亦冠裳世续，有若赠中宪大夫之抡贤公者，有若守南昌之时臣公者，有若宰西蜀荆湖之济远公兄弟者，姑弗细述。
如礼谱据此得出：历史上唐济远（三点水济）是真实存在的，且为务川一世祖唐祚的后裔。我们看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二、方志史料关于“唐际远”的记载查道光廿一年（1841）《思南府续志》，关于“唐际远”记载如下：唐际远，中式第十六名，官河南太康县、四川崇宁县知县，均有政声。
（左上 道光廿一年《思南府续志》影印本记载的唐际远，右上 1991年为点校本载于273页）
同样在2006年《务川旧志汇编·南园纪事》，关于“唐际远”记载如下：唐际远 横担水人，乾隆（编者笔误，实为康熙，据《南园纪事》原书及《务川历史古籍文献资料辑录》2010年版112页校正）丁酉（1717）中式第十六名，历官河南大康，四川崇宁县，均有政声。
（上图《务川历史古籍文献资料辑录》112页记载）
如礼谱中特别提醒读者：“唐际远（双包耳际），史志上不存在四川长寿县的知县之类的记载。”且“2006年《务川旧志汇编·南园纪事》，在同一本县志里记载了“唐济远”（三点水济）与“唐际远”（双包耳际）是两个人名，有力的证明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
那么，证明了吗？假设瓮安黄金堡民国学珍簿记载无误，今如礼谱通过其子孙的年代向上推算，20年一代人计算，“唐济远”（三点水济）出生于明万历廿八年（1600）前后，认为他担任四川长寿县正堂的时间是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至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1662）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如礼谱据此得出结论，瓮安一世祖“唐济远”（三点水济）属于务川唐祚后裔，而“唐际远”（双包耳际）与瓮安唐氏一支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都曾在四川做过官，但这两个人身处不同年代，“唐济远”（三点水济）出生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前后，而“唐际远”（双包耳际）出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左右，这一结论可靠吗？
三、“唐济远”与“唐际远”是同一人１、明清档案史料直接证明两者是一人
如礼谱在80页第4段称《我族一世祖是“三点水济”唐济远》中提到“在任何一本古县志里均无法找到“唐济远，特授四川长寿正堂”的佐证。”，其实不是他找不到，而是不愿意面对现实。查阅明清档案，四川巡抚硕色（后任两广总督）于乾隆初年给皇帝的奏报，整理出如下与“唐济远”相关的记载：乾隆二年（1737）六月十八日，原任重庆府属长寿县参革知县；乾隆四年（1739）六月十九日，定远县试用知县；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二十六日，石泉县后补知县；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十六日，成都府崇宁县试用知县。
（上图 明清档案硕色奏报唐济远任四川长寿、定远、石泉、崇宁知县的原始记录）
（上图 硕色奏报第一条题名“四川巡抚为参革县官挪移公款抵补全完请准开复事”原文）
奏报中提到的“唐济远”（三点水济）为官年代在“乾隆初年”，且当过“成都府崇宁县试用知县”，这与《思南府续志》和《务川旧志汇编·南园纪事》里面关于“唐际远”（双包耳际），所提到的年代“康熙五十六年（1717）乡试中式”和为官经历“四川崇宁知县”完全吻合，且提到“原任重庆府属长寿县参革知县”。
此乃“唐济远”（三点水济）与“唐际远”（双包耳际）是同一个人强有力的铁证，所谓二者为两个人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
２、钦定乾隆《贵州通志》、民国《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证明唐济远仅此一人
在清乾隆六年（1741）刻本，鄂尔泰主修的《贵州通志》卷之二十七，国朝选举一篇中，清晰明白地记载：康熙丁酉科 唐济远，务川人，试用知县。查阅乾隆《贵州通志》中从宋朝到乾隆时期的贵州历史人物，有且仅有一个唐济远，就是康熙丁酉科中举的人，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的这位，记载姓名为“唐济远”，官职为“试用知县”。《务川旧志汇编·南园纪事》和《思南府续志》记为“唐际远”，将“济”写作同音字“际”，实指一人，不幸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玩起了文字游戏，编造出同一时期两个“唐济（际）远”的谎言，以此欺骗族人，隐瞒真相。此珍贵的记录再次证明，历史上唐济远只有一人，无可置疑。
（上图 乾隆《贵州通志》关于唐济远的原始记录）
再查民国《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2008年 点校本）一书，本书收录了贵州明朝初年至清朝末年旧式学校教育、学校选举的历史资料，在325页，记载：五十六年丁酉（公元1717） 唐济远 务川籍，四川崇宁知县。除了这位唐济远，书中找不到其他“唐济远”或“唐际远”的记载，我们可以确认，贵州历史上唐济远有且仅有一人，唐“际”远只是同名异记而已。
（上图 民国《贵州通志·学校选举志》关于唐济远任崇宁县知县的记载）
３、唐济远担任长寿知县确有记载
既是同一个人，但为何2006年《务川旧志汇编》，在同一本县志里记载了“唐济远”（三点水济）与“唐际远”（双包耳际）两个人名，且“唐际远”（双包耳际），没有四川长寿县知县之类的记载。
《务川旧志汇编》是务川县志办于2006年点校编印的，包含《婺川县备志》、《都濡备乘》、《南园纪事》三本史料，在清朝申绍伯编辑、申伯符增订的《南园纪事》，“唐际远”（双包耳际）的记载出现在“人物”系列中，是引用的《思南府志》的相关记载，本来原书就记“唐际远”，而“济远”（三点水济）的记载则出现在“文苑”系列中，是全文引用的申静庵（字养元，邑庠生）代作的北门唐姓祠堂序文，两者出处不一，因此记载不一，“济”与“际”乃别字同音，无论是县志还是族谱，混淆二者，造成误写，这一现象再正常不过，所谓“有力的证明了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的草率结论，不知从何谈起。
如礼谱在80页第4段 《我族一世祖是“三点水济”唐济远》中提到：在任何一本古县志里均无法找到“唐济远，特授四川长寿正堂”的佐证，很有可能是因为“三点水济”唐济远担任四川长寿正堂是明末清初的兵荒马乱年代，具体真相如何，还需假以时日寻找更多证据确认。即1644-1662年，四川长寿最早的县志是康熙53年（即1714年）《长寿县志》，无法收录，也无法查验的1644-1662年岁月的历史。
如礼谱原本想以此说明，一世祖“唐济远”（三点水济），在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元年（1662）之间担任过长寿知县，但却在长寿县志里查不到的原因，哪知弄巧成拙，反到坐实了历史上在长寿任知县的“唐济（际）远”原本就是一个人，即在乾隆初年。
康熙五十三年（1714）《长寿县志》怎么可能无法收录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元年（1662）的历史（注意：时限仅18年），查阅这段时期的知县名单，并无“唐济远”的任何记载。历史上真实的“唐济（际）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乡试中举，奏报称“乾隆二年（1737）6月18日，原任重庆府属长寿县参革知县”，说明乾隆二年时，唐济远已离职长寿，他担任四川长寿县知县的年代，即在乾隆初，这一时代晚于《长寿县志》的编写年代康熙五十三年（1714），因此“唐济（际）远”在这本长寿县志里查不到是必然的。反之，按如礼谱所言，唐济远作为唐国柱高祖当生于1600年前后，至1644-1662年为长寿知县，康熙五十三年（1714）《长寿县志》必然记载，因其他知县皆有，无载，只能证明1600年出生的唐济远根本不存在。
那么在民国卅三年（1944）由卢起勋修，刘君锡等纂的《长寿县志》中，又是否有“唐济远”的相关记载呢。查阅民国三十三年《长寿县志》卷五“知县”，有两点特别值得说明：第一是明末清初这段时期，历代知县从姓名到生平，均历历可考，但无“唐济远”，再次证明唐济远不可能在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元年（1662）担任过长寿知县，这狠狠的抽了如礼谱的一记耳光。第二是雍正末乾隆初这段时期，《长寿县志》特别注明这么一句话“按雍正十年以后，乾隆十一年以前，无稽”（原文如此）。而且不仅仅是知县没有记载，再如“教谕”等官职，也是特别注明“雍正前后无考”，一方面说明这一时期在民国《长寿县修志》编修时史料缺失，另一方面，唐济远任长寿知县时间不长，或其它原因，故而略去。由此可见，唐济远如果担任过长寿知县，必定就在这段特殊时期，而所谓“无稽”，对唐济远而言，应该是修志时未查阅到硕色奏报档案，不得不说这是民国卅三年（1944）《长寿县志》编修者的阙漏。
（上图 民国三十三年（1944）《长寿县志》明末清初长寿知县记载）
关于长寿知县的记载，四川巡抚“硕色”于乾隆初年奏报的档案中，原文记载为：乾隆二年六月十八日，揭报原任重庆府属长寿县参革知县唐济远于长寿县任内采买积贮谷将剩余谷价那移建仓事属因公其那用银两已经建造仓廒与原贮库银俱交接任之员收贮报销请准开复。
什么是“参革知县”，即被参奏弹劾而遭革职的知县，因何事被革职呢，后文有说明：“任内采买积贮谷，将剩余谷价那（注：挪）移建仓，事属因公，其那用银两，已经建造仓廒，与原贮库银，俱交接任之员”。这段史料说明，唐济远在长寿知县任上，最后是以被革职的方式谢幕。
４、唐济远的为官仕途考证
查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清王梦庚修、寇宗撰《重庆府志》，关于定远县知县记载：唐济远 里居无考，乾隆二年任。
（上图 《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编》点校本）
（上图 道光癸卯年（1843）《重庆府志》关于定远县知县唐济远的原始记录）
四川巡抚“硕色”于乾隆初年奏报的档案中，关于唐济远有如下记载：乾隆五年（1740）十一月二十六日，题报龙安府属石泉县知县林腾云，因染患寒病，于本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任病故，所遗石泉县员缺，请以后补知县唐济远属理。
查清道光十三年（1834）赵德林等修、张沆等纂《石泉县志》，没有唐济远担任知县的记载。林腾云乾隆三年任，接下来就是刘世佐乾隆八年任。而林腾云于乾隆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已病故。因此，在乾隆五年九月到乾隆八年间，唐济远曾以后补知县的名义，短时间任职过，只是未正式担任，因此县志未录。
（上图 道光十三年（1834）《石泉县志》关于石泉县知县的原始记录）
查2001年《冕宁文史资料选辑》，关于冕宁县知县记载：唐济远 （编者注：唐济远上一任乾隆五年授，下一任乾隆七年三月授）。
（图 2001年《冕宁文史资料选辑》关于冕宁县知县唐济远的原始记录）
查清嘉庆廿一年（1816）刘坛纂修的《崇宁县志》，记载：唐济远 贵州（笔者注：当漏 “思”字）南府人，由举人，乾隆八年二月署。
四川巡抚硕色于乾隆初年奏报的档案中，关于唐济远有如下记载：乾隆七年（1742）6月16日，揭为灌县知县胡南藩，父丧例应丁忧回籍守制，所遗员缺，由成都府崇宁县知县陈世润调补，所遗崇宁县员缺，以试用知县唐济远题署。
（上图 嘉庆廿一年（1816）《崇宁县志》关于崇宁县知县唐济远的原始记录）
2017年5月，与唐济远同宗的务川人唐翰森考查家史时在凤冈与务川交界处的老磨山发现一座清朝石碑，正文“唐公□□之墓”部分风化，落款清晰可辨：“雍正七年己酉岁仲春吉旦，举人候选知县唐济远撰”。可知，这是唐济远奉人之请为该碑题写了碑文，时间是农历1729年2月1日，注意，是唐“济”远，不是唐际远。
结合目前查实的史料，考证“唐济远”为官仕途，大致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乡试中举，居务川待选，雍正八年之后，任河南太康县（今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知县，再调迁四川，先后担任四川长寿县（今重庆市长寿区，乾隆二年前任）知县革职—→四川定远县（今四川省广安市武胜县，乾隆二年到乾隆四年任）试用知县—→四川石泉县（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约乾隆五年任）后补知县—→四川冕宁县（今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约乾隆五年到乾隆七年间任）知县—→四川崇宁县（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乾隆八年二月到乾隆十一年任）知县等。
古代为官的贬谪、升迁或调动，方志史书里关于“唐际远”（双包耳际）为官经历，未必皆面面俱到，仅择要简明阐述之，没有四川长寿县的知县的记载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思南续志仅记载太康、崇宁，太康是最初任职，而崇宁是最后任职，或是任职时间较长，而政绩较好（是书载“均有政声”），而长寿县志不载，或是染罪之故（见硕色奏报），而其它县志未载，因是作为试用知县并非正式知县，故而不载（硕色奏报与乾隆贵州通志皆有“候补知县”、“试用知县”的记载），完全不能说明他没有担任过这一职位，相关史料刚好记录了这一点。
四、所谓的“唐际远”不是唐安珠十四世孙如礼谱为了证明“唐济远”（三点水济）与“唐际远”（双包耳际）是两个人，可谓煞费苦心，还煞有介事地帮“唐际远”（双包耳际）寻到了“真正的”祖宗，在族谱79页第2段《“双包耳际”的唐际远与我族没有关系》中，原文如此记载：在务川县涪洋镇当阳村唐家院子，当时接待我们理事会的当地某一支唐氏宗亲，拿出了一本于1996年出版的《唐氏族谱》，该族谱记载一世祖唐安珠的十四世孙，全部是“远”字辈，取名为“唐X远”。如唐安珠的第十四孙长房：唐渐远（1689-1772）、唐明远（1691-1782）、唐涞远（1698-1789）、唐庆远（1702-1787）、唐潚远（1708-1772）、唐泰远（1710-1750）、唐深远、唐柔远、唐安远、唐文远（1726-？，1769年任宁波知府）、唐应远、唐宗远、唐华远（1711-1796）、唐仁远；唐安珠的第十四孙二房：唐滈远、唐湖远、唐涛远、唐潮远、唐能远、唐洺远、唐江远、唐汪远、唐澔远、唐瀚远、唐涟远、唐法远、唐元吉、唐清远、唐溢远、唐氵运远、唐衍远、唐攸远、唐澍远、唐涵远、唐藩远、唐泉远、唐泉龙（1700-？）、唐溥远、唐泳远；唐安珠的第十四孙三房：唐X世，其中有一人名叫唐济世（后裔名字中字辈：济克美永天清朝泽）。
从上述信息可以知道，从名字的分析和所处的年代来分析，“双包耳际”唐际远，很有可能就是唐安珠的第十四世孙。充分说明“双包耳际”唐际远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记载的官场轨迹来看，与我族没有任何关系。
在唐安珠的后裔信息中，没有找到“三点水济”唐济远，也没有找到双包耳际”唐际远，（找到唐安珠第十二世孙唐际中）。请注意，我族一世祖唐济远（三点水济），与唐安珠没有任何关系。首先介绍下这支唐氏的概况，以唐安珠为第一世，字辈如下：
在贵州瓮安黄金堡民国学珍簿谱序中八房中提到“有一房由此处分支湄潭县所属地双鹅屯”，湄潭双鹅屯，即今湄潭县马山镇双龙村双鹅屯，属于唐安珠的后裔。既然一世祖唐济远（三点水济），与唐安珠没有任何关系，但为何“双鹅屯”会出现在瓮安的老谱中，只能说明瓮安老谱序言是抄袭的。
“唐际远”（双包耳际）属于务川名人，如此显赫的人物，如果真如“如礼谱”所言，属于安珠公第十四孙的话，怎么可能不出现在其族谱里流传百世、光宗耀祖呢？如礼谱根据唐安珠的十四世孙全部是“远”字辈，取名为“唐X远”，就想当然的得出““双包耳际”唐际远，很有可能就是唐安珠的第十四世孙，充分说明“双包耳际”唐际远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记载的官场轨迹来看，与我族没有任何关系。”的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如果族谱世系可以这样乱编的话，估计全国七百八十万唐氏早就编成通谱了。
在族谱80页第3段《“唐济远”与“唐际远”是两个人》中，原文如此记载：从姓名来分析，唐安珠的第十四孙二房中25个人，其中有22个人的名字中第二个字含有“水”或“氵”，另外，从其祖宗的名字中分析，他们的字辈全部是按“金水木火土”为偏旁的。
从我族一世祖唐济远（三点水济）的子孙名字中来看，并未按“金水木火土”为偏旁作为字辈。从而可以说明，“三点水济”唐济远虽然名字中含有“远”字，但并不是唐安珠的后代。
湄潭唐氏合龙池长房、双鹅屯二房13-17世字辈为“金水木火土”（笔者注：此为字辈的偏旁），都上坝三房13-16世字辈为“治世克士”，他们族谱中记载的清清楚楚，还需要你从其祖宗的名字中分析得出这一结论吗，纯粹多此一举。
如礼谱原想用字辈证明“唐际远”（双包耳际）属于唐安珠的第十四孙，反倒给自己挖了个坑，把“唐济远”（三点水济）绕了进去，因为这个“济”恰好是“氵”旁，更像是唐安珠的第十四孙，于是赶紧说明“唐济远”（三点水济）的子孙名字中未按照他们字辈取名，从而作茧自缚，真是“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编谱者此时必是头涔涔而汗淋淋。
如礼谱把湄潭唐安珠一支情况，生搬硬套拉进来写入自家族谱，没有任何意义，纯属混淆视听，因为“唐济（际）远”本身就只有一个人，且并不是唐安珠后裔。
五、综述如礼谱在第4段《我族一世祖是“三点水济”唐济远》中最后提到：即便假设“三点水济”唐济远的信息记载可能有误，那么，唐济远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曾孙、曾孙媳的信息是如何而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杜撰这么多人的详细信息，很显然假设是不成立的。从而确定“三点水济”唐济远的信息记载是准确的。
因此，“三点水济”唐济远的信息是完全正确，是毋庸置疑的。
看上去好像有理，实则完全经不起推敲。“唐济远”（三点水济）与“唐际远”（双包耳际）既是同一人，瓮安黄金堡五世祖唐国柱（以“唐济（际）远”为一世）为瓮安始迁祖，出生年代为康熙十六年（1677年），而历史上“唐济（际）远”康熙五十六年（1717）乡试中举，此时唐国柱刚好40岁，即五世祖唐国柱与一世祖“唐济远”为同时期人氏，甚至有可能唐国柱早于“唐济远”出生，高祖与玄孙年纪相当甚至晚出生，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
如何合理解释，唯有务川“唐济远”不是瓮安黄金堡始迁祖“唐国柱”的高祖这一种可能，即从一世祖唐济远到四世祖唐正文、唐正学，正如“如礼谱”所言这些并非杜撰，本身记载可能也无误。然而，很可惜的是，他们并非唐国柱之真正祖上，这段记载是瓮安黄金堡民国元年（1912）唐学珍著经单簿时，抄袭的务川唐济远的家族世系，再把唐国柱接了上去，可惜没仔细考证年代，以致牛头不对马嘴，闹出乌龙。
综上所述：务川“唐济远”（三点水济）与“唐际远”（双包耳际）实则为一人，官职为四川长寿、崇宁等地知县，且为务川始祖唐祚的后裔，但瓮安始祖唐国柱绝非唐济远后裔。
六、延伸黄金堡支属贵州务川唐祚后代一说最早由笔者提出，2016年3月25日，笔者找到务川北门族谱，查到唐济远为唐祚后裔，第一时间就通过短信告知了唐可萍和唐则俊，此后我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考证，历史上担任长寿知县的唐济远仅此一人，他和始迁祖唐国柱就是同一时期的历史人物，二者绝不可能跨越四代之隔，因此，其为瓮安黄金堡支始祖之论不攻自破。故而，瓮安黄金堡民国学珍簿以唐济远为始祖，乃攀附盛名之举，其谱序为附会唐济远之族史（史载唐济远为还担水人，而黄金堡民国学珍簿记为斑竹园人，露了马脚），不能成为黄金堡支唐氏来源的证明。
古人修谱是因为史料缺乏，加之信息沟通困难，才导致出错。令人诧异的是，本被笔者抛弃的错误观点，却被2016年新修的如礼谱捡去，如获至宝，不断地添油加醋，寻找各种伪证，再加各种想象和附会，试着去自圆其说，可惜的是，假的就是假的，永远也真不了。在没有认真考证史料的情况下，如礼谱就轻易做出错误的论断，缺乏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应有的态度，丧失了一个修谱人起码的责任感和基本素质，导致当今族人和后嗣子孙被严重误导，乱认祖宗，贻害无穷，实在无法想象修谱人究竟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站在中立者的立场看瓮安黄金堡唐氏的源流问题，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一是贵州务川唐祚一说，二是湖南邵阳唐源一说，前者以谱序和始祖唐济远为依据，后者以字辈和始迁祖唐国柱为依据，两种论点看似各有千秋，不分仲伯。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是，任何姓氏的祖源问题，都属于严谨的学术范畴，皆离不开史料的支撑，脱离了这一点，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
既然唐国柱属于务川唐祚一说的论点站不住脚，客观评价，湖南邵阳唐源一说更为接近事实的真相，至少，黄金堡祖祖辈辈记下了二十字辈，子子孙孙心记口诵，始迁祖唐国柱之“国”字辈与唐源支所在年代吻合，代次一致，此三点，为同宗的有力证据。诚然，目前还有许多疑惑尚待解开，如始迁祖唐国柱之前真正的世系如何，他的兄弟唐国用后裔在哪里等等。围绕着这些问题，伴随着种种争论，探索真相的脚步将永不止步。但是我想，无论您是否支持笔者的观点，我们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不断的追根溯源，探求真相。有着二十字辈都相同的我们，能够通过网络相识已经实属不易，这在过去是做梦也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族人更应该摒弃成见，团结一致，为实现寻根之梦而不断努力。（作者：唐光亮）
说明：相关论述详情可见本人考证文章《贵州瓮安唐国柱支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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