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18年，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李叔同在虎跑寺突然出家后，世人都以为这个自号“弘一”的大法师，从此会不再过问红尘事。
实际上，在此后的20年里，弘一法师一直潜心礼佛，不问世事。
但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原本一心念佛、向往西天，对尘世事不闻不问弘一法师，突然地打破了这个惯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正是弘一法师出家的第20个年头，此时，他已经完成了由一个风流才子向一代高僧的转变。
但在国难当头之际，弘一法师却第一时间手书“殉教”横幅，以明心志。
弘一此举，是为了表明自己以身护法，誓与国土共存亡的抗日决心。从另一方面而言，弘一法师也是想以此唤醒全中国人民：自发起来共同抗日。
自此以后，无论身在何方，弘一都坚持将自己的居室自题为“殉教堂”，以誓护法报国之志。
在这期间，弘一法师仍一如既往的精研戒律，诵经念佛。但在修行的同时，他一直不忘抗日救国。为了安置抗战中受难的灾民，弘一法师将寺院变作灾民的收容所。为了供给灾民，他还将自己心爱之物，夏沔尊送自己的白金眼镜当了买“道粮”。
他还为激励抗日，他还写下了一首抗日歌，这也是他生平的最后一次创作歌曲。这首抗日歌慷慨激昂，听来似不像一位出家之人所写。为此，有人甚至觉得，抗战期间，弘一法师似“还俗”和尚。在这首歌里，弘一法师写到：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这样一首听来让人血脉喷张的歌曲，竟出自一位得道高僧之手。这分明是一位抗战英雄的手笔啊，怎就偏偏出自一位慈悲和尚之手呢？
在这首歌中，弘一法师引用了民族英雄岳飞的“直搞黄龙”典故，目的不言自明：是动员民众，抵抗外侮，收复失土。
当人们知道这首抗日壮歌竟是弘一大师所谱时，有人非议，说弘一法师“六根未净”，也有人热泪盈眶，深为弘一法师的出家不忘救国的精神所感动。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眼见国家处于危难之中，他虽是出家人，但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却异常愤慨。写下这首抗日歌后，寺院的僧侣们眼见“风声日紧”，竟生出了要离寺避难的心思。
弘一法师见状，声严厉色地对僧侣们说：
“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原有心逃离的僧人听到弘一法师此言，羞愧不已。随后，他们终放下死心，同弘一法师一道，以出家人的身份参与抗日。
相比抗战时期，上阵杀敌的“和尚兵”，弘一法师和他的弟子们，在方式上还是基本维持了佛门的“清规戒律”。
即使是参与抗日，悲天悯人的弘一也只主张用慈悲心阻止暴行，而并非以杀戮止杀戮。
此间，带头宣扬抗日的弘一法师，每日书书“念佛不忘救国”条幅数百，任人取去。弘一法师此举，乃是为了在特殊时期“凝聚民族，鼓舞民众”。
1941年冬，泉州开元寺举行结七念佛法会上，法师再次提及“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
念佛不忘救国，弘一用此句号召全国的僧人们起来抗日，阻止暴行，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而救国必须念佛，则是他宣扬佛法的一种方式。念佛，在出家人眼里，是为了“觉”，而觉，正是觉其理。只有真正“觉理”才能救国于水深火热。
在弘一的感召下，抗战时期，一边，无数的僧人和教徒开始参与到广大的抗日队伍中来、走上了爱国爱教的道路。一边，无数凡尘开始与佛教结缘。
弘一法师此举，无疑是将自己置于抗日的炮火之下。在那个无数人因为战乱跻身佛堂的年月，弘一却不顾个人生死安危，冒着被天下人非议的风险，毅然地站出来号召全国人民抗日。
抗战中，弘一法师一直在战火最集中的地方宣扬佛法，开坛讲经，宣扬抗日。
泉州战事最紧时，他一直在此弘扬佛法，宣扬抗日。他的弟子丰子恺不断劝他避一避，但他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在给弟子丰子恺的信里写到：
朽人自出家以来，恒自韬晦，罕预讲务。乃今岁正月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朽人亦发愿为法舍身。
一句“为法舍身”，让丰子恺明白：师父弘一已然将生死置之度外，再劝也是徒劳。于是，丰子恺只能日日祈祷上苍佑师父平安。
弘一在泉州弘法、宣扬抗日时，每天，他居住的房屋上空，都会无数次响起轰鸣声，有时候，连玻璃窗都会被震动。但弘一法师，只一心念佛讲经，面无丝毫惧色。
在这段时间里，因为战乱，加之不断有军队和灾民出入寺院，弘一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在信里，他仍对弟子丰子恺说，自己甚为能有机会讲佛而欣慰，他说：
于兵戈扰攘时，朽人愿尽绵力，以安慰受诸痛苦惊惶忧恼诸众生等。
在弘一法师眼里，战乱正是他为国为民献身的契机，因为这种时候，恰是众生最苦之时，作为佛门中人，此时不去解众生之苦，更待何时呢？
短短几年间，弘一法师辗转多地讲佛，在漳州时，他讲了数部经，复兴了当地的念佛会，组织居士们每周集会念佛一次。
在鼓浪屿，弘一在应“了闲社”之请，复回厦门，开讲《心经》。
在安海，他在金墩祠宣讲《佛法十疑略释》《佛法宗派大概》《佛法学习初步》，后辑成一册《安海法音录》。
就在弘一法师四处讲佛、宣扬抗日救国之际，窥伺闽南的日本某舰队司令在闽南找上了弘一。
这位日军司令见到弘一法师后，以威逼利诱的方式逼迫弘一法师离开中国前往日本。日军司令开门见山地对弘一法师说：你是我日本帝国的女婿（弘一妾室雪子为日本人），与日本还有血缘关系（雪子生育的儿女），你怎么能公然与大日本为敌呢？
日本司令还在提出问题后，要求弘一法师以日语回他，但弘一法师冷冷道：在华言华！再说，日语许久不用，已全然忘了。
日本司令见弘一态度强硬，便改了一副嘴脸，用佛法诱逼弘一说：
“论弘扬佛法，敝国之环境较贫穷落后的贵国为优。法师若愿命驾，吾当奏明天皇，以国师礼专机迎往。”
弘一法师听完，厉声道：
“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
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替弘一捏了一把汗。其实，在与日本司令说出这句“纵以身殉国，在所不惜”时，弘一法师就做好了“以血殉国”的准备。
日本司令虽震怒，但终未杀弘一。此后，弘一法师依旧每日弘法、宣扬抗日，似乎之前的一切从未发生过。
可叹，还未等到抗战胜利，弘一法师就于公元1942年农历9月离世了。离世前，弘一写下了“悲欣交集”四字，留与后世。
半个多世纪以来，弘一法师出家后毅然参与抗日的行为，一直备受争议。
柳亚子曾批评弘一大师“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
柳亚子认为，抗战时，弘一法师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要么死守寺院，眼不见为净。要么揭竿而起，组织力量抗日。如此方式，实为消极，大有觉得弘一法师“晚节不保”之意。
但对于俗世的这些评价，弘一即便在世，想来也不会理会。
在弘一法师眼里，或许，从来就不曾有过“是非”的概念吧！
末尾，附上弘一法师那句：爱就是慈悲！愿你我，都懂得慈悲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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