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月，《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史铁生的新作《我与地坛》，尽管发表时没有标明这部15000字左右的作品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但由于它与史铁生个人经历与生命的紧密关联，而被视为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它被文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散文之一,是一个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是一篇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在《我与地坛》中，个人乃至全人类的遭遇和命运被反复叩问;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这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也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表达看透生活后继续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灌注的理想主义因为这部广为流传的作品，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史铁生已与北京地坛公园血肉相连，成为地坛的一部分，堪称地坛的当代之魂，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史铁生对青年人的感悟?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史铁生对青年人的感悟
1991年1月，《上海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史铁生的新作《我与地坛》，尽管发表时没有标明这部15000字左右的作品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但由于它与史铁生个人经历与生命的紧密关联，而被视为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它被文学界公认为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散文之一,是一个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是一篇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在《我与地坛》中，个人乃至全人类的遭遇和命运被反复叩问;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这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也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表达。看透生活后继续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在《我与地坛》中所灌注的理想主义。因为这部广为流传的作品，在广大读者心目中，史铁生已与北京地坛公园血肉相连，成为地坛的一部分，堪称地坛的当代之魂。
“史铁生来稿了!写得实在太好了!”
“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说:‘史铁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荐给儿女的。’”
1990年12月，《上海文学》的编辑姚育明到北京组稿，专门去拜访了作家史铁生。
在这之前，史铁生和姚育明就已经认识，和《上海文学》亦有交集。他的短篇小说《毒药》发表于《上海文学》1986年第10期，还获得了第三届《上海文学》奖。1988年，负责去北京接史铁生到上海领奖的，正是姚育明。这次在北京见面，史铁生问姚育明是否愿意去地坛散步，姚育明欣然说好。黄昏时分，史铁生和姚育明，还有中国作协的陈国华一起去了地坛。史铁生说，他与地坛很有缘分，家搬来搬去总是围绕着它。
地坛对于那时候的史铁生而言，意义非常特殊。史铁生1951年1月4日出生于北京，1967年初中毕业。1969年1月13日，他和众多知识青年一起踏上了从北京开往陕西的列车，到延川县关庄公社关家庄大队插队。他曾和当地的老乡一同起早贪黑地劳作，挣工分，不久后身体出现腰腿疼的疾病，改为当饲养员。1971年，史铁生病情加重，行走出现困难，只得回京治病，也就此结束了插队生涯。1972年，史铁生21岁，开始以轮椅代步，又找不到正式的工作，内心苦闷，甚至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危机。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史铁生与地坛相遇了。地坛安静的环境让他逐渐安定了下来，精神的危机也逐渐得到缓解。
1990年12月，姚育明和史铁生又见面了。她赶到史铁生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半左右。许多年后，姚育明在文章中这样回忆起见面的情景:“史铁生刚从地坛回来，正在小院里倒轮椅车，随着动作，他的身上散发出苍松、柏杨的清凉气息，一个年轻女子撩着门帘背光而立，身上同样散发着好闻的地坛之味。她就是史铁生的新婚妻子陈希米。这位姓名带着音乐之声的太太很年轻，很美丽，很温柔，很明朗，她的腿虽有微疾，但动作之敏捷一点也不亚于健康人。”
虽然有约稿任务在身，但是这次见面，姚育明和史铁生主要是闲聊。直到临别时，姚育明才问了一句:“最近在搞什么呀?”史铁生似乎有话想说，迟疑了一下，最终说道:“嗯，算了，以后再说。”
对于这次登门约稿，姚育明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考虑到史铁生的身体状况，也不忍心催逼。没想到的是，她回上海不久，就接到一封厚厚的信，打开一看，其中竟然有史铁生的来稿。
这篇稿子就是《我与地坛》。它的初稿写于1989年5月5日，修改于1990年1月7日。史铁生在其中记录了他如何与地坛相遇，以及在地坛中的所思所想。他曾这样谈到当时的精神状况:“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地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他一度把家视为需要逃离的世界，地坛则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它的存在有利于史铁生平息痛苦与焦虑。史铁生一度渴望死，用了很多时间来思考“活着还是死亡”这一命题，后来又觉得，“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使得他不再那么害怕死亡。然而，如何活，如何活出意义来，对史铁生来说依旧悬而未决。这是史铁生终其一生都在追问的问题。这些思索，在地坛中有所展开，也在地坛中有所完成。他不单是在思考个人的遭遇和命运，也在思考他的母亲、爱唱歌的小伙子、中年夫妇、长跑者、漂亮而不幸的姑娘等人乃至全人类的遭遇和命运。生与死，时间与空间，有限与无限，命运与意义，这些重要的思想命题，都得到了深入的思考和细致的表达。
《我与地坛》一共15000字左右，当时《上海文学》发的散文字数都不长，一般是六七千字。了解这一情况的史铁生在信中显得忐忑不安，问是不是太长了，对不对《上海文学》的路子。姚育明在读这篇散文时的心情却是万分激动的。她冲到副主编周介人的办公室，用近乎喊叫的声音对着周介人说:“史铁生来稿了!写得实在太好了!”周介人看完后也非常兴奋，说:“发!马上发!明年第一期。”
“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
很多杂志对每年第一期的稿子都会相当重视，考虑到这期的小说分量还不够，缺少重点稿，周介人曾提议把《我与地坛》当小说来发表。他认为，《我与地坛》内涵很丰富，结构也不单一，作为小说来发是成立的。姚育明就此和史铁生商量，史铁生的态度却非常坚决，不同意以小说的形式发表:“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
最终，《上海文学》定的栏目标题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而是以“史铁生近作”这种相对灵活的方式刊登，史铁生接受了。就这样，《我与地坛》这一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正式面世了。然而，关于《我与地坛》的文体之辩并没有就此结束。
《我与地坛》发表后，很快就被多家选刊转载——它有时候被视为小说，有时候又被视为散文。评论家在讨论它时也如此。1991年，苑湖在关于《我与地坛》的评论中指出:“这显然是没有先例的文体，对于史铁生自身的作品;同时，这也是史铁生进行了长时间调整后，进入的一个新的小说及生命空间。”1992年，韩少功发表了一篇题为《灵魂的声音》的文章。他在其中谈到小说在当下的处境以及存在的问题，也谈到了张承志和史铁生。他说:“我以为一九九一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的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说是丰年。”韩少功也把《我与地坛》视为小说，他的这一说法流传甚广。十年后的2002年，史铁生凭借《病隙碎笔》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记者对史铁生进行专访时，提及韩少功的这段话。史铁生以开玩笑的口吻回应说:“韩少功这句话快成了我这篇东西的广告语了。他这话比我的作品传播得还广。”这是后话。汪政、晓华在1993年发表的文章中则将之视为散文:“史铁生是一位有相当成就的青年小说家，但我们这里介绍的《我与地坛》却是他的散文。毫无疑问，史铁生的这次‘客串’相当成功，散文界甚至公认它是近年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有一种看法认为，《我与地坛》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文体属性暧昧不明的状况，是发表时编辑部的做法导致的，是因为编辑部没有按史铁生的建议来进行清晰的文体界定，结果既对读者构成了误导，也带来了比较混乱的文体归类。然而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2003年，王彬彬在《小说评论》第4期上发表了文章《〈我与地坛〉的小说嫌疑》。他认为，《我与地坛》虽然被视为当代散文的名篇，却带有某种小说嫌疑。“史铁生此前已是小说名家，因而编者把出自史铁生之手的叙事性作品都习惯性地看作小说，这是一层原因。但除此之外，《我与地坛》本身也确乎提供了一份让编者‘误认’其为小说的理由。一般说来，‘散文’的手法比较单一，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比较单纯、清晰;小说则总会有比较多样的‘叙事手段’，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也比较复杂、暧昧。而《我与地坛》比起一般的‘散文’来，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显然要斑驳、丰富得多……写《我与地坛》时的史铁生，毕竟是已写惯了小说的人，他会不知不觉、自然而然地把一些小说的常用手法用在‘散文’的写作上。《我与地坛》虽然‘散文’的特色十分鲜明，但它的剪裁结构、布局谋篇，却显然是经过精心权衡算计的;而这种权衡算计体现出的确实是一个‘小说家’的匠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与地坛》这篇出自‘小说家’之手的‘散文’，确实与出自‘散文家’之手的‘散文’有所不同，它带着明显的‘小说’的痕迹。”陈福民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我与地坛》“在叙事手法、人称转换以及对人物的刻画处理上，都带有小说意味。除了对母亲形象的传神刻画之外，像那对十五年如一日来地坛的夫妇，像那个漂亮的不幸的小姑娘与她的哥哥，像那个业余歌唱家等等，寥寥几笔便神形兼备栩栩如生，这种写人物的手法完全得益于史铁生作为小说家的训练。”
在王彬彬看来，史铁生之所以坚决地认为《我与地坛》是散文而不是小说，是因为史铁生本来就是把它当作散文来写的，它在所思所感和所见所闻上极有真情实感，故而无法把它视为小说。如今，《我与地坛》更多被看作是散文。它被看作“史铁生的散文代表作，也是20世纪中国最为优秀的散文之一”，“是一个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是一篇经得起反复细读的作品。”陈剑晖的这一看法，相信很多人都会认同。关于《我与地坛》所形成的文体之辩，始终很难有一个绝对正确的答案。因为《我与地坛》的确具有某种跨文体的气质，而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文体边界本来就不是十分分明的。
后来，随着史铁生写作的进一步展开，这种文体上的问题，他不再那么重视了。史铁生甚至认为，他的作品不属于“文学”而只是“写作”。如何有效地勘探存在，如何抵达存在，如何追问存在的疑难，日渐成为史铁生首先考虑的问题。他在写作中更是经常打破文体的界限，拒绝遵从文本的固定格式。比如《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和《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光看题目就能感觉到它的跨文体属性。2007年，史铁生甚至完成了一个题为“地坛与往事”的“准剧本”。“不久前，有位制片人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把我一篇散文——《我与地坛》——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把一篇散文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改编，这也是非比寻常的写作——《地坛与往事》主要由引文连缀而成。相关的引文，主要出自他之前所写的《我与地坛》《想念地坛》《老屋小记》《给友人的一封信》《比如摇滚与写作》《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我之舞》《务虚笔记》《合欢树》《关于庙的回忆》《重病之时》《墙下短记》《复杂的必要》《秋天的怀念》《老家》《没有太阳的角落》《病隙碎笔》，其中既有小说，也有散文。至此，史铁生作品的文体就变得更加难以辨认了。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
在《我与地坛》之后，史铁生还写了一些与地坛密切相关的作品，如《想念地坛》和《地坛往事》。它们对于理解《我与地坛》，理解史铁生的人生和写作，理解史铁生思想的转变，都不可忽视。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写道:
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它们不能变成语言，它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它们了。它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它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是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
史铁生的这段话，说得极其隐晦，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它所隐藏的，是社会历史层面的记忆，还是私人化的记忆?如何解读这个细节，构成了理解《我与地坛》乃至于史铁生的思想整体的一个分歧。
直到写作《地坛与往事》，史铁生才明确地说出《我与地坛》中埋藏着一个爱情故事并以相对清晰的方式回忆起昔日的恋人以及他们在地坛中恋爱的情景。这段恋情的女主角，史铁生的好几位朋友在回忆文章中都称之为H。《我与地坛》中那位长跑者的原型人物李燕琨在关于史铁生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与他认识三十多年，无话不谈。性、金钱、朋友与缘分、婚姻与爱情、贫困与富有、体育与政治、环保与动物、哲学与文学、人性与教育。但唯独不谈或很少说到他与H。”
这一次恋情的开始，给遭遇残疾的史铁生带来了希望和热情;它的终结，在当时又给史铁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让他有种无法言说的痛苦，就连面对李燕琨这样无话不谈的好友他也不愿意诉说。在《我与地坛》发表六年后，史铁生终于在《老屋小记》中讲述他不止一次地想告诉这位长跑者朋友的:其实他有爱情，只是他很怕去看这爱情的未来。
这样一种爱与怕的感受和状态，成为史铁生作品反复言说的主题，也是他对人的情感结构的揭示——人是有限之在，有所爱，亦有所怕，爱与怕则时常交织。这样一种书写和认知，始于个人经验，又超越了个人经验，具有普遍的意义。在《地坛与往事》中，史铁生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有进一步的变化。他已经能够更坦荡地、更有勇气地面对这段感情，也认为爱情的意义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史铁生和陈希米之间那种互为知音而又相濡以沫的情感，彼此间那种心魂相通的、无可替代的爱，在《地坛与往事》中也得到了正面而直接的书写。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曾用了不少笔墨写他母亲在他患病期间的种种思绪和际遇。这位母亲的坚韧和大爱，还有史铁生对他母亲的爱与悔，通过史铁生的文字而打动了无数的读者;有读者更把这些文字视为《我与地坛》中最为感人也最为难忘的部分，视为描述母子之情的经典。关于史铁生父亲的情况，《我与地坛》中很少谈到。《地坛与往事》则直接写到了史铁生的父亲。这位性格隐忍的父亲，同样令人动容:“一向老实、憨厚、缺乏魅力的父亲，在母亲走后独自撑起了这个家——那是一段更长、更难的时日呀!那些个孤独的白天和夜晚，不知他是怎样在要求着自己、鼓励着自己……二十年的日日夜夜，父亲是怎样熬过来的?一定就是在那些困苦甚或危难的时刻，从天上他听见了妻子的嘱托，在心里，他的爱长成为信仰。”
“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说:‘史铁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荐给儿女的。’”
从1991年《我与地坛》发表到现在，时间已经走过了18年。在这18年间，《我与地坛》的魅力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如陈福民所说的:“作为一篇散文，《我与地坛》所取得的成就及所达到的高度是无与伦比的……《我与地坛》堪称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而其影响，也不限于‘文坛’。它在各个阶层的读者那里都引发了强烈持久的震撼、回味与思考。”
《我与地坛》曾入选多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也被改编为电视散文。这些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无疑扩大了《我与地坛》的阅读范围，也为史铁生赢得了不少年轻读者。史铁生曾因此与广东南海一中的师生有过书信往来。师生们在书信中谈到了阅读《我与地坛》的感受，也围绕《我与地坛》能否改成别的题目等问题对史铁生进行提问，史铁生给出了相应的回答。张新颖、赵勇、申霞艳等大学教授则时常在大学课堂上用专门的课时对《我与地坛》进行讲授、细读和讨论。有一次，张新颖想去地坛走一走，“我想起几年前在釜山、在芝加哥讲《我与地坛》的课上学生们稚气的问题:‘这个人怎么会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好?’”
不少学者和评论家都写过专文来解读《我与地坛》，如陈剑晖的《〈我与地坛〉:诗性散文的经典文本》，程光炜的《关于疾病的时代隐喻——重识史铁生》，陈福民的《超越生死大限之无上欢悦——重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赵勇的《〈我与地坛〉面面观》，汪政、晓华的《生存的感悟——史铁生〈我与地坛〉读解》等。这些文章，从立意、语言、结构、思想、艺术特色、时代底色、文学史意义等方面对《我与地坛》进行了阐述。
对于《我与地坛》，对于史铁生的为人与为文，很多作家、学者、评论家都评价甚高。王安忆说:“史铁生的意义在于代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理想。”许纪霖则认为，“看透生活再热爱生活，这是史铁生的理想主义，一种过程论的理想主义。尽管它是从个人的苦难中得出的人生真谛，尽管它仅仅是一种个人化的人生哲学，然而，它的意义建构规则和理想落实方式，对于信仰危机以后虚无主义蔓延的世纪末中国，无疑具有普遍的启示。”邓晓芒、许纪霖、何怀宏、赵毅衡、周国平等从事哲学史、思想史或理论研究的学者，都注意到史铁生和他的作品，先后写过文章。由此也可以看出，史铁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文学界。
据作家刘庆邦回忆，“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第五、第六、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铁生都是唯一一位以全票当选全国委员的作家。这表明铁生同样赢得了全国作家、读者的爱戴与敬仰。”通常而言，作家在写作时是很忌讳用“最”字的，这会显得过于绝对。很多人在评价史铁生的时候，却禁不住用上“最”字。胡河清说:“史铁生是我在当代中国文学界最有亲切之感的作家之一。”周国平把史铁生视为“中国当代最有灵魂的作家”。谢有顺认为，“他是中国当代最关注内心的磨难，进而到达了一种深渊境遇的作家。”谢玺璋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做了母亲的人说:‘史铁生的作品是最可以放心地推荐给儿女的。’”
如今，《我与地坛》已不仅仅是史铁生的作品之一，而是被视为史铁生的文学世界和精神世界的重要标记，甚至是最为核心的意象。
2010年12月的最后一天，史铁生因病逝世。此后一些天，不少读者自发地在各地举办追思会，以表达对他的缅怀、思念和敬意。《天涯》杂志在2011年第2期杂志刊出《关于在北京地坛公园塑造史铁生铜像的倡议书》，倡议“由全国作家与读者自愿捐款，在北京地坛公园塑造一座史铁生铜质雕像，以凝定我们共同的敬重与景仰，供所有思念他的人与他日后相逢。”“史铁生以《我与地坛》为代表的众多作品在读者中广为流传。在广大读者心目中，他已与北京地坛公园血肉相连，成为地坛的一部分，堪称地坛的当代之魂。考虑到这一点，将他的铜像立在地坛公园，既是我们对一个杰出作家最隆重、最崇高、最诚挚的礼赞，也将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后人对地坛公园的理解和诠释，延伸中华文明遗产中代代相传的真诚与高贵。”
这一倡议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最终却没有成为现实。这或许是一种遗憾，所幸的是，经由凝结着思与诗的文字，史铁生早已与地坛建立起一种精神上的联系。对于众多的读者来说，《我与地坛》将永远充满魅力。2011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关于史铁生的纪念文集，题为“永远的史铁生”。史铁生永远在他的文字当中，也永远在读者的心灵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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