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兴文
几个月前，一个出版社的编辑给我发来信息：“张抗抗老师叮嘱我在她的散文集上注明你作为策划编辑的署名，请问具体怎么写？社里要确认一下，以免出错。”
这条出人意料的信息，令我心生一股暖流，没想到抗抗老师在百忙之中还特意向出版社关照这件小事。
前几年，抗抗老师因忙于修改已经耗费十年心血的三卷本最新长篇小说，无暇顾及出版事宜，我得以有幸为抗抗老师推出了长篇小说《情爱画廊》的20周年精装纪念版，并专门策划编选了情感类散文集《回忆找到我》等书，抗抗老师知道我做事还算认真负责，便将若干散文集的编选工作交予我。
后来，由于有一本书出版社的朋友不小心忘了注明我的编辑署名，抗抗老师还专门给我打电话表示歉意，并寄给我一本签名书，扉页上写着几句赠语：“这本《书之书》与你的名字连在一起……”我深受感动。其实，对于编辑署名问题，我并不特别在意，因为已经为抗抗老师编辑了多部著作，怎么可能还会太在意有一本书没有署名呢？但抗抗老师不这么认为，她叮嘱我以后直接在电子稿写明我的编辑署名，以免出版社忘记。这回，抗抗老师又特意向出版社嘱咐此事，怎能不让人感动？
文格是人格的外化
有幸结识抗抗老师，是缘于2015年年底汪兆骞先生“民国清流”系列丛书之《文坛亦江湖：大师们的相重与相轻》的新书发布会，由我负责联系接待抗抗老师。此前，我已在各类书刊读过她的不少散文作品，如《无法抚慰的岁月》《柏林墙消失》《骑兵军飓风》《仰不愧于天》《雾天目》等等，深深地感受到一位作家的真诚、担当与责任感。那天，通过与抗抗老师的近距离接触以及她在会上的发言，进一步领略到这位文学前辈的风雅与人格魅力。抗抗老师为人亲和、热情，让人如沐春风，她的声音爽朗、铿锵、响亮，真如清脆悦耳的银铃声。在会上沿着“民国清流”这个书名，她说道：“‘清流’这个名字很好啊，我们就应该要‘清流’啊，难道要‘浊流’吗？我们做人也一样，无论环境如何，都应该努力做一股清流……”
最早知道“张抗抗”这个名字，是在上初中时，我在一本已经没有封皮的书上读到一篇名为《橄榄》的散文，被文中细腻真切的情感、青涩婉转如生橄榄的少年心绪、久别多年的思念与怅惘所深深打动，一颗少年的心就此被融化，泪水不禁溢出眼眶。那时，那个少年读者正暗恋一个美丽的女孩，而她忽然有一天转学远去他乡，再无音讯。从此，《橄榄》那篇文章让我记住了“张抗抗”这个独特的名字。
后来，又在一本刊物上看到原发于1991年的《牡丹的拒绝》一文，明白作家在借物言志，“它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甘愿自己冷落自己。它遵循自己的花期自己的规律，它有权利为自己选择每年一度的盛大节日。它为什么不拒绝寒冷？！”人格是文格的本源，文格是人格的外化，时值年少的我并未了悟这个道理，只是不由自主地被作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所感染，并默默地引以为精神指引。
虽然青少年时期就已将“张抗抗”这个名字视为云端的偶像，自己也爱好涂抹文字，早早立下文学梦想，但从未想过十几年后能成为所崇敬作家的编辑。为抗抗老师编选散文集时读了她几乎所有的散文，看到《汪老赠画》一文时，才恍然明白当年读过的《牡丹的拒绝》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人格写照，也反映了无数人的心声。此时我早已不是懵懂无知的少年，已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的真实面貌有了较深的认知。汪老（汪曾祺）走了多年，但他留给我的诗画，仍时时提醒我：“文人气质，骨气为魂；富贵与高贵只一字之差，若是悖道，情愿拒绝。”这是《汪老赠画》一文的最后一句。 对待历史要严肃
虽然与抗抗老师在实际生活中的交往很少，但编辑工作中遇见的几件小事却让我对她的人与文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几年前，我为抗抗老师代理了其青春自传《冰河回望》一书的再版事宜，且已与某出版社签约。因该书主要讲述上山下乡时的知青岁月，并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的反思，涉及的年代和题材有些特殊，为了能够顺利出版，出版社的朋友让我问问抗抗老师能否把序言中几句关键的话修改一下。源于对抗抗老师的了解，我当时就回复那位编辑朋友：“这些文字是抗抗老师严肃思考几十年的结果，她应该不会同意随便就更改吧？”果然，抗抗老师非常赞同我给对方的答复，她说：“你的答复非常好，对待历史要严肃，那么严肃的事哪能说改就改？不能违心修改。如果不能出的话就等以后再说吧。”
这两年，我一直期待抗抗老师历经十年、三易其稿、修改六遍、精心创作而成的那部三卷本百万字长篇小说早日上市，不过恐怕仍需耐心等待。这部小说主要探讨了这样一个主题：“为什么会有20世纪80年代？它究竟是什么样子？它给后人留下了什么？”抗抗老师在《张抗抗文学回忆录》序言中写道：“历史拒绝遗忘。文学是拒绝遗忘的最好方式……这部书无论在将来什么时候出版，它都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张抗抗：人性与尊严的书写者
敢于自我批评的作家
这些年为抗抗老师做编辑工作，发现她的主要小说与散文有个共同的主题：人性与尊严。
抗抗老师把自己五十年的文学生涯分成四个阶段：1972年至1979年为习作期；1979年至1989年为成长期；1990年至2002年为探索期；2002年至今，为成熟期。
1975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长篇处女作《分界线》，“这部文字还算流畅，发行量巨大的知青小说，为我赢得了文学之路上最初的声名”。随着年龄的增长、认知与学识的丰富、思考深度的增强，青年作家张抗抗逐渐认识到自己习作期作品的局限性和不足：“无论我可以有多少种理由为自己辩解：比如我渴望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价值、比如这部作品完全出于‘自发’而非某种政治授意、比如文学不可能脱离当时那架庞大的宣传机器而独立存在、比如在那个蒙昧无知信息封闭的年代，如何要求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生具有分辨是非的火眼金睛呢？然而，当我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次次回头审视那些所谓的‘作品’，我仍然会为自己感到羞愧。我知道它们经不起更多的追问：我为什么要主动去写这些‘文学’呢？我少年时期读过的好书、血液里流动的那些文学因子都到哪儿去了？我是如何丧失了对真假善恶美丑的辨识力？若是正视自己，我必须承认，除了潜意识里对成功的向往、对虚荣的渴慕、对孤独的恐惧，还有本能的自我保护、趋利避害，平庸愚昧，以至于不自觉地用笔说假话……我如何能够轻易原谅自己？”（《张抗抗文学回忆录》）每个人的精神成长历程总是充满曲折的，更何况身处一个复杂的年代。一个优秀作家也总是在勇于自我审视、自我解剖、自我批判中实现蜕变和升华的。20世纪70年代末，迎来了改革开放后，经受了思想解放洗礼的青年张抗抗，创作了一系列脱胎换骨的优秀作品：短篇小说《爱的权利》《白罂粟》《夏》，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等。
1986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隐形伴侣》，“以亦真亦幻、现实与意识流交错的个人叙事，表现人对自身善恶的辨识，它超越了‘知青文学’的苦难和伤痕，进入到对‘人’本质的探究。这是我在新时期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我文学道路上的里程碑。”（《张抗抗文学回忆录》）
敢于直面内心的作家
抗抗老师的重要长篇代表作《赤彤丹朱》酝酿多年，完稿于1994年，出版于1995年。这部小说主要讲述了一对青年时期先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恋人，历经半个世纪的生死磨难，通过他们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悖论式的坎坷命运，折射出三代人的命运遭遇，并对历史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内容涉及对‘抗战’‘牺牲’‘爱情’‘背叛’‘阶级’‘动机’‘文革’‘家族’‘血缘’‘人性’‘冤案’‘真相’等诸多词汇的解构与颠覆。”（《张抗抗文学回忆录》）
我认为《赤彤丹朱》是一部以小说手法写成的历史纪实与反思之作，是一位有良知有道义有担当的思想型作家对一段复杂历史写下的证言。通过这部小说，读者可以看到在巨变时代的列车碾轧下，人的理想、尊严与权利就如车轮下污泥里的小草。当历史翻过新的一页，幸存者们又在迟暮之年想尽办法向上申诉，只为自己和他人挽回那曾被侮辱、践踏、剥夺的尊严与权利。他们的大好时光，他们的才华智慧，甚至他们的一生都消耗在了争取人的尊严与权利上面，而历史是吊诡叵测的。
在《赤彤丹朱》中，作家不仅对历史作出了深刻反思，对自己和亲人也作了勇敢的审视与批判。回想起当年在母亲遭受批判和隔离审查的最艰难时刻，十几岁的她却懵懂无知地随着时代的洪流远离至亲，去往北大荒“上山下乡”，她无比痛悔地写道：“我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这是我一生中唯一对不起妈妈的一段往事。十九年来我同她相依为命，但我却在她最需要我的时候不辞而别。当时，妈妈历尽磨难的生命，已如游丝奄奄系于千钧。我的远行，在她不堪重负的劳累和无休无止的精神折磨中，犹如雪上加霜。她的痛苦不在于我下决心去边疆，而在于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时离她而去。要是没有爸爸和妹妹，她怎么还有勇气活下去？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解脱的愧疚和自责——当我离家北上时，我怎么竟然会如此绝情又如此冷酷？革命的洪流，毫不费力地就把妈妈十九年里一口一口喂给我的温情、道义和童心，完全彻底地摧毁殆尽。我已不是妈妈的孩子了。”斯时，有多少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对父母做出过愧对良知的言行？有多少人做过悔恨莫及之事？但又有多少人敢于直面过去，直面自己的内心，勇敢地站出来忏悔？真诚与勇气，这是衡量一个人品质的尺度之一，也是优秀作家所应具备的特质。《赤彤丹朱》以真诚与勇气为世人留下了一份历史见证。
她写的是“人”的问题
接下来，张抗抗又陆续创作了《情爱画廊》《作女》两部女性主义小说。《情爱画廊》主要讲述女主人公秦水虹为追求自由的爱情而敢于冲破种种世俗藩篱的故事，其中不乏十分大胆和超前的观念，当年曾“引起批评界有关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激烈争议”。尽管小说对爱情的描写有些理想化，但写出了新时期女性独立、自主、勇敢的特点，反映了女性的主体意识。《作女》则对某一部分现代都市女性做了更加生动鲜活的刻画，通过她们的追求与梦想、放弃与尝试，通过她们对男权社会戒律、规则的颠覆与反抗，表现了现代女性蓬勃激昂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从这两部小说中的几个女主人公身上，我们可以隐约窥见卡门、安娜·卡列尼娜、查泰莱夫人、霍丽（《蒂凡尼的早餐》女主人公）和洛丽塔等文学形象的影子，不论其他，单说她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某些方面还比名著中的那几位女主人公有了更多进步的自觉。毕竟，她们已是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后的新女性了，时代进步的烙印必然在她们身上体现出来。
谈到自己写作的主题和宗旨，张抗抗在《我们需要两个世界》一文中写道：“因为我写的是‘人’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临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机。新时期以来人的精神解放，价值观的重新确立——这关系到我们民族、国家兴亡的种种焦虑，几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们在我头脑中占据的位置，远远超过了对妇女命运的关心。”
论及人生与文学的关系，《张抗抗文学回忆录》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作者自有个人立场，但文学绝不是工具。更不应当顺服于任何利益集团，懂得这一点虽然有点晚，但是足够我一生遵循……写作不是我的全部生命，而是我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在文学中日臻完美，从而成为一个丰富的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有尊严的作者……”我想这也应当是我辈后生为人为文的原则之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北京晚报201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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