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旸

翻开最新上市的《人民文学》杂志,91岁老将徐怀中推出短篇小说《万里长城万里长》;刘庆邦的新短篇《远去的萤火》《睡觉》分别亮相《人民文学》《作家》第七期;新鲜出炉的双月刊《收获》第四期上,浙江省作协主席、作家艾伟和上海作家唐颖也各自交出了最新短篇《最后一天或另外的某一天》与《玻璃墙》。名家短篇新作的集中面世,引发业内对这一文体的再度关注。

该怎么写短篇小说呢(写短篇如走钢丝)(1)

今年7月号《人民文学》。

该怎么写短篇小说呢(写短篇如走钢丝)(2)

《收获》第四期。

评论界有声音认为,短篇,因其短,因此很“险”,要在虚实、真假之间的狭窄缝隙捕捉戏剧性一刻,犹如“走钢丝”;但若写得出彩,也能以短胜长,以险胜出。

这趟“冒险”的文学旅程中,挑战与诱惑如影相随。恰如艾伟所说,短篇小说不是现实生活本身,而是越出现实常规的产物,是这个“正常世界的一次意外事故”。当“事故”发生时,我们愣一下子,才会对习焉不察的生活重新打量一番。顺着这“特殊”的目光,向来麻木的神经有可能被小小刺激,窥见日常潜伏的另一面,而这也是短篇小说的力量所在。

相较“蟒蛇”的庞大,短篇更像“善于松土的蚯蚓”

短篇小说往往选取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使读者“窥一斑而知全豹”。作家汪曾祺曾将长篇和短篇分别比喻为“蟒蛇”与“蚯蚓”,前者看上去庞大,但后者虽小更善于松土。

以徐怀中的新短篇为例,去年凭《牵风记》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他,笔耕不辍,从革命岁月的积淀中“酿”出《万里长城万里长》,体量不大,却拥有张力十足的故事场。一首有关长城的曲调,恰如为这部短篇“松土”的旋律,唤醒了文中沉睡近20年的植物人“小号兵”,也以举重若轻的笔法道出老首长早已刻进生命的浓郁乡情,进而回望了华夏儿女心中共同的历史传承与精神场域。小说里这位被眷顾的老人,离不开首长夫人孜孜不倦地召唤和音乐教授锲而不舍地追寻,无不体现出作者对生活怀抱的炙热情感。

篇幅的有限,并不会框住情感的恣意流淌。69岁刘庆邦在《远去的萤火》里,从对父辈的回忆中寻味儿时的风雨人生,自然亲切的语调,让河堤与萤火染上浓郁的象征色调,留恋之情跃然纸上。多年深耕短篇领域的刘庆邦直言,短篇小说是他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他有个比喻:如果说长篇像波澜壮阔的大海,中篇小说是一条曲折的长河,短篇小说就如瀑布。“虽然它们都是水质的,但瀑布的断面、水落下来的速度很快。瀑布下面往往有深潭,不见底,这体现了短篇小说的悬念与爆发。”

未曾料到的神来之笔,恰是短篇写作的乐趣所在

如何用文学的方式,抵达人们在日常生活里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的现实?

短篇小说,或许是不错的选项。艾伟形容,写作总能和意外相遇,而短篇小说对作者来说更像是一次偶遇,“它就在那儿,在黑暗中等着,作者在那一刻刚好像一个发光体,照亮并看见了那个故事”。他援引作家博尔赫斯诗篇《宁静的自得》中的一句话——“光明的文字划过黑夜,比流星更为神奇。”艾伟认为这用来描述短篇小说写作最合适不过了,短篇这种文体配得上“神奇”这个称号。

以短篇《最后一天或另外的某一天》为例,小说浓缩了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两天时间。 “我承认我不理解这个女人,只知道她深不可测,我们的语言很难规约她。关于她的情感,她的思想,她的行为,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貌似稳固的形象。”艾伟话锋一转,但这种印象很可能是错的,错误在于我们总认为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或试图用刻板的逻辑去理解小说角色。但在他看来,短篇小说不是“科学”,“就像现实生活其实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逻辑,一个人也很难自成逻辑地生活,永远有余数。因此,在这部小说里,我对安稳的认知系统做了一次小小的嘲讽,比起逻辑,我更关心的是人的复杂性。”

在艾伟看来,短篇小说与名利无关,更多时候沉默地存在着。“一个作家之所以写作短篇,纯粹是出于对这一文体所蕴含的力量的热爱。短篇的篇幅短小,却有能力质疑貌似正确的观念,有能力使坚固的世界坍塌。好的短篇正在于它精彩得叫你猝不及防。”他谈到,短篇小说其实就是关于这个世界的“另类知识”,作为读者的我们读后“被刺痛”,会打量习以为常的生活以及其中的错谬。

对短篇小说的这份热爱,是不少中国作家“隐秘的乐趣”。作家铁凝就说过,她对短篇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喜爱”——“短篇小说锻炼了我思维的弹性跳跃和用笔的节制,使我的精神沉着,也留给心灵更多畅想的余地。我从不认为写短篇是营造长篇的过度和准备,而是磨砺心灵和笔的绝佳文体。”她打了个比方:短篇有点像体操项目中的吊环和平衡木,虽给运动员提供的条件较之其他项目更为苛刻,更容易犯错误,但那些不凡健将却能在极为有限的场地翻跃、腾飞,创造出观众意想不到的潇洒和美。

或许,“意想不到”,恰是短篇写作的乐趣所在。(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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