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之下，共产党的武装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了松花江北岸。
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民主联军收缩战线，调整力量，在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蓄势待发。
退出吉林、长春诸城市后，东北民主联军据江而守，总算把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和民主联军总部转移到哈尔滨。
据当地人说，“哈尔滨”一语，在满族话里是“晒网场”的意思。这里原是满族人聚居的小渔村，水陆交通便利，地形开阔，天长日久，发展成一个颇有些规模的集镇，南来北往的物资均在此交易、集散。
进入20世纪，沙皇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遣15万大军入侵东北，占领了哈尔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哈尔滨又成为日本占领地。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除中东铁路南北地区外，还有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西满和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并经通化与以安东为中心的南满地区保持着联系。
6月上旬，在吉林附近舒兰的一家戏园子里，林彪对团以上干部作了一次讲话。林彪针对撤出长春、吉林以后部队干部、战士间的一些议论，说道：
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
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有了，身子就轻了，敌人的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指短时的过渡），暂住一时。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为了让更多的指挥员和战士懂得这个道理，林彪还专门找人写文章，介绍1812年俄法战争中的俄军莫斯科大撤退。林彪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了一部介绍打败拿破仑的俄国名将库图佐夫的纪录片，给部队放映。
6月1日，林彪即已下了决心，如果国民党军还要进攻，则放弃哈尔滨。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
6月3日，毛泽东在给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作了明确答复和指示：
“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罗荣桓不无忧虑地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东北的形势是严峻的。
6月16日，中共中央就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并由林、彭、罗、高、陈组成东北局常委。眼下，林彪一身三任，成为共产党在东北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接到就任东北局书记的电报时，林彪正在吉林附近的舒兰——东北民主联军的“前总”里。
几天后，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从哈尔滨起程来接林彪。林彪便带着随行人员上了路。
在6月中旬国共两党的谈判中，国民党提出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哈尔滨、白城子等若干城市。周恩来征求东北局意见。林彪、罗荣桓、彭真等经过讨论，将意见报告中央：
我们考虑不能同意将白城子、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等城市给国民党方面驻兵。与其立即交出以上地点，不如在长期战争中力求保持，即令不能保持，亦可较迟的失去。如果为力争和平，准备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那么，这种让步的限度，则应以国民党能增多少兵来，我即酌量让多少步；估计其军事进攻何时能到达何地，我即准备在何时交出何地为妥。
其实，国民党和杜聿明也有难处。在《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是这样记述的：
(一)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在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迨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
(二)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率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促成了全面内战的爆发。
中原战火一起，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区内，国民党军也向中共武装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此时，关外倒相对平静，于是东北的停战局面又稳定了一段时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长期驻在哈尔滨的局面也确定了下来。
6月下旬，高岗和谭政从五常接林彪回到哈尔滨。
早在林彪还未返回哈尔滨时，罗荣桓便与彭真、陈云酝酿过，利用眼前出现的战争间隙，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确定当前坚持东北的斗争方针，并安排了几项战略部署。
第一项是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以林彪、彭真、罗荣桓的名义致电各部队，介绍拉法战斗的经过。
这是一场诱敌分散的歼灭战，规模虽小，但为成功之战例。6月初，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及一个营共2000余人由吉林市东进，占老爷岭，6月5日进入新站、拉法。7日，国共两党东北休战令生效。然而二六三团迫近蛟河，炮击民主联军控制的城区。8日，东北民主联军山东一师歼敌一个营，夺回拉法。9日，山东第一、二师等部合力猛攻新站，全歼该路国民党军。拉法战斗，歼敌1800人，俘敌900余人。
电文说：
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敌进入山地，尤便我歼灭。因此，我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敌人分散，换取歼敌的机会，是有利的。我各部须准备在半月停战期满后，继续组织对分散之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应加紧此种作战的一切准备。
第二项部署是明确东北斗争方针和南满的任务。
6月12日，林、彭、罗发出《当前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的电报，指出：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应以99%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企图以一两个恶战解决问题的心理。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的斗争，其中分地是最主要的。只要能真正地争取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和一般的群众，则万一城市失去，我仍能坚持斗争，等候国际国内有利的形势策应。如我们不坚决做到发动群众，则我们在东北有不能立足的极大可能。
国民党军占领了沈吉线，我南北满已无铁路联系，我坚持南满斗争，并准备在被分割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战争，就显得特别重要。南满我军应迅速加紧补充，休整，准备对付敌之新的进攻。
第三项重要部署是关于剿灭土匪、稳定后方的问题。
7月初，东北局的常委聚集哈尔滨，总结东北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对敌斗争方略并讨论修改常委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全会决议。
在常委的讨论会上，罗荣桓发言：
过去这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没有明确的认识。主要的是统一今后的思想领导，解决当前的问题。
林彪说：
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
7月上旬，东北局又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和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以及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经东北局常委讨论的文件并形成题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该文件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简称《七七决议》。
决议严肃指出：
目前东北敌我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必须克服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扫除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准备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来争取和平。
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决议确定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原则：
东北民主联军的军事行动，不在于计较城市和要点的一时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一般地不打阵地战，而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
决议还对民运、土地、剿匪、财经、交通、城市等工作规定了具体政策。
《七七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指导的历史性转变。
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罗荣恒作为民主联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统一部队和干部的思想上去。
针对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和急躁情绪，罗荣桓对防守在松花江边的山东七师旅长黄海说：“你们的情况和别的部队差不多。四平撤退以来，部队思想比较乱，问题不少，集中起来就是对革命前途的看法问题。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关键。你们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想通，为什么我们要大踏步后退，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还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讲清楚：别看我们的地区暂时缩小了，但我们的主力还在。只要我们把根据地建设好，群众拥护我们，那我们的力量就会一天天壮大起来。将来我们肯定要打回去。”
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二师师长的温玉成也常到罗荣桓这里来。
温玉成早在红军时代就在罗荣桓领导下担任过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委和军团直属队书记。尤其是12年前，罗荣桓到温玉成领导的六十二团的一幕，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中。
1934年8月，江西中央苏区。
一天，罗荣桓来到温玉成的六十二团。在动员会上，罗荣桓大讲一至四次反“围剿”中的运动战，反复解释外线作战的必要性，只字未提转移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会后，温玉成试着问罗荣桓：“是否要转移？”
罗荣桓机敏地反问道：“反‘围剿’作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哪天不在转移？！”
温玉成又问：“为什么下发湖南地图？”
罗荣桓则严肃又不失和蔼地对温玉成说：
“这是上级指挥机关的事，你不要多问。我们要主动出击，实行运动战了。不管到哪里，反正是要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你们团要发扬过去的战斗作风，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此时，罗荣桓望着这位老部下，仔细地询问着：“你说说看，号称国民党‘五大金刚’的蒋介石新一军、新六军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
“当然，比起十三军和五十二军来，新一军和新六军强。这两个军，除了火力强、装备好之外，战术上也比较灵活。而且部队有一股进攻锐气。但是，它也有弱点。一是狂妄冒进，二是与其他部队协同差，好大喜功。抓住这两点，我们完全可以揍它！”温玉成分析道。
“对嘛！”罗荣桓说：“总讲国民党的王牌如何了不得，我就不信。它火力强是事实。可是他们官兵矛盾大，士气不如我们。拉法战斗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利用其孤军深入和分散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搞好一点，打败他们是不成问题的。”
由于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东北局的重要决议得到了认真贯彻。在东北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一个多月内，就有1.2万多干部下乡，深入到东满、西满和北满的广大乡村。
为适应斗争方针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进一步调整了组织。将原北满军区领导机构撤销，高岗、陈云回东北局工作。原来军区所辖的松江军区、牡丹江军区、合江军区和龙江军区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辖。
原北满军区所属的嫩江军区、辽吉军区划归西满军区。西满军区以黄克诚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
辽东（南满）军区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辽宁、安东、辽南三个军分区。
吉林（东满）军区以周保中为司令员，陈正人为政治委员，下辖吉东、吉南、吉北和延吉四个分区。
这一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的总人数发展到32.4万余人。
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部队有：
华中新四军第三师的四个旅、山东八路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七师的两个旅，第三五九旅以及万毅的东满第七纵队。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八一五”之后，在东北，仅蒋委员长委任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在北满地区，国民党国防部收编了四个旅的“胡子”。
东北民主联军在一份“情况通报”中说：
在我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1946年6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北满境内“受封”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共产党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名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其时其景，令老百姓不寒而栗。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共产党在黑土地上生存的重大威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
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前，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就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
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地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坚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
为贯彻《七七决议》，东北局与民主联军总部7月里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师和旅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并要求各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作出全面计划，区分轻重缓急，实行集中兵力围歼和追打相结合，除恶务尽，避免以往兵去匪来的现象。
为清除肘腋之患，东北民主联军对北满的大股土匪进行了重点清剿。
7月间，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率主力进剿穆棱、绥阳地区，消灭了在此盘踞多年的王枝林、“吴家三虎”等股匪，毙、伤匪800余人，解放了东宁、绥阳等县城，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路线。
8月23日，民主联军三五九旅配合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区部队，分三路合围东安、密山一带势力最大的土匪谢文东。经二天战斗，共歼灭土匪千余人，其残部向宝清、富锦地区逃遁。继之，民主联军清剿部队穷追猛打，于虎林、绕河一带将逃窜之敌剿灭。
在剿匪斗争中，捕获匪首姜鹏飞，平息哈尔滨“八二八暴动”，则是一场保卫“心脏”的战斗。
姜鹏飞，又名姜凤飞，辽宁锦州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黑龙江省程志远部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姜鹏飞率部投日，受训于日伪乙种专科学校、陆军大学，为日本人所重用，历任伪满奉天训练学校教导队总队长、佳木斯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40年，被派往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在此期间内，指挥伪满“铁石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华北的“潘家峪惨案”，就是其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而一手制造的。冀东的老百姓，一提起姜鹏飞这个名字，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姜鹏飞还与国民党地下组织秘密勾结。
日本投降前夕，他被蒋介石封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1946年1月，杜聿明命姜鹏飞扰乱东北民主联军后方，相机占领哈尔滨。姜鹏飞在北满先后收编了伪满散兵游勇、土杂武装、日军残余等十余个师，成为此地实力最大的“中央胡子”。7月，杜聿明命其“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姜遂又潜入哈尔滨，以期里应外合。直至8月10日姜鹏飞见新一军仍未发动进攻，决定自己单独动手。8月18日，姜命李华堂部集结蜚克图，刘昨非部集结阿城，刘松坡部潜伏于哈尔滨近郊，刘景山部待命于松花江北，对哈尔滨市取包围态势。在市内，姜策划在8月28日早晨，于三棵树、太平桥、道外、道里、顾乡屯等地举事。然而，姜鹏飞的这一切罪恶活动均在东北民主联军情报部门的掌握之中。决定当机立断，将敌匪一网打尽。
8月24日晚，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光复饭店内，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猜拳行令声此起彼伏。此时，在饭店二楼的雅座内，匪首姜鹏飞正在召见一位叛变过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团长。酒过数巡之后，姜鹏飞乘着酒兴掏出了委任状，任命这位“反水”的“团长”为“师长”，并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就要进驻哈尔滨了，诸位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正当这伙匪首得意忘形之际，潜伏在饭店内的民主联军特工人员神兵天降，一举将这伙罪大恶极的匪首擒获。
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又穷追猛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捕获了参与指挥这场暴乱活动的大小匪首。此役粉碎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暴乱阴谋，保卫了哈尔滨这个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
剿匪斗争，是一场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民主联军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在以往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民主联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自从制定了新的剿匪方针，各部队的斗争大见成效。
在依南地区的战斗中，合江军区组织了精干的剿匪小分队，采取不停歇的追击与钉楔围困相结合的方法，穷追猛打，最终剿灭了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等股匪徒。其中，剿灭李华堂的战斗，便是一场穷追不舍的恶战。
李华堂，河北栾县人，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1939年2月，李在同日军作战时受伤被俘，旋即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
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在剿灭谢文东后，转至合江省的勃利、方正等地，兜剿李华堂部。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歼灭李华堂部1000余人，李仅以随身40余人逃遁。为了彻底肃清余匪，三五九旅派出了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穷追400余里，终于在11月下旬于刁翎山将李华堂击毙。
在围剿杨清海时，民主联军对逃入深山的杨匪实施久围长困，布下明岗暗哨，同时，组织部队进山反复搜剿，使杨清海无粮无宿，疲于奔命，最后彻底被歼。在追剿实践中，各部队创造了寻踪和破谜两条经验。
寻踪是追剿流窜股匪的重要手段，如同熟练的猎人凭借蛛丝马迹去寻觅野兽的走向一样。
寻踪，包括两种方法：
第一种为秋末林中拨踪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勘察秋末森林中落叶被踏踩的痕迹，来判断土匪的去向。落叶被踏碎或被搓，且有比较宽的面积时，则证明是有人走过。反之，如果痕迹凹道狭窄而较深，道面不平，则证明是野兽所践踏。
第二种是春秋季草甸拨踪法。一般来说，当人和马从草甸上经过时，由于行走踏踩，必定要留下痕迹。而且往往草斜倒的方向，即是土匪逃遁之方向。如若踏过的道中，已有部分草立起时，即说明人马已经过去多时了；如若无草立起，则说明匪徒刚过去不久。
破谜是一种识破土匪设圈套的方法。当土匪遭到追剿打击时，往往化整为零，沿不同方向逃遁，以迷惑对手，这时，如果停止追剿，则正中匪计。所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应向最大一股逃匪追击，将其歼灭后往往可查知其联络记号与集合地点，再一一歼灭之。
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省是匪患的重灾区。合江省的南部和西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合江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栖息地。
然而，在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
贺晋年在延安就积累了剿匪经验，1946年12月他同《东北日报》记者座谈时，介绍了合江军区使用的战术。贺晋年说：“根据合江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战术上采取了以下这些办法：
（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也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
（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
（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在土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阻击部队，再派出精干的部队带上干粮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
（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地坚壁清野，使土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
（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军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有时可化装成便衣搜索。匪首谢文东就是这样被捕获的。
（六）在山林中清剿零散匪徒时，不宜使用大部队，尽量以小分队清剿。”
西满军区还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
在松江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
除了匪患严重的北满合江、松江等地区外，西满和东满的剿匪工作也取得进展。到1946年底，西满共瓦解土匪100余股，击毙被国民党任命的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副军长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东满亦消灭股匪600余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局势。在分兵剿匪的同时，东北局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组织大批的军政干部下乡，开展反霸除奸和土地改革运动。
在开展剿匪工作的同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出了数万名干部，组成了大批的农村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
剿匪、土改和“反奸清算”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方针、政策获得的成功。使北满、西满和东满的民主联军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起来。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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