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凯歌一直在顺流和逆流中
企图保持自我的完整，
只是，他与时代的互动不总是那么顺滑。
这次他是否能操持起
《妖猫传》这种玄幻甚至狂想的题材？
《妖猫传》剧照：张雨绮饰演春琴
盛名之下
距离采访开始还有十五分钟，导演和他的助理正在路上。现场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命令，为了采访之后的平面拍摄，要为导演的备用正装找一个可以挂靠的衣架，防止出现褶皱。几个年轻人如临大敌，不知道去哪儿找这东西，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找了一个“X”形状的易拉宝支架，在上面再固定一个杆子，可还是颤巍巍的，无法支撑重物。
外面风很大。陈凯歌准时到达了现场，然后走进化妆室，稍微整理一下妆容。“衣架”果然无法支撑起那套正装的重量，助理试了几次，还是没有成功。“直接放在沙发上就好了。”陈凯歌随口说了一句，倒是显得轻松。
采访的时候，陈凯歌言辞漂亮，有着足以和他的名声相匹配的口吻。他的视点往往很高，落点也远，喜欢引用古人话语来佐证自己的想法。话里常常有某种判断的意味，让人不容置疑。说到兴奋的时候，他也会用诗意的说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带着些许文人的浪漫姿态。他的话有时不太容易理解，需要仔细琢磨一番。
“熟悉我的观众会知道，我不仅仅满足于情节和叙事，而是以其为钥匙和线索，最后是为了涉及到精神诉求，像一艘船驶入一片更加开阔的水域。”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不过，用编剧芦苇的话说，则正好反了过来，“陈凯歌是个非常有诗意的人，但作为导演，同样不太会讲故事”。
芦苇是电影《霸王别姬》的编剧。他在接受改编邀请的时候，唯一的要求是不让陈凯歌参与到剧本的创作中来。他欣赏陈凯歌身上的那种慷慨意气，但也明白后者在叙事方面的明显短板。陈凯歌为这部电影注入了某种气魄，而且因为自身经历过文革，拍摄电影也是出于“有话要说”的表达冲动。而芦苇凭借对曲艺生活的喜好，以及对于叙事技艺的熟稔，借用人物关系、台词道具和类型冲突，穿针引线，让人物命运与时代背景勾连在一起，将原本的一个言情小说改造成了具有悲剧意义的史诗电影。
电影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剧本的原貌，而在上映之后，《霸王别姬》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也让陈凯歌的名声达到了顶峰。很快，原班人马便开始了下一部电影《风月》的筹备。但当陈凯歌联系上芦苇的时候，后者认为这个故事缺少足够的现实逻辑作为基础，因而没有参与进来。
1997年，陈凯歌开始拍摄《荆轲刺秦王》。芦苇看完剧本，忧心忡忡，主动联系了陈凯歌。他问陈凯歌，用商业片的投资去拍一部实验性的无类型电影，主题和情节混乱庞杂，心里是否踏实。自信的陈凯歌回了一句，踏实得很。当时，芦苇面对陈凯歌，脑子里冒出了一句湖南人常用的感叹，“唤不回来的”。
本来，芦苇其实觉得《霸王别姬》这部电影还存在着一些缺陷，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开个讨论会，聊聊它的成功和不足。陈凯歌说没问题，可是最后也没有了下文。芦苇依然记得，拍摄《霸王别姬》的时候，陈凯歌是很讲求“民主”的。一个广为人知的段子是，陈凯歌起初想让《末代皇帝》的主演尊龙扮演程蝶衣，但芦苇等人不同意，坚持要用张国荣。于是五个主创投票决定，最后的结果是4:1，陈凯歌只好同意大家的决定。
然而，当《霸王别姬》让陈凯歌的声名达到顶峰之后，这样互相角力的场景却再也见不到了。陈凯歌成为了唯一的主导者。芦苇想跟陈凯歌掏心窝子聊一聊，可是后来连陈凯歌的面都很难见到。与陈凯歌一块在胡同里长大的发小和邻居陈帆后来也这么觉得。
2005年，《无极》上映。据说，这部耗资两亿的商业大片倾注了陈凯歌极大的心血与精力，也是他决意转型之后的一次正名之战。在这部电影中，陈凯歌架空了历史，仍然背离类型叙事，试图借助这个外表华丽的故事表达对“爱”与“美”的理解。
在影片中，满神曾预言道，马蹄谷战役将是大将军光明最后的一次胜利。这与陈凯歌当时的境遇曾经很像。《风月》和《荆轲刺秦王》在票房和口碑上都遭遇了失败，在好莱坞的短暂生涯也很快宣告终止。此后，同为“第五代”代表人物的张艺谋耗费巨资，拍摄了《英雄》和《十面埋伏》，取得了票房成功，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陈凯歌决定顺应潮流，却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风格化表达。
电影上映后，三十出头的音乐制作人胡戈被《无极》的预告片吸引，走进了影院。他原本对陈凯歌并不熟悉，平时喜欢的是好莱坞商业大片，看完《无极》后，却直呼上当。“他这个电影的问题就是逻辑和人物动机不成立，而且有很多违背常理的地方，可以说是瞎编乱造。”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
胡戈决定制作一部网路短片，重新剪辑《无极》、法制节目和马戏团表演视频，对人物角色和台词进行重组和再造。这部名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短片被发布在网上，受到了广大网友的欢迎。那时候，论坛和QQ等平台已经形成规模，网络作为一种发声平台，逐渐成为无法忽视的舆论空间。
陈凯歌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看过视频后，认为制作者的这种行为“无耻”，并且已构成侵权，声称将诉诸公堂。胡戈在得知这一消息时，一度陷入非常恐慌的状态。但在网络上，大多数网友站在了胡戈的一边，认为陈凯歌名声虽盛，但未免有些太较真了，况且《无极》在剧情上的确存在诸多“槽点”。
作为“第五代”的代表人物，陈凯歌曾经以异议者的姿态对传统的革命类型叙事进行革新，开启了中国电影的新篇章，但当他取得名声和地位之后，却也需要面对后来者的审视与挑战。在市场的大潮下，好莱坞类型叙事成为了新的主流。在好莱坞大片影响下成长的新一代观影群体面对这样一部披着娱乐大片外衣的反类型叙事尝试，出现了本能的不适感。
就这样，陈凯歌一方面像电影里的“假霸王”段小楼那样不得不顺从时代的变化，追求世俗的安稳，另一方面又像是“真虞姬”程蝶衣那样拒绝改变，痴迷于艺术本身。“今天的视觉奇观追求的无非是一个感观刺激，它不是别的，目的就是能够让观众在两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忘却烦恼。”陈凯歌这样评价当下电影的“视觉时代”。
但在2005年接受《面对面》节目采访时，他却也承认《无极》这部影片将要“争取最高票房”，并能让观众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放下一切，得到“情感宣泄”和“精神满足”。或许两者的差异就在于，陈凯歌试图引导大众进行一场精神层面的“高级消费”，却并不肯在叙事层面改变自己，最终让他的理想变成了无法触及的“镜花水月”。
《孩子王》剧照
壮士暮年
陈凯歌个子比常人高出一头，目光也很有神。如果不稍微低头的话，跟人讲话的时候，很容易给人一种睥睨的感觉。“这眼神，简直就是老谋深算，可以和新片里的那只黑猫合成一下。”摄影师看了一眼样片，这样评价道。陈凯歌开玩笑似的补了一句，“老谋深算的眼，青春洋溢的脸。”或许是觉得这样的表达不够准确，他随即将这两种词组互换了一下，“老谋深算的脸”，“青春洋溢的眼”。
是的，陈凯歌的外表看起来早已不再年轻，但他在公开场合仍然会强调一种年轻的心态。去年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一场中国峰会上，他对台下的学生说，“拍电影是年轻人的事，因为心里有话要说。”陈凯歌说的“年轻人”也包括自己。他希望能有更多的“猛士”和“狂生”，这些说法也是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期待，年轻时是这样，如今年过六旬，仍然如此。只不过，时代已经变了，陈凯歌甚至不理解年轻人为何不喜欢穿袜子。
作家李陀仍然记得陈凯歌年轻时拍摄《黄土地》时的情形。那还是1984年春天，他住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里写剧本，正好《黄土地》的摄制组也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李陀的房间正对着楼梯口，过往的脚步声一般都是慢吞吞的。但每当陈凯歌带着摄制组准备出发的时候，门外的脚步声变得急促，伴随着敲门声、笑声和嬉闹声。
几天之后，摄制组要出发去拍摄外景，送行的时候，李陀第一次见到摄制组的全部成员。他大吃一惊，竟然是一群孩子模样的年轻人，很多都只有二十多岁，穿着牛仔裤，头上戴着遮阳帽，登上了满载着拍摄器材的大客车。导演陈凯歌和摄影张艺谋也才三十出头，他们后来成为了“第五代”的代表人物，并在新世纪伊始走上了两条不同的转型之路。
此后，因为对主旋律类型电影的反叛，《黄土地》在送审时曾受到批评。李陀等人则纷纷撰文，对这部影片的艺术成就进行了肯定。这部电影改编自柯蓝的叙事散文《深谷回声》，原本讲述的是一个带有主旋律色彩的革命故事。陈凯歌和他的同伴在接到这个拍摄任务后，却用一种崭新的影像语言对传统的类型故事进行了革新。
到了1987年，陈凯歌回到了云南西双版纳，在这片他曾经作为下乡青年待过七年之久的地方，拍摄知青题材的《孩子王》。据主演谢园回忆，拍摄过程中，摄像设备一度出现问题，资金严重断链，剧务和厨师拒绝工作，还有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作鸟兽散。陈凯歌一头乱发，站在山腰上，胡子很倔地朝前撅着。随后，他大病了一场，很快便又投入到工作中，找谢园一起说戏。
样片从西安送回来的时候，陈凯歌发现洗印效果极差，便直接说道，“通知厂里，以后的样片不再送西安而直杀北京洗印，我只对艺术负责，经济随谁去管。”凭借着一股子的少年生气，心无旁骛的陈凯歌从不局限于特定的历史事实，而是执迷于用影像讲述某种大开大合的东西。
这种“猛士”与“狂生”的莽撞劲儿在那个特定的阶段曾经成就了陈凯歌，却也给他的电影创作留下了一些“隐患”。他有“关公舞大刀”的气力，但并不肯在武器的锻造方面下狠功夫。有时候，影像叙事几乎到了无法承载他那种表达冲动的地步。这在后来的《无极》里表现得很明显，但在《孩子王》等早期作品中就已经可以看出端倪。
《孩子王》曾在法国的戛纳电影节上得到过有些戏谑意味的“金闹钟奖”，理由是让人有些“昏昏欲睡”。后来《霸王别姬》的投资人徐枫在看完陈凯歌拍摄于1991年的作品《边走边唱》时，也同样不太明白这部电影想表达什么。
编剧芦苇后来意识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第五代导演最优秀的作品大多是在血气方刚、没有知名度和圈内地位的时候创造出来的。当他们有了一切条件，却已经“无话可说”了，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他们有了地位、年事已高，也丧失了当初的很多追求和能力。”他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
芦苇和陈凯歌一个重要的分歧便是对类型的理解。从小便在类型叙事的革命电影影响下长大，让陈凯歌得以成名的便是他对于传统叙事方式的反叛。对于《霸王别姬》，他也认为并不是一次类型叙事的胜利。而在后来的一次访谈中，他更是将“样板戏”这样的革命类型叙事与好莱坞商业类型电影进行了类比，对这两种看似相差很大的事物都选择了有意的拒绝和远离。
但芦苇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霸王别姬》不是类型电影，但很多戏剧冲突都是有类型叙事的参照的，包括它的戏中戏结构。相比于类型，芦苇用的更多的描述是“戏根儿”，是戏剧逻辑与生活逻辑的同构。“在他们那个时代，类型是不被重视的，换句话说，是误打误撞。上天给了陈凯歌很多才华，但并不包括如何讲故事。”他最后补充道。
《道士下山》剧照
顺势逆行
陈凯歌常常提起的一个词——“时代”。有时候，他觉得时代的作用很大，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因为时代，他成为了知青，下乡七年，又成为了导演，作为盗火的先觉者，进入了历史舞台。因为时代，他“及时”地拍出了《霸王别姬》。在电影生涯的第一个十年里，他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候。他是“时代之子”。
另一方面，他又常常强调，说个人的力量可以超越时代的限制。《霸王别姬》以后，创作的钟表好像忽然被拨慢了一步。他心里有苦楚，自己也想再拍一部《霸王别姬》，但他说“拍不了”。他仍然充满雄心，大步流星，却无奈地发现自己的努力未能得到足够的理解。他需要在电影艺术里将钟表再拨快一步，超越类型，突破限制，像曹雪芹写《红楼梦》那样，像大师级导演科波拉指导《教父》那样，主题的表达和内容的结构却因此出现更大的错位。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弥补时代的偏差，他说，五年之内，无人能懂《无极》。他成为了少部分观众眼里“意识超前”的那一个。
“更何况，事儿也不是那么个事儿了。”陈凯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照以前，大家聚在一块，谈的是“使命”，是“理想”。可是现在要是再说这两个词，恐怕要被人笑话。但他仍然认为，观众和市场可以变，创作者却可以“不变”。“我宁愿让大家说陈凯歌很笨，但我仍然坚持用原来的那种方式去完成我自己的电影。”他补充道。
2015年，《道士下山》上映。制作团队近千人，电影拍摄了大半年，还与好莱坞技术团队合作，试图实现工业水准。陈凯歌依然像以前那样，带着浪漫诗情，将“多余的话”写进了创作谈里。“我想拍一部关于人的，荡气回肠的电影，让人觉得人活一世要活得体面才值得，就像蝉把壳皮蜕在尘埃里，飞走了去看天地的大。”这样的描述不仅让人想起他在三十年前创作《孩子王》时曾说过的一些理念。他明明做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尽管辛苦并不与质量挂钩，最后的结果让人大失所望，老朋友芦苇更是直言“很烂”。
筹拍六年的新作《妖猫传》终于要上映了。为了营造他心中那个真实的大唐“幻境”，他积极尝试新的特效技术，但拒绝让演员在绿幕前完成表演，为此他与湖北襄阳政府合作，建造了一座唐朝影视城，并种下了两万多棵树，实现了节约成本和艺术标准的双重目标。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这样做了。他此前拍《风月》，建了上海一条街，拍《荆轲刺秦王》，建了秦宫，拍《赵氏孤儿》，又建了春秋战国城。
表演的艺术已经濒临灭绝了吗？陈凯歌并不觉得。每个时代都有好演员，只能说“人各有志”。当年张国荣为了饰演虞姬的角色，五六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待在北京，拜师学艺，练习唱腔和身段。而到后来，在宣传的过程中强调演员的辛苦几乎成了例行公事，陈凯歌调教演员的例子也随处可见。这在以前曾是基本的职业要求，在如今的演艺圈里，却几乎已经成为了一种“美德”。
陈凯歌打心眼里欣赏程蝶衣那种“不疯魔不成活”的状态。演员黄轩在新片《妖猫传》里饰演时而落寞又时而癫狂的青年诗人白居易，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将自己保持在那种状态里。“他可以自嗨，也可以很情绪化，一会像小孩子一样掉泪，一会又有莫名的欣喜。我觉得唐人说的诗人风情大概就是这样。”陈凯歌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道。
有一次，黄轩因故离开了拍摄地几天。回来之后，他没有回酒店，直接去了片场。陈凯歌的妻子陈红也是电影的制片人，她在酒店的房间里听到敲门声，服务人员说起有些行李无法确定物主是谁。陈红一看，上面有两个箱子一把吉他，几件皱巴巴的衣服，还有一些文稿。“这完全是一个homeless（无家可归）的流浪艺人的物品。”陈凯歌回忆道。陈红说，这些东西一定是主演黄轩的，送过去之后，果然就是他的。
“这个社会有这么多的诱惑。有些演员本来蛮有潜力，最后却变成了‘综艺咖’，这种情况也有很多的。所以得判断一下，自己究竟想做什么？如果你做什么，就应该从一而终。”陈凯歌说起对演员的期待，却又像是说自己。
是的，如他所说，以电影为艺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电影还在。在陈凯歌的内心，依然有一个理想的世界。他在新电影中为自己重建了一个理想中的大唐，带着诗人般的浪漫与狂想。他希望那个奇妙的幻境可以让观众在享受视觉奇观的同时走进他的抒情王国。他像是布道一样，对特效技术团队的人提出要求，“我要你们做的事是真的，不是假的，凡真的东西都是埋藏在很深的地方，关键是不炫耀。”
和以前一样，陈凯歌仍旧在这部外表华美的电影中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人物，这几乎成为了他以往作品的“标配”。无论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无极》里的昆仑，还是《赵氏孤儿》里的程婴、《道士下山》里的何安下，以及《妖猫传》里的白龙，那个理想中的自己一直存在，即使时空变换，童心依然不变。
另一方面，电影中总有另外一些杂音，那是卑琐而无力的中老年形象，虽然位居高位，却空洞而苍白。陈凯歌期待着，让已经破败的废墟重新长满花草，让内心的纯真重新占据主动。他曾在自传《少年凯歌》里提到，精神和物质的旧墙均已归于消失。或许电影就是他重建围墙的方式。
“我希望有一个我可以仰慕的人物存在。这就是电影的根本魅力所在。电影之所以如此迷人，就是因为只有在电影里你才可以做到在日常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才可以塑造现实生活里没有的人物。”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只不过，这样的选择何其艰难。如何在顺应时势的同时逆潮流而行，如何在兼顾所有的同时又做到不首鼠两端？他一直在将自己切割成不同的身份和面孔，却又一直以自洽和自信的面目示人。
采访结束之后，化妆师再次为陈凯歌整理容妆，工作人员在门外守着。当陈凯歌穿着正装走出来的时候，身后跟着随行的众人，一切恍然间仿佛回到了《霸王别姬》的时空里。他如同一位已经老去的京剧名伶，披着戏服，勾了脸，走进了聚光灯下。三十分钟过去了，三十年也过去了，他仍然在等待一个拔剑的时刻。或许是站得累了，陈凯歌转身四顾，身影有些茫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