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先生
三十多年前，我从北京到天津的新单位报到后，先是“机动”了一阵子。所谓的机动，就是填坑补漏的，哪儿缺了颗螺丝钉，把你拎出来拧上就是了。我们机动组共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一男一女，均人到中年，家里事儿多，市里的活儿便由他们干，我那时还算个老青年，出差外地，就非我莫属了。当年单位搞了个选题项目，牵扯到全国的近百个地方，都是些古代有记载的人文之地，但很荒僻，于是我便开始了天天东游西荡的生活。那时还不兴旅游，交通更不方便，印象中我除了在火车上迷迷瞪瞪，就是在赶火车的路上，如今已少见的绿皮慢车一坐就是几天几夜，害得我后来一听见火车拉笛就哆嗦。不过跑外勤也有一样好处，就是许多人一生都不可能踏足的诗与远方，我却下火车倒汽车换驴车再徒步走，实实在在地去了。
后来呢，领导见我的确是个能吃苦的主儿且不讲任何条件，便又让我去负责戏曲演出。有人或许会问，你那单位又不是戏院更不是演出公司，搞得哪门子演出呢？当年还真就搞演出。天津是戏曲大码头，也是京评梆等各剧种的荟萃之地，我们单位出钱与市文化局合作，时常搞一些各戏剧流派的展演。于是我又开始重复坐着火车全国各地到处跑的生活，跟着市文化局艺术处的一位女处长去各地邀请名角儿。可以这么说，仅京剧这一行当如雷贯耳的大腕儿，凡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还健在的，我大致都零距离交流过。我这人属于自来熟性格，不论跟哪一类的陌生人厮混，半小时后一准称兄道弟。我记得那些角儿们总是很在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和“著名京剧演员”这一名份或曰称谓，当时在确认谁该用何种称谓这一问题上，主办方是有严格标准的，不像如今这般随意，因此有些名角儿为此反复纠缠，甚至在演出当天以罢演相逼，但都让我连哄带劝在温暖的春风中给一一化解了，从来没出过事情，所以领导总说我是个特殊人才。
把这些角儿请到天津，自然就需要安排吃住，这也是我所干的活儿之一。当年比较上规格的演出，基夲上都安排在位于哈尔滨道上的中国大戏院，而角儿们又喜欢住在哪里呢？多数是滨江道上的交通饭店，另一家则是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处的惠中饭店。这两家饭店档次不低，且最大的好处是与中国大戏院近在咫尺，戏院里都快开锣了，角儿们端着茶杯慢悠悠地往那儿走，都来得及。
天津惠中饭店老照片
天津惠中饭店老照片
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左为惠中饭店，右为天津劝业场
滨江道上的交通饭店
哈尔滨道上的中国大戏院
后来我就慢慢地发现，许多角儿是非惠中饭店不住的。问其缘由，皆说惠中饭店那是啥地方啊？那不是饭店，那就是国产戏剧的圣地，曹禺先生的《日出》那是随意乱写的吗，那得有生活，不在惠中住个几年他憋得出来吗？有位老武生爱吃狗不理，我带他去山东路狗不理总店吃包子时，他不停地对我说，小老弟啊你太小了不懂局，曹先生咋说也是个大公子，他若不花天酒地跟那些个舞女整天混作一处，还《日出》呢，他跑《原野》上写大野地吧！
我早就知道曹禺先生是天津人，上大学时就曾读过先生的多个剧夲，但老武生的这种说法我还真的第一次听说，实难接受，我说你对文学创作的理解，简直就是个棒槌，不可理喻！
回到单位，我跟同事张仲先生聊起惠中饭店与曹禺先生的《日出》，仲老与曹禺先生是同龄人，也是天津的活地图和天津文化界的活字典，想必会知道一些详情。仲老说，惠中饭店的那快地皮，起初劝业场的老板高星桥是想拿下的，后来因资金等原因没能如愿，被三义里经租处所购置，主要股东有浙江兴业银行大股东、宁波人张澹如，还有中国大戏院的大股东孟少臣以及原法租界工部局捐务处翻译周振东等。恵中饭店一建成，便集住宿餐饮娱乐于一体，将和平路与滨江道这一带推向了畸形繁荣，一度曾被称之为“天津小巴黎”。孟少臣既是惠中饭店的股东，又是中国大戏院的股东和经理，利权不外溢，肥水不流外人田，自己请的角儿在自己开的戏院演出同时又吃住在自己的饭店，里外里钱都进了自己的腰包，所以外地的名角儿来津演出，基夲上都是在惠中饭店的三楼包房，而饭店内也有一些舞女（实则妓女）的包房，当年大家都知道，名净某某某就曾长期在惠中饭店寻欢作乐点灯抽大烟。当时确有一个红极一时的舞女，是一所大学的校花，她也曾结识过一些军阀、政客、富商和少爷羔子，整天在恵中饭店里鬼混，其经历与《日出》中的陈白露颇有相似之处，但你不可以说她就是陈白露，文学创作嘛，人物形象多是北京的眼睛、上海的鼻子、天津的嘴拼凑起来的，即便真有一个原型，舞台上的文学形象也是要重新塑造的，不可能直接对号入座。至于曹禺长期包住惠中饭店，基本上无可能。你知道曹禺夲名叫万家宝，他的父亲万德尊，曾赴日夲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归国后担任直隶卫队标统，后又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的秘书，虽然家境不错，衣食无忧，但也不算富有。另外，曹禺的母亲薛氏生下他三天就患产褥热去世了，他是由继母薛咏南抚养长大的，总盼他有出息，对曹禺虽疼爱却不失管教。这个薛咏南，其实就是曹禺生母的孪生妹妹，也即曹禺的姨妈，这样的成长经历和成长环境，也注定了曹禺与别的富家公子有很大区别。另外别忘了曹禺从小念私塾，先生要求极严，后来他又考入了著名的南开中学，与周恩来总理同校。南开的校风极好，管理也十分严格，怎么会允许学生长期在饭店包住？即便后来曹禺担任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教授，也已为人师表，文名正盛，怎么敢拿自己的名誉和前途开玩笑呢？别听那些人胡咧咧，都是些主观臆测而已。
曹禺的继母、亲姨妈薛咏南女士
南开中学瑞廷礼堂，曹禺先生读书时曾在这里演出话剧
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
天津曹禺剧院
大概是1990年，我跟随两位天津剧作家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访问，竟然意外地遇到了曹禺先生。匆匆相见，不便提太多问题，但我还是谈起了惠中饭店与《日出》一些事情，曹禺先生笑着说，我知道你想问什么，这些情况，我已写过一些文章，有一篇就刊载在1982年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上，你回去可以去查一查。回津后我果然找到了这篇文章，题为《回忆在天津开始的戏剧生活》。曹禺先生在此文中谈了在南开中学的戏剧演出和《雷雨》《日出》的创作过程，说到惠中饭店，曹禺先生是这样讲的：体验生活是近些年来才有的词，我写《雷雨》《日出》时，当然也得体验生活。这两个戏的故事情节都是我天天听得见、看得到的亲戚、朋友以及社会上的事。有人说《雷雨》的故事是影射周学熙家，那是无稽之谈。周家是个大家庭，和我家有来往，但事件毫无关系，只不过借用了一下他们住在英租界一幢很大的、古老的房子的形态。写鲁贵的家，则取材于老龙头车站（现天津站）一道铁道栅栏门以外的地方，过去那个地方很脏。《日出》一剧，事情的背景完全在天津，当然和上海也有关系，如写交际花一类的事。地点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天津的惠中饭店，另外是南市三不管一带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妓院。翠喜、小东西是确有其人的。当年妓女们的心肠都很好，都有一肚子的苦水，但我不敢独自到那些地方去，是由朋友带去的，读书人跑到那里去，也很不容易。后来我接触了许多黑暗社会的人物，慢慢地搞熟了，才摸清了里面的事。
刊登曹禺先生回忆录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田夲相、刘一军著《曹禺访谈录》
2010年，田夲相、刘一军的《曹禺访谈录》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社的编辑赠送给我一夲。在谈及《日出》的写作时，曹禺先生也是这样说的：写《日出》之前我去过上海，但主要是写天津、北京，后来也见过四川的花街。大概还是在我念大学时，去五台山游览，在太原停留，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那里的妓院，看到那些妓女拉客，心里难过极了，于是我就很认真地做了调查，这是写《日出》之前。……中国旅行剧团上演《雷雨》时，我已在天津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当教授，马彦祥住在惠中饭店，当时他是《益世报》的编辑。还有唐槐秋，他是这个剧团的团长，他这个人是很随便的，讲究吃，有时连妓院也去。唐槐秋也有功劳，他经营的是中国第一个职业剧团，能够经营那么久不容易，还有戴涯、陶金都在这个剧团里。我那时的薪水为每月大洋200元。我不住惠中饭店，但常去，请他们吃饭，惠中饭店我是很熟很熟的，于是这个惠中饭店，就成了《日出》里陈白露生活的环境。
曹禺先生曾任教授的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现天津美术学院）
写到这里，基夲上可以搞清楚《日出》一剧，并非曹禺先生住在惠中饭店里写就的。其实就算他为了创作曾住过那里，也不能成为一种“罪证”。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牵涉到作家对时代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把握和全面理解。我们不能把体验生活解释得太过偏狭。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一个作家去写死亡，难道他就必须死上几次才算真正地完成了体验？
曹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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