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工昌
绿城公布的年度业绩报告显示，2018年，绿城实现合同销售1564亿元，同比增长6.9%。没有完成1600亿的年初销售目标，增幅创下近三年最低。盈利方面，绿城2018年股东净利10亿元，同比大幅下降超54%。
与此同时，绿城的净利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也都创下了历年最低记录。根据年报，绿城中国股东净利润为10.03亿，比2017年下降了54.2%。其中，净利率为近五年最低点的3.94%，净资产收益率也是近三年最低点的3.7%。
绿城怎么啦？
失去的5年
2014年，绿城与融创谈判破裂。绿城创始人宋卫平将24%的股份从融创手里转售到中交，随后几年，万科郁亮称之为“白银时代”，融创孙宏斌称之为“钻石时代”。而绿城却是“失去的五年”。
2018年绿城中国的表现，和同行比差距越来越大。
2016年，销售超过千亿元的房企约有12家。绿城中国有1100亿元，上2000亿元的只有5家房企。最高的恒大也才3700亿元。
到了2017年，销售过千亿的房企增加到17家，头三名碧桂园、恒大、万科销售都已超过5000亿元。而绿城中国2017年销售约1457.1亿元，排名11，销售面积位居15位。
从负债方面看，根据目前公开的数据，截至2018年二季度，绿城资产负债率79.7%。维持了2017年80%左右负债率的情况。如下图。
同期，绿城中国的收入债务比率，从57%上升至近72%，净资产负债率为55.1%，环比2017年年底有所提升。同时，截至2018年6月，绿城中国2051亿元的负债中，净增加的超过450亿。一年内到期债务占债务总额比达33.7%，一年以上到两年占比为21.5%，两年以上占比为44.8%。。如果从2015年算起，当时绿城的负债总额才不过1078亿元，三年多时间，快翻了一倍。
还值得一说的是，截至2018年二季度，绿城中国经营活动净现金流为-77.81亿元，经营现金流和营业收入之比，大降35.95%。而2018年2季度末，绿城中国的存货只有接近1400亿元。换句话说，可以卖的并不算多。（昔日前十地产豪门滑落至17位！绿城的艰难时刻杠杆游戏2019-03-06）
可以说，2018年绿城几乎所有的财务指标都跑输了国内的房企同行。
而随着房地产行业整体增幅开始放缓，行业集中度开始提升。像绿城中国这样的现金流与债务双双吃紧的公司，尽管暂时还名列前20位，但激烈的竞争将令其应接不暇。
2018年，TOP200各梯队房企规模持续增长，销售金额集中度较去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从2018年TOP200房企分梯队集中度的变化情况来看，百强房企内部出现分化。TOP3和TOP100之后的房企集中度较前两年基本持平。其中，TOP3房企增速较2017年放缓。TOP11-TOP50房企集中度增速仍然保持较高，较2017年均进一步提升。（2018年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TOP200排行榜2019-03-0109:53:24 来源: 克而瑞）
与之相对应的，股价和市值当然好不到哪里去。
绿城中国过去一年的股价从2018年初高位之后，整体趋势是一路往下。
截止2019年4月26日绿城中国的市值为155.4亿
而在香港上市的房企，2018年2季度时，平均有180亿。新鸿基、万科、恒大、中海外发展、碧桂园等的市值都在两三千亿元。
宋卫平的绿城往事
1977年，原本在在浙江美术地毯厂织手工地毯的宋卫平参加高考，考上了杭州大学历史系。大二那年，宋卫平受著名记者邹韬奋影响，自办了一份只有四个版面的报纸《思考》，一个人承包了三个版面的撰稿，一度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
据寿柏年回忆，宋卫平是个“愤青”，“那个年代正值改革，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希望中国能够走上民主、法制和现代化之路”。
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随后在杭州舟山党校做老师。这个给党政干部们上课的老师却因言论不合时宜而下岗，被迫南下珠海到一家电脑公司负责编制内部刊物。7年后回杭州的宋卫平自称身无分文，不过此时他认准了搞房地产是他们这些搞文科的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借了15万元人民币，和5、6个同事一起租房子、搞办公设备。后来又找人借300万投标项目和买地。在那个工资只有几百块钱的年代，这两笔钱都不是小数目，而宋卫平能这么快借到手，只能证明两点，一是朋友多人缘好，二是浙江有钱人真多。而这也是日后宋卫平每每逢凶化吉的法宝。
1995年宋卫平创建绿城集团。而在党校时，兼职做过两年体育老师的宋卫平在发达后没忘初心，1998年宋卫平着手组建了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俱乐部成立后，绿城集团对足球下了血本，2001年绿城俱乐部的总投入为8500万元，这是宋卫平当年总赢利的2/3。可能也正是足球带来的名气，让绿城连续7年位居浙江省房产业界之首。
2006年7月绿城中国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绿城不是赚钱能力最强的房地产公司，但在业主中的口碑却是最好的。不担心速度问题，更担心品质问题。”宋卫平当时半开玩笑地告诉媒体记者，购买并拥有住房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想，是对个人尊严缺失进行的一种自我补偿。宋卫平认为房子的拥有涉及到个人尊严，而捍卫尊严最有力的保证自然是品质。
在绿城集团，一个项目赚钱赚少了不会被“撤掉”，但质量出了问题肯定会被“拿下”。在宋卫平看来，房子“是有身段、有表情、有美感、有艺术、有生命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某项目的房子造好了，外立面的石材也都挂起来了，但宋卫平来了一看，发现墙面的石材色差有点不均，结果他下令将整面墙敲掉重来。（捍卫者宋卫平的十年风雨路柏木水鄙人的公号：避风酒馆）
在打造品质高端别墅和公寓项目的同时，绿城集团还协助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城中村”改造工程。参与了杭州西湖区文新街道就骆家庄、五联村两大“城中村”改造项目，另外绿城还拿下了彭埠“城中村”改造、江干区和青岛李沧区的农民安置房工程。这些“城中村”改造工程的利润仅为政府支付的3%建造费，对很多已习惯从事高回报的房地产企业而言，这些“城中村”改造代建项目绝对是“不赚钱”的。但由于过硬的工程质量，很多杭州被安置的农民明确提出要政府选择绿城从事项目改造。
绿城百合公寓的一位业主在形容小区的物业时，连续用了三个“好”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小区里每天都是一尘不染，老人购物东西太重，保安会送到家门口，小孩放学，物业可以帮忙代接孩子，这样优质的服务，业主们都是抢着交物业费的。”
与文人情怀相对的是宋卫平的商人的身份，这种对美学和品质的极致追求，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对市场的傲慢。杭州一位开发商认为，宋卫平的姿态是给予型的，而不是共建型的。“宋卫平是把他认为正确的给予大家，而不是心悦诚服地听听市场需要什么。”
可这种不计成本的追求产品的品质必然会缩减企业的盈利空间，这也使得在楼市危机、降价潮到来时，绿城完全没有应对市场波折的弹性，其内部缺乏必要的伸缩空间，所以看似富丽的绿城大厦总给人以摇摇欲坠之感。
两次债务危机
绿城共经历过两次债务危机。
一次是2008年4亿美元的海外债。根据协议，绿城在经营中不能抵押、负债过线、出售资产等。而为了生存的绿城主动引爆了这颗炸弹，后来对媒体公开坦白了违约。
愤怒的海外债主要对绿城进行破产清算，但随后的金融风暴令海外债暴跌，难以扛住的债主们为了快速得到钱度过难关，只能对债务打折让绿城还钱。靠天躲过一劫的绿城在2009年又掀起新一轮的高速扩张。这年绿城房地产的销售业绩超过了530亿元。
2011年11月，一则绿城“被破产”流言开始流传。很快宋卫平发文回应，“深夜发文，意在感谢诸位，也向大家报告，绿城目前一切尚好。”但并未大笑人们疑虑。
根据绿城中报，2011年上半年，绿城的净资产负债率从2010年底的132%，上升到了163.2%。绿城现金流状况亦令人堪忧：综合现金流量为负值，公司可动用的银行结余及现金近67.44亿元，而一年内到期的银行借款和其他借款为135.14亿元。
绿城最近三年公告显示，其负债率最低是2009年105.1%，2011年中报负债率高达163%，超过绿城最困难2008年底140%。在楼市上行时期高负债并不是问题，而一旦楼市下行、销售回款不畅，高负债会压垮资金链。
“绿城是行业中杠杆使用得最激进公司。”北京高通智库张宏说，它追求规模，放弃了稳健，“现在它需要做收缩。”绿城“信托门”事件，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发生。（绿城：悬崖边的贵族宋卫平抑或乔布斯 中国企业家 2011-11-03）
而恰恰此时，其销售遭遇了政策阻隔。2011年1月26日“国八条”中第六条提出了房屋限购令：“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随着限购城市名单的逐渐出炉，绿城中国重点布局的高房价区域如杭州、北京、上海、南京均加入限购的队伍。
绿城的项目定位是高端住宅，而高端住宅恰恰是政策严控的对象。因此绿城的绝大部分项目都在此轮调控的限购区域内。同时，其高端定位也造成了有能力买绿城房子的人基本都属限购范畴，这使得绿城无法效仿定位中低端的房企实行“以价换量”的策略。
卖不动房子，意味着高地价坑在自己手里。而恰在前几年，绿城高价拿了不少地。2006年9月29日，绿城联手滨江以36.3亿元的总价击退华润置地将杭汽发项目收归囊中，并刷新了当年杭州地王记录。2009年9月22日，绿城集团在苏州一天之内花费36亿元、25亿元连续拿下两个“地王”。
2011年5月，绿城中国新盘去化率为29%，较4月跌两成，明显下滑。这年9月，绿城的销售收入为270亿元，仅为年初计划的一半。从被海航收购，到被银监会调查，再到“被破产”，绿城集团一直处于各种流言的漩涡中。2012年春节前，标普宣称将绿城中国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从B下调至B-，展望为负面；同时，将公司的未偿付高级无抵押票据评级，由B-下调至CCC 。标普表示，下调评级，主要由于预期绿城未来12个月流动资金仍弱，因公司短期债务显着、大量的建设成本，以及疲弱的物业销售。
面对危机，绿城的应对主要是两点，一是转让所持地产。2011年底，绿城中国刚刚将所持4个项目的部分股权予以出让，仅仅一个月后就有媒体曝出绿城中国拟再度对外转让四个项目，融资60亿的消息。据称，瑞银引述管理层表示，绿城拟出让的4个项目分别是：上海天山路写字楼项目、青岛审计局商业项目、温州鹿城广场以及北京奥克伍德雅居四个项目。为此绿城方面没有否认。
再就是降价卖项目。一直坚持品质的绿城此前不久，还曾公开表示“不会直接降价”。但宋卫平在2011年9月接受了某南方刊物的采访时称，：“假如真的无路可走，那就直接把价格降到底，所有的房子都卖完，以后就不再做房地产了”。2011年11月份开始，绿城部分项目报出9.2折的优惠价格。随即，市场频频传出绿城出售所持项目股权的消息。
有知情人士认为，“绿城的核心问题是公司高端项目占比整体产品的比例太高了”。在现有的调控环境中，将鸡蛋放到一个篮子的结果是，面临的风险和冲击最大。“一直以来，国内的房地产企业形成了对楼市的牛市思维”，他们对于楼市的发展前景太过于乐观了。（传再甩项目融资60亿绿城中国资金危机仍旧未解中国网 2012-01-31）
“我大概是被惯坏了，”宋卫平说，2008年之前的那轮大牛市让他有点掉以轻心，房子很好卖，他想只要把产品抓好就行了，“从上市前一两年开始，大概有三四年我没有参加经营会议。”2008年，绿城遭遇资金链危机，但4万亿的狂欢让宋卫平产生了幻觉：2009年绿城有创纪录的520亿销售额，还有创纪录470亿的拿地金额，其中有很多地王。
在行业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的2008年，绿城反应迟钝，它的命运从那一刻已经注定。2010年史上最严厉的调控出台之后，绿城才对行业的变化做出反应，绿城开始做轻资产的房产代建业务，同时对园区服务开始升级。但是，市场并没有给宋卫平足够的时间，命运的指针开始往下走。
绿城本有机会像龙湖、世茂这样的高端开发商一样，推出高品质、高单价，但面积小而总价低的产品，作为过渡居住使用。然而，绿城最终没有选择拓展产品线来摆脱财务危机。（宋卫平服输：调控超出了绿城的预期2012-06-12每经记者杨羚强 发自上海）
从一个困局进入另一个困局
在卖地与降价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后，绿城被迫使出最后一招，卖股权，断臂以求生。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陷入资金链困境的绿城已经多次出让股权。在先后出售多个项目给SOHO以及融创后，绿城又在2012年6月8日与九龙仓交换股债，涉及资金共约51亿港元，九龙仓由此成为绿城第二大股东。2012年6月22日，绿城与融创再次联手，各出资10亿元成立合营公司，并由合营公司收购绿城旗下价值约67.43亿元的上海玫瑰园、苏州御园等9个项目股权。
在经历多次“卖身”自救后，绿城在2013年实现销售金额651亿元，同比增长19.2%，完成销售目标118.4%。但是，楼市在2014年初掀起的新一轮“降价潮”又再次把绿城抛入困境。
2014年的5月22日，融创中国发布公告，宣布以约63亿港币的代价收购绿城中国24.313%股份。收购完成后，融创中国与九龙仓并列成为绿城中国最大股东。杭州凡奇地产总经理顾晓立认为：这对双方都是件好事，若收购属实，则说明宋卫平看好孙宏斌，认为其是“托孤”的好选择。（绿风又起|文人宋卫平托孤融创或创地产千亿霸主2014年05月16日 来源：新安房产网 作者：曹弘扬）
但仅仅100天后，事情就发生波折，绿城融创放弃合约的消息不时传来，整个过程有很多是非曲直。简单来说，就是融创入主的绿城业绩有了很大起色，但是却背离了宋卫平一直看重的品质原则，宋卫平开始后悔把绿城托付给孙宏斌，而他们在签订卖股合同时并没有完全遵守法律规定，给了宋卫平拿回绿城的机会。
于是，一向不重规则重道义的宋卫平违约了。2014年11月19日凌晨，宋卫平发布发表《我的检讨与反思》一文，明确表示将要回归绿城，最终这一波合作大剧以宋卫平重回绿城结束。2014年12月19日，绿城与融创官方宣布终止收购协议。
被毁约的孙宏斌似乎毫无怨言，公开称“宋卫平是永远的大哥”，而对业主和员工拥有超强责任感的宋卫平则说，“我确有失信之处。但是失信一个人，还是失信于绿城的业主、合作方、施工方等更多的人？这种选择真的很艰难，也非常无奈。”
2014年12月23日，央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宣布，宋卫平、夏一波（宋卫平之妻）、寿柏年（副董事长兼行政总裁）及各全资附属公司以总价60.14亿港币出售给中交集团24.288%的股份。至此，中交与九龙仓并列成为最大股东，随后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交集团通过增持成为绿城控股第一大股东。在这笔交易完成后，宋卫平曾开玩笑的表示，自己已经变成了打工仔。事实上，他确实失去了绿城控股的实际控制权。
宋卫平当时的想法是，中交只在董事会层面负责中远期规划，而操作仍然掌握在绿城团队手中。但宋卫平没想到，引入中交，只是从一个困局走向另一个困局。
2015年5月，中交正式入主绿城，“去绿城化”残酷开始。此时绿城董事会中执行董事席位由4个扩充为6个，中交派驻执董3人，非执行董事席位也增加一名中交人士，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绿城中国和子公司绿城房产的管控职能被合并，这使得上市公司加强了集权。
2018年1月初，寿柏年以每股12.08港元的价格出售其持有的8.06%股份，接盘方为平安证券，寿柏年正式与绿城告别。寿柏年退出后，绿城创始人团队中，只有宋卫平夫妇还持有的10.496%的股权，但其中的4.62%又捐给了丹桂基金会。也就是说，绿城创始人团队持有的股份已经不足10%，中交的大股东的地位由此更加巩固。
此时中交全面掌控绿城的意愿也更加强烈。从2015年5月到2018年年中，当时的绿城行政总裁曹舟南用三年时间解决历史遗留的三四线库存问题并降低负债率，绿城终于走上了平稳的发展轨道中。
但曹舟南2018年8月初正式辞去行政总裁、执行董事等职位，由彼时中交派入绿城刚三个月的张亚东接任行政总裁。再加上2018年11月，绿城上海区域总经理章建波在回归绿城一年半时间后再度离职。中交正式实现了对绿城的全面掌控。
根据绿城董事会最新名单，执行董事6名，中交已经占据4个席位，分别是刘文生、张亚东、李青岸和李永前。老绿城人只剩下了宋卫平和李骏。
从股权、董事会人员、以及管理层等各个方面看，中交已经全面掌控绿城。在大股东的强势掌控之下，中交将对业绩的压力也传导在了绿城上，绿城面临着一轮新的战略、经营思路调整以及利益分割。
绿城与中交长达数年的漫长而痛苦的磨合，终于在这次平稳的交接中尘埃落定。可中交正式入主绿城后，企业却并未朝着宋卫平所预期的方向发展。
品质绿城信誉被毁
中交进入后，绿城一改以往慢周转风格频繁提速。
在2015年10月，绿城与投资者的沟通会议上，中交建集团执行董事、财务总监傅俊元曾表示，绿城固有的问题是库存压力大、开发成本高、持有物业多、管理能力弱。这是绿城坚持高端品质的特性，但也是其发展的障碍。
但要为绿城提速并不容易。亿翰智库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绿城中国的存货周转率为0.31,而2017年榜单TOP100企业中，平均存货周转率为0.35,其中，TOP1-20企业2017年平均存货周转率为0.61，相较之下，绿城中国的存货周转率依然有较大差距。再从总资产周转率来看，绿城中国的总资产周转率0.208，而2017年榜单TOP100企业平均总资产周转率为0.25，其中TOP20企业中2017年平均总资产周转率为0.41。绿城与同类房企周转差距同样不小。
因此，中交集团一直想为其加速。绿城总裁曹舟南曾公开表示，早在3年前，绿城中国的执行董事李青岸来到绿城开始，绿城就开始调整财务管控，为企业提速做准备，“以财务利润为核心，加速周转，实现有质量的增长”。
中交地产总裁杨剑平曾透露，中交的目标是央企前三。中交建副总裁宋海良也曾要求，中交应该与其地位匹配，房地产业务要做到央企前三甚至前两名，要对标中海和保利。然而从2017年的排行看，第三名（前两名为中海和保利）的华润销售额就已经达到1300亿元，刚刚发布的半年报数据则是943亿元。中交2017年的数据是217亿元，想要有大的飞跃，只能靠绿城这项优质资产。
2015年7月，绿城开始“高周转”。当时，绿城中国执行总裁应国永签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内源性现金流管理的通知》中提出，全力加速销售去化、全面加速资金回笼和严格控制支付等方面要倾尽一切努力。坚决执行“早销，多销、快销”的策略。加大应收款项催收力度，“倾尽一切努力”获得受限价政策影响项目的预售许可证；对于不受限价政策影响的项目，要争取把原计划2019年供货的房源提前至2018年开盘销售，严格控制付款。
为了在规模发展上更上一个台阶，一向在土地市场上低调谨慎的绿城开始了大批量扫货。据克而瑞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绿城中国新增土地货值603.7亿元，是其前一年1147.8亿元货值近一半。
在紧接着的8月份，绿城与中交16个下属单位签署了近30个项目的合作协议。据界面地产报道，接近绿城人士表示，按照绿城已有的投资策略，拿项目之前都要经过认真细致的研判，通过后才会决定拿地。这30个项目看似是大礼包，但这不符合绿城以往拿项目的规律，项目的成色好坏也是个问号。
要知道2014年，宋卫平对媒体曾直言把绿城卖给融创是错误的决定。原因在于不喜欢融创董事会要求的高周转。没想到他不惜毁弃声誉引入的中交，却恰恰是对追求高周转好不逊于融创的中交。不仅如此，绿城赖以为生的品质信誉也在中交入驻后慢慢湮灭。
前面说过，中交入主央企巨大的业绩压力。而代建便成了实现这一目的的法宝。
在2016年6月，绿城中国宣布，以9.49亿元收购宋卫平以及其他股东手中的蓝城代建资产全部股份。最终成立了绿城管理服务集团，用以发展绿城代建业务。
代建业务对绿城的业绩贡献巨大。年报显示，2018年，绿城房地产开发合约销售为1012亿元，代建销售额为552亿，代建规模占到了房地产开发规模的一半。
但代建项目却很难保证项目品质，绿城的开发物业陷入品质危机，2018年5月份，绿城位于六安的项目遇到业主横幅抗议，随后不久，绿城又因为杭州绿城富春玫瑰园、青岛绿城郁金香岸、即墨中航绿城·理想城三个样本项目登上了中国房地产报“315”期间发布的《2017年中国百强房企项目工程质量黑榜》，外立面开裂、房屋渗水、墙体空鼓是上此黑榜的主要问题。
再看绿城与宋卫平
昔日的绿城中国曾以其傲人的品质标签在中国房地产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新老板中交地产的带领下，竟然成了消费者竞相投诉的对象，不知当初因为不忍融创糟蹋绿城品质不顾信义将它夺回，而将它交给现在的老板的宋卫平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
面对中交的强势，老绿城团队已经彻底“心灰意冷”，无力也无心再挣扎。2018年8月2号，曹舟南正式离职。绿城为此专门开了个沟通会，台上，曹和张亚东并排而坐，尽量显得平等、友好，但无论作何解释，都显得矫揉造作。
中交尽管掌握主动权，但也明白，再迫切的愿望也“不能得罪”宋卫平这个灵魂人物。在张亚东与《中国房地产报》的一篇访谈中，他细数了自己的种种改革，但每段后面必加一句“做这样的调整也是与绿城创始人宋卫平先生沟通的结果。”
已过六十“花甲之年”的宋卫平活成了一个幌子，下面遮住的是中交和老绿城人的面子和利益再分配。（【深度】净利润腰斩，绿城中国混改之路陷入挣扎中国房地产行业最受关注的混改试点路在何方。李祖阔 2019/03/25来源：界面新闻）
现在看来，2018年7月那场媒体沟通会，很可能是宋卫平最后一次代表绿城正式出镜。彼时老宋再次亮出了招牌式闭眼演讲——以45度角仰头向上，完全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强大现实扭曲力场里：“不要人家去宋卫平化，我自己去宋卫平化就好了。这是一件好事，不在于去谁，而在于把这个企业发展得更稳健、更好，这是重要的。”（宋卫平的局：失去的话语权和尴尬的高周转每日经济新闻2018-08-23）
绿城历史上总共出现了三次较大的股权变革，每一次都是其创始人宋卫平为了摆脱迫在眉睫的危机所作出的近乎无奈的选择。它是宋卫平经营理念和其性情特征的综合表现。总体来说他很理想主义，对产品（包括物业服务）有自己很高的标准和追求，对财务、市场相对不够敏感，这也形成了绿城的风格。
但作为一个产品主义者，他对政策、大势尤其是资金的理解与运用实在是相当糟糕的水平，“宋卫平把产品当成了作品。”知情人士认为，“房子毕竟是庶民经济，不是高科技，不应该无限追求高精尖。”他认为宋卫平是从城市遗产角度来做房子，过度追求“有形空间传承”，而忽视了与人互动。（绿城：悬崖边的贵族宋卫平抑或乔布斯 中国企业家 2011-11-03）
曾有接近绿城的人士表示，在产品品质和经营策略上苛刻到偏执的宋卫平，却在人才管理上显得过于宽仁厚道，其对高管和员工的重情重义，在将团队忠诚度推向无以复加的高度的同时，也使得团队的铁血和狼性逐渐消磨。（绿城离职员工自曝内忧外患高层结构存重大缺陷 中国网 2012-05-14）这使他领导下的公司文化过于江湖，让其管理充满了随意性。
商业法则讲求理性，一个好人不一定能做得了成功的企业家，宋卫平的任性最终让他失去了绿城。历经调控和收购的折腾，如今没有了宋卫平的绿城连“品质”这唯一的优势也正在失去，未来绿城将如何，恐不言自明。（绿城中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没落的？2019年04月20日作者：高冬梅 砺石商业评论）
但我们仍然不能忘记宋卫平，甚至要铭记。
曾有报道称，知道绿城缺钱，沈阳的业主们提出提前交十年物业费，青岛的业主甚至已经筹得360万，希望帮助宋卫平。业主对开发商如此深情，世所罕见。
2014年5月22日公司内部会议上，宋卫平说到绿城“真诚、善意、精致、完美”的宗旨时，忍不住哽咽。在更早的时候，他在公司念业主发来的挽留短信时，也忍不住失声。
作为一个被绝大多数人诅咒的行业老板，他却得到了不可思议的称誉。其实他并没有额外做许多，只是“在最浮华的地产行业用产品阐释了一种罕见的价值观”。
只是他似乎是失败了，不仅是从曾经显赫的位子上下来或被架空，而是他所毕生追求的东西最终成了一个梦。
作者|刘工昌
（温馨提示：本文引用数据，均为官方数据，或为公开报道，未使用任何内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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