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明多大了上小学(童年只想上大学)(1)

打职业篮球,中国的孩子并不认为是什么了不得的梦想。我也不是从小就梦想成为篮球运动员。小时候我梦想有朝一日成为名人,不论是政治家、科学家或者将军都可以。我想成就一番大事业。

美国孩子长大后能打职业篮球的很少。中国孩子,这种机会就更小了,中国孩子多,而全国却只有14支甲A职业篮球队(级别再低一些的就很难称为职业球队了)。中国球员的薪酬要比NBA球员低得多,要想发财是异想天开。NBA发展联盟(NBDL)球员的年收入3万美金,中国的顶级球员年收入也并不比他们高。中国球员像所有职业运动员一样,退役时遍体鳞伤;而他们还得另谋一份工作。你最擅长的只是弹跳、投篮,你能找到一份什么更好的差事吗?正因为如此,我父母以前从不想让我成为职业球员。尽管我爸爸曾经打了9年职业篮球,我妈妈曾效力于国家女子篮球队。我爸妈不想让我再走他们的路,想让我过上更好的日子。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肯定会长得非常高,他们这样想:身高超过2米10,找常规的工作会很困难,所以,把书读好就更重要了。

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用X光照他们的手,测量骨头以预测未来的身高。我10岁的时候1米65,X光照过后说我会长到2米21。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兴奋,几年后我大一些就开始想自己这么高会有多么麻烦,比如说找不到女朋友。我还担心自己的孩子会长得更高,因为孩子一般都比父母高。

我对于自己的身高我从来不舒服,在这一点上父母帮且了我。在学校里妈妈和我走在一起,当我没站直的时候,妈妈会拍我的背,对我说:“挺直你的背。”当然,有些孩子拿我寻开心,但这并没有让我烦恼,反正每个人都有被取笑的时候。

至于衣服倒不是问题,我可以穿爸爸的旧衣服或者买大人装。等到我比爸爸高的时候,耐克公司已经跟我签了约提供衣服给我。我不需要太多衣服,反正大多数时候我穿T恤衫和运动衣。

长得太高的唯一代价是乘巴士。在中国超过一定身高就要买票。1米20以下的儿童免费乘车。我不记得自己有免费乘车的时候,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已经1米47了。

我的个子比同龄人高一头。在区体校时,篮球出身的校领导认为我是好苗子,并向主管中国篮球的领导推荐,以争取经费。她们竭力说服我妈妈,并陪着我去面见领导。那时,我12岁左右。我不知道却那里干什么,他们让我转身,向前走,再走回来,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测试。然后他们聊着篮球的事。

这位领导对于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篮球天赋极为欣赏,向我们详尽描述。对我却并不看好。最终,这位领导还是一次性拨了一万元人民币给我们区体校,校领导则在这一年每月给我一百元人民币的营养补贴。过了几年,我已加入了东方大鲨鱼队,初步成名,父母将这段往事告诉我。

妈妈并不介意我不能成为优秀的职业篮球运动员。听到我很难成为一个好的篮球手的时候并没有感到失望。若我想成为职业篮球手,他们不会反对,但他们希望我另有所长。妈妈最大的愿望是让我念大学。在中国,要成为职业运动员,十二、三岁就得开始训练,每周去学校3次,每次三四个小时。在美国,你可以今年做这样明年做那样,或上着大学边惦记着做职业球员。而在中国,你必须二者选一,一旦决定自己所走的路,就很难改变。妈妈认为如果我念大学的话,就可以在城市里找一个工作,总之能过上好日子。我的父母打篮球都不是因为他们喜爱篮球,是领导安排的。

妈妈跟我讲过文革时期打篮球的事,至今我都觉得难以置信。那时候最受尊重的三类人是工农兵,全国的口号是向工农兵学习。体育运动被认为无足轻重,但毛泽东喜欢篮球,因为篮球需要刻苦和集体协作。那时篮球的水平不怎么样,因为外国的教练和训练都不被准许。毛主席当然不愿意美帝国主义跑来教打球,以免中国人的心灵受到毒害。

心中装着这样的口号,运动员去工厂劳动,或者去建筑工地背砖头。这是他们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工厂工人、农民和建筑工人会指导他们。运动员上午劳动,下午训练,但并不能保证有训练场地。文革期间比赛也很少,只是很多训练。打球是为了学习怎样成为一个好党员、好公民,打败另一支球队不是目的。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打篮球、唱歌、做记者、当兵,你做的事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

最难以置信的是,领队会邀请工人、农民和士兵来观看训练。训练结束后,他们要问工农兵的意见,哪些方面需要改进———更多的投篮?改进运球?还是加强防守?工农兵对篮球懂得不多,他们通常告诉运动员们要更刻苦地训练,永不放弃。

听上去很滑稽,但我觉得不应该嘲笑那时候的人。他们懂的不多,只知道做别人让他们做的事。虽然工人们不懂篮球,但感到自己身上的责任,既然被叫去看球,就要尽力帮忙。

也许他们的建议很奇怪,但他们很努力地在帮忙。我觉得历史和我们中国人开了一个玩笑。

姚志源(姚明父亲):我20岁开始打篮球。我是工人,在工厂锤接电机部件。文革时那会算不错的工作了,因为工人的社会地位最高。其次是农民,第三类是士兵,然后才是科学家,商人地位最低。我知道有些人说我儿子现在也算是商人了,我并不这么看。不管怎样,年代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好,我很为姚明骄傲。那时政府官员见我个头高,就建议我打篮球,更好地为国家服务。就这样我去了上海篮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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