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刚走出校门，在一条高速公路当技术员。
离校的那一天，我扛着几大包行李、铺盖，还有毕业前买的二手自行车，自行车是车上卖票的人和司机两个人配合着，使了点牛力放到了公共客车的车顶，让我补了半张车票才跟着我形影相随来到了这个城市。
我坐着机动三轮在陌生的城市里拐了几条陌生的马路，和我那些鼓鼓囊囊的行李一起到单位报到，办公室的人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提前准备的大红毕业证书放在手提的袋子里，他们几乎都看都没看，简单聊了不到5分钟，就用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把我送到了工地。
在办公室简单的对话中，我大概知道了这批一同来的有三四个校友，还有五六个其他学校的大学生，他们也和我一样，在单位的办公楼里做了极为短暂的停留，然后像精心配置的鱼苗被洒向工地，均匀分布在各个偏远的施工点上。
工地很大，工点与工点之间离得很远，鱼苗们在各自的广阔水域奋力划水，我们彼此只在别人的嘴里听说过对方的名字，却从来没有见过一面。
我们居住的地方大多是这样的简易工棚，它们一丛丛一簇簇滋生在空旷的田野上，是广阔大地上渺小的占地，用最简单的施工方法，坐落在距离施工点最近的路线上，完全为了干活方便，等到工程结束，就全部拆掉，土地复耕，除了横亘在原野上那条车辆川流不息的带状公路，平交道优美的弧线，以及远近屹立的座座桥梁，那些临建的房子就像不曾存在过一样。
当农作物或者绿化的植被重新覆盖在那块土地，当这块土地和周围的景观完美地融合为一体，我站在远处眺望，想极力找到它们原来的影子，竟然出现片刻的恍惚，甚至不能准确定位。整个的原野，刚刚翻松过土地，规整，松软，密不可分，它们就像消失了一样，没留下一点痕迹，当然这是两年以后的事情了。
我到的时候，整排的简易房已经分光了，每个房间都有人，如果我是一个男鱼苗，随便塞进去就可以解决问题，可是个女技术员，事情就复杂多了。这排简易房呈L型拐过去，是一溜工棚，紧挨工棚的旁边还空着一间房子，看到这间房，本来愁眉苦脸的队长眼睛就亮了，灵机一动把这间房给了我。
工棚里的工人“滋滋拉拉”又敲又打，用浇筑砼做模板的木头加了一中午的班给我做了一个床板，那个年轻点的工程师拿着起子螺丝刀给我上了门鼻儿，仓管老头跛着腿送来一把锁，我就在这个简易房里宣誓了主权，暂时安顿下来。
工棚和房子的最大区别就是少了一面前墙，没有门，其他三面墙和房顶都是一样的，墙体的红砖和厚厚的灰缝清晰可见。工棚里固定着一个做木工的电刨设备，乱七八糟横放竖放的木头杂物。白天几个工人穿着劳动布工作服在电刨前干活，声音巨大，地上全是碎木块和刨花，有时候飞扬的木屑密集地飘起来，淹没了他们干活的身影。
而我的房间因为多了一堵墙一扇窗户一个门，就是一个完整意义的房子，虽然墙体是那么粗糙，连个墙面都没有抹，地是那么原始，随便用砖铺了一下，可是有人在这里居住生活，进进出出，这个房子就有了生机。
中午，当我关上门和窗帘，正午的阳光幻化成北方极度明亮的光线穿过红色砖块的灰缝罅隙，数条白色的线长长的交织在昏暗的房间，我躺在床上像身处一间密室，看那些光千回百转闪闪烁烁，欢快流淌。
但到了晚上，在被黑暗统治的时段里，暗夜一点点降临，关了灯只剩下无边的黑暗，那些墙洞也不再给我欢喜，墙体和屋顶因为太过简陋而单薄无力，原野的气息趁着黑暗一股脑涌进来，四周的墙仿佛消失了，薄薄的屋顶也不复存在，一睁眼就可以看见星星，和大地如此接近，我孤独而寂寞的躺在一片松软的土地上。
十几间的简易房，住了两个工程师，四对夫妻，六个机手，两个收料员，他们尽可能地利用工地既有的材料打理着自己居住的小屋。桥上养生用的塑料布被他们用图钉钉在靠床边的墙上，墙面变得光滑无比，再也不怕刮风时灰缝里的砂石料落到床面；桥上绑扎钢筋的细铁丝被扭成了挂衣绳，两头用钉子固定在墙上；试验室废弃的正方形小试块被垒成了洗脸台；浇筑桥涵结构物剩下的混凝土砌成四四方方的小台子；木板拼装成的小柜子，没有刷漆就放进了衣物……还真是会想办法。
这些修路架桥原始粗糙的材料是他们的工作，也同时刻进了他们的生活与生命里。我也很快会像他们一样，用这些东西装饰我的住所，分明随处可见嘛。
四对夫妻中最老的是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老头十几岁就在工地，老太太是农村户口，这五十多年来，老头走到哪里老太太跟到哪里，他们的家随着工地不断变迁，因为上学不方便，为此他们的孩子最多熬到初中毕业，也都在工地上随便找个活就业了。
老头身体瘦而硬朗，在工地上看管仓库保管各种材料，敬业又操心，虽然有一条腿不太利索，但却不怕跑腿，不停地跑来跑去，有时候领东西的人要的具体，一盒钉子，一瓶油漆，老头也要来来回回服务到位。
老太太有时坐在门口有时坐在丝瓜架下，睁大两只昏黄的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等着老头闲下来。
吃饭的时候，他们两个也是一个坚固的团体，我们和他们总归是有距离的。在这里，人们之间的交流边界分明，中年人和中年人一起，年轻人和年轻人一起，大学生和大学生在一起，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机手即便天天见面连个招呼也不会打。
夫妻组合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可以做到以工地为家，他们是驻地最忠实的守护者，他们的心因为另外一个人在身边而长在了工地，没有特别的情况，他们是不会离开工地的。
这些夫妻们不管白天还是夜晚，忙还是不忙，永远淡定而从容，不慌不忙，端碗打饭，睡觉，闲坐，打招呼，像生了根一样长在工地，他们的房间更像是一个家，东西齐全，生活物品应有尽有。
不像那些单身的人，和独自一人在外闯荡的人，一有时间就往家跑，往城市跑，回不了家就幽灵似的晃荡。这里永远栓不住他们躁动不安的心。
白天的忙碌会填满工地生活的贫瘠匮乏，而到了夜晚，当夜像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了白天，周围一片死寂的沉默，一望无际的漆黑，连个人影也没有。除了那几对夫妻，其他人都像消失了。
我的心也一点点地沉下去，内心被巨大的恐惧吞噬，同时吞噬的还有希望和梦想。
这样的夜晚，我拿出小录音机和几盘反复听过的磁带，让那些在学校里听了无数次的旋律流淌在房间里，那时候，我从来不曾预见那些歌曲会在这样的环境响起。那时候，寝室里是热闹的，人声鼎沸，女孩子们叽叽喳喳，爱唱歌的人会不约而同跟着原声哼唱，再忧伤的曲子也能唱出一种张扬。而在这里，欢快的节奏也是一种孤独。
十几个人中属工人活得简单快乐，他们每天脸上带着微笑，拎着一个盛满开水的大茶杯从驻地到现场，到了吃饭时间拎着空大茶杯就回来了，哼着小曲轻快的步伐。
他们一回来食堂就宣布开饭了，整个驻地活跃起来，打饭的人挤满了伙房，饭菜的香味四溢，他们端着碗互相开着玩笑，边吃边吹牛。
他们兴高采烈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某一年在某个工地发了多少钱，有一年因为发得太多了，没有查就装在兜里；还有一年工期赶得特别紧，一连四十天昼夜不停，就连睡觉都在车里，为了表示鼓励经理每天都会站在路边发一次奖金……每天领一次，啊，那该是多么激动人心的画面。
说的人声音越来越响，脸上全是满足的表情，“是，是，壮壮的每天包里至少都是几十万。”旁边还有个当时的参与者怕别人不相信似的补充一句，作为有力的证明。
壮壮是他们给经理起的外号，喊的时间长了大部分人因为记不清他的真实姓名，而在不同的场合脱口而出。
“那一年我在县里的一个项目，比你们少发了一半”，另一个没有赶上那个工地的人愤愤不平地说。
“老胡两口子没少发啊，人家领一份他们是两份，他两个可是咱们施工队的有钱户。”
那真是他们的黄金年代啊。在这样的地方，能挣到多的钱，确实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我在学校的时候，大家有青春，但是没有钱。
每到学期结束回家的时候，我在小商品市场，用所剩为数不多的钱给家里人买东西，我想给妈妈买一条保暖的棉裤，给弟弟买一件手可以抄在兜里的夹克上衣，还有漂亮的笔记本，表姐买一条健美裤，二舅买一个袖珍收音机，可是就买了一条棉裤，钱就快花完了，我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堆不值钱乱七八糟的玩意，就想进家之后看他们每个人收到东西那种狂喜的表情。
特别是弟弟，一进门就会翻我的包，好像他们期待回来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带回来的东西。
后来，妈妈执意把棉裤送给了舅妈。如果，那时我的钱可以再多一点，我就可以买到更多想买的东西。而现在，我终于和钱近了一步，那些尴尬的日子也终于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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