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的一生，后世可谓褒贬不一。有人说他结束了元朝暴政，关心民生，减免税负，奠定了明帝国两百余年的根基；也有人认为他滥杀功臣，设立锦衣卫，从一开始就让明王朝披上了黑暗专制的外衣。不可否认的是，朱元璋在位的三十一年中，确实发生过数次牵连上万人的大案，众所周知的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前者先后有三万人被诛杀，后者也有将近两万人头落地，这些被推上断头台的“罪犯”，大多都是无辜被牵连的冤魂。频频举起的屠刀，也给朱洪武的执政生涯蒙上了巨大的污点。相比之下的另一起案子，虽然涉案人员并没有胡蓝两案那么广泛，却折射出了明朝政府管理的巨大弊端，这便是明初四大案中的空印案。
大明洪武九年（一说洪武十五年）的一天，一张盖着地方政府大印的空白账簿放在了太祖朱元璋的案头。龙颜大怒，数百名官员不久后悉数问斩。一本小小的账簿，为何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所谓的“空印”指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01
明朝制度规定，各布政司、府、县级单位每年都要向户部呈送钱粮及具体财政收支和税款账目。只有户部与这些地方行政单位的数字分毫不差，才可以结项。倘若有半分半毫的出入，整个账册便要驳回，重新填报，并重新盖上地方政府的印章。
朝廷设置这种严格核对制度的本意，自然是出于防止地方官员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的目的。但实际执行起来，各省的财政数据繁多冗杂，而以税款形式上缴的粮食在运输过程中极容易出现损耗，因此账册与实物对不上的情况屡屡发生。须知当时首都在南京，要说江浙沪的官员倒还好办，快马几天就能跑个来回；那些远在云贵川陕的官员们一个往返便要三四个月，行政效率极其低下。
为了避免这种无谓的折腾，报税的官员便在进京时携带多份盖好了公章的空白报表。如果跟户部对不上账，需要返工，就拿着空白账簿就地填报，从而省去了不少麻烦，也免了舟车劳顿之苦。而从户部大员的角度考虑，这么做也可以让自己尽早完成汇总工作，何乐而不为。因此这“空印”之法，朝廷上下是人尽皆知，且人人默许的。
除了朱元璋。
02
洪武九年七月的一天，一个检校官来到奉先殿外，急着要见皇上。所谓检校官，其实就是锦衣卫的前身，是朱元璋手下的情报人员。他们求见皇帝，自然是有机密而重大的事情要呈报。检校官见到了朱元璋，呈上一本账册，朱元璋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完全空白的账簿上竟然盖着地方政府的官印。这不是想在上面写什么就写什么吗？他感觉到自己被欺骗了。
乞丐皇帝朱元璋出身微贱，坐上龙椅后便总觉得底气不足。内心中隐隐的不自信养成了他无端猜忌的性格。在他看来，这空白账册的出现，显然是没把自己放在眼里，是欺君之罪。而一个地方官员携带这种空印账簿入京，则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用想了，严查，给我狠狠地查！是哪个掌印官胆大包天，敢在空白账册上盖印？
调查的结果再次令朱元璋震惊了，明初全国一共十三个省，一百多个府，而这么多的府县中竟有一半多的掌印官与此案相关联！
空印文书虽然可以令行文工作变得简单快捷，但也极易助长贪腐之风。早在宋朝，皇帝为了显示对近臣的恩宠，便赐其空印文书，容许这些臣子可以直接任命自己的亲朋好友，事后再向朝廷上报即可。结果徽宗时的蔡京、童贯等辈便利用空印之便，广植党羽，将北宋拽入了黑暗的深渊。想及此，大发雷霆的朱元璋下令：“尚书与布政司官尽诛之”，“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千百名官员因此下狱，随后被处死或流放。
事实上，涉案的官员中绝大多数纯粹是为了办事方便才使用空印，与所谓的贪腐并不见得有何干系。朝中重臣虽对此心知肚明，但朱元璋刻薄寡恩的性情和惩治腐败的坚决态度，令他们不得不三缄其口。眼看着不少无辜之人要上刑场，一个远在浙江宁海的小人物竟然向朱元璋上书求情了。
03
郑士利，浙江宁海人，生员出身，实际上不过就是无官无职的平头百姓。郑士利之所以站出来说话，是由于担任湖广按察司佥事的兄长郑士元因空印案被投入狱中。由于并非掌印主官，罪不至死，因此被充役江浦。郑士元为官清廉，体恤百姓，作为弟弟的郑士利深为兄长不平，恰逢朱元璋下诏求直言，表示“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于是郑士利连夜写了数千字的劝谏书，怀着必死之心赶到应天，将此书通过丞相胡惟庸呈到了朱元璋的案前。
郑士利的千言书，大致说了四个问题。
其一、根据大明目前的制度，所要考核校对的空印文侧，用的都是骑缝印，并非一纸一印，因此就算其他人拿在手里，也并无实际用处；
其二、前面已经说过，地方官员核对钱粮税款，行政效率太低，使用空印也是为了政务方便的权宜之计。何况空印的实行已经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又何必要追究如今这些官员的罪责呢？
其三、目前国家的法律中还没有关于空印的法条，就这样毫无根据地将涉案官员杀头充军，怎能使他们心服口服？
其四、因空印被问罪的官员大多数都是通达廉明之士，实为无辜。皇上即便要降罪，也该派人探查个中委曲。如今像割草一样将他们问斩，意味着国家失去了许多可用之材，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事情啊。
04
郑士利的千言书，可谓句句切中要害，不想朱元璋看完之后，反而更加愤怒了：一个小小的生员，怎会有如此胆量？定是有幕后主使。来人，给我抓起来，问问他主谋是谁！
面对着丞相和一班大员组成的“特别法庭”，郑士利没有露出丝毫的胆怯。他笑着回答：“顾吾书可用与否如何耳？且吾业既为国家言事，自分受祸，人谁为我谋乎？”我写这个谏言书，已经料到会身受其祸，哪里会有人为我出谋划策呢？始终没有屈服的郑士利最终与他的兄长一样，充军江浦，不知所终。按照一般的编史原则，如郑士利这样的小人物是没有资格被列传的。但他的精神无疑感动了《明史》的编纂者们，因此不仅被立传，其谏言书的内容也被节选在了史册中。穿越数百年的光阴，我们依旧可以在行行文字中看到那个不屈的淡薄身影。
郑士利的上书，并未能让朱元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一方面迅速立法，“凡主印者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免死为军远方”，从而使得空印案“有法可依”；另一方面，他命大小臣僚推举贤才，以填补获罪官员留下的空白。在朱元璋看来，自己坐拥天下，岂容一个小人物随意论短长？
空印案的根源在于原有政府制度效率的低下，朱元璋只看到了空印自身可能引发的贪腐问题，却并未思考如何解决上缴钱款的低效问题。冤杀了一批人，也根本不可能震慑那些真正的贪腐者。九年后的洪武十八年，郭桓案将洪武朝的反贪行动带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更大的暴风雪终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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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琴剑霜月 制作：吃硬盘吧、发达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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