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户居民楼里，兄妹三人爆发了一场争吵。
“我不同意！”
“这是妈刚生病的时候就交代过的，我是顺着妈的意愿的。”
“老娘是年纪大了，被他们的宣传搞晕了头，这破坏家族风水你知道吗？”
卧室里床上的老人安详睡着，刚刚客厅发生的激烈争吵似乎都与她无关。
大儿子坐在床边，拉着病重母亲的手呢喃：“你为什么要我们做这么难的决定啊......”
你，为什么会选择捐献自己的遗体？
这是老人三个孩子难以理解的选择，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未解之问。
为医学贡献VS让遗体保全，选择哪一个都无关对错。
但做出捐赠遗体的决定，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身边人，都是关于人性和爱的考验。
01▼
“我老婆要去做老师”
死亡、清洁、装袋、急速冷冻、送入医学院保存......
这是遗体捐献者死亡后，8小时内的历程。
徐玉娥，大体老师，女，48岁，往生日期：101/02/23。
2012年2月，徐玉娥患病去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台湾开始推动宣传遗体捐赠时，徐玉娥和林惠宗夫妻俩便给遗体捐赠中心打了电话，填写了捐献遗体的同意书和信息表。
身边人是不是都能接受他们的决定，他们不在意。因为他们愿意给彼此签下同意书，这就够了。
妻子先走一步，按照20年前约定的那样，她的遗体被捐赠出去，分配到了辅仁大学医学院。
他和还不知道妻子去世消息的朋友说：“我老婆要去做老师了。”
朋友问：“什么老师？”
“大体老师。”
遗体捐献者，被医学生们尊称为“大体老师”。
但遗体捐献出去后，最快要两年后，才会被送上解剖台。
防腐一年后，还要再放一年，这么做是为了照顾家属的心情。
去世的第三年，徐玉娥的遗体仍被放置在辅仁大学医学院中。
她被裹在密封的塑料袋中，盖着白布，躺在格子里。
每回他去看妻子时，都会隔着厚厚的袋子抚摸她的脑袋。
妻子去世后，林惠宗只在梦里见过她一回。朋友说，这是因为生前对她好，所以死后她不愿来打扰他。
他对妻子说家里一切都好，说想让儿子去当警察，说他多么以她为骄傲......
“老婆，你现在是大体老师，那你以后要去哪里？可能你现在也已经不在了。我讲的话也没有听到，也没人知道，但是还是要跟你讲。”
他絮絮叨叨，然后慢慢哽咽。
两年里，林惠宗每隔一两个月，都会开车从嘉义到台北去看望妻子。在辅仁大学“大体老师”们的家属中，他是去得最频繁的一位。
徐玉娥去世后就被送到了医学院，没有办葬礼等任何仪式。也正因如此，女儿总觉得还有些事情没完成，妈妈还没离开。
02▼
她以生命
教导我关于死亡的课题
遗体需要通过评估，经过处理后，才能成为“大体老师”。对处理这些遗体的工作人员来说，这个过程也有些煎熬。
辅仁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在工作半年后，才慢慢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他经常看到林惠宗过来看望妻子，在某次林惠宗准备离开时，他说：“我希望我不会处理到你。”
林惠宗笑着回答：“那有什么关系，反正你经手这么多了。”
“可是那个都不认识。我还没有做过认识的，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遗体处理好后，贮存在冷藏格中。但在他们真正被送上医学解剖台前，还要经过一道道郑重严肃的流程。
首先，医学生们需要和大体老师的家属进行一场真诚对话：大体老师的生日、性格、喜好、生前的故事、捐赠目的......
这些了解，让一具遗体回归为一个鲜活的人。
在解剖课程开启前，医学院还会邀请家属参加感恩礼。
学生代表致辞：“他们不但慷慨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礼物奉献给辅大医学院，并亲自以身体来教导我们，他们是我们所尊敬的无言良师。”
致辞结束，上香，鞠躬。
这些看似繁琐的流程，却是关于生命最重要和触动人心的一堂课。
此后，他们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大体老师：
解冻、剃掉头发、解剖、观察身体构造和器官变化、探讨病情......
每堂解剖课结束后，学生都会向大体老师鞠躬喊道：“谢谢老师。”
但事实上，做出遗体捐献这个决定，对在乎“身体发肤”和“入土为安”的中国人而言，尤为艰难。
因此不少医学院都缺大体老师。
没有多少人能直面被解剖过的亲人，为了让家属不产生怯意退缩，解剖课程一旦开始，家属们就不能再见他们。
在遗体将要被用于解剖课程前，林惠宗去看了妻子最后一眼。
他像往常一样平静地同妻子说话：
“那些学生，他们会好好对你啦。
以前来看你都没什么感觉，就是你在这边已经很安稳。
然后今天早上要出门，越想越不舍。
常常跟人家讲好像没什么，可是，可是......”
林惠宗哭了。
而那位一向理性的解剖学教授，面对母亲想把自己的遗体捐献到她所在大学的要求时，也忍不住表现出抗拒。
“很多人说你学解剖的，应该看淡生死，其实并没有。
如果我妈要成为大体老师，那我有两个要求。
第一，她不要捐来我任教的学校；
第二，那一学期的课程我不要参与在里面。”
徐玉娥的女儿在参加完感恩礼后，也拒绝了最后一次去看妈妈的机会。
福马林将妈妈的身体泡得发暗，变色，她不愿将这个身影，与记忆中笑意盈盈的母亲重叠起来。
但即便如此，她们还是没有退缩，也不后悔地做出了决定。
在学期解剖课程结束后，女儿林映汝作为家属代表上台发言：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女性，她赋予子女生命，而最终又以她自己的生命教导我关于死亡的课题。
我的母亲又是如此不平凡，虽然她的生命已经结束，但她以自己的肉身作为教材，带领同学们认识人体的奥秘。
我的母亲如此平凡，却又如此不平凡，她的生命已经结束，但她留下了无尽的爱。”
03▼
无言良师
在某个问答应用上，有个问题是：第一次见大体老师是什么感觉？
同互联网上常有的戏谑、恶搞、抖机灵画风不同的是，这个问题下面的回答，满屏都是敬畏与严肃。
有个答主说，印象最深的大体老师是一位三岁男孩。在他病危时，父母将他的眼角膜捐了出去。他去世后，遗体就捐给了医学院。
那个小男孩躺在解剖台上，小小一只，但足以让在场的医学生们，满怀敬意地鞠躬喊声”老师“。
性别、年龄、职业......无论他们生前拥有怎样的身份和角色定位，在那里他们都值得最大的敬意。
而这样的故事，实在太多。
今年2月22日上午，山东青岛一对新人领证结婚。当天下午，两人去办理了器官和遗体捐献手续。
面对不吉利的说法，他们只说：“只要器官能够救别人，比吉不吉利重要多了。”
浙江23岁的退伍军人屠楼宇，将遗体捐赠给了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
而在此之前，他还捐献了自己的眼角膜。
45岁男子胡宏奇突发脑溢血死亡，年迈的母亲将儿子的器官捐献出去，给6人带来了新生。而他当初是随同母亲一起签下的遗体捐献协议。
母亲说：“他没走，他的心还在别人心里跳。”
而两年前疫情刚暴发的时候，武汉市火神山医院收到了28具捐献遗体。
强忍突失亲人的悲痛，他们无私捐出亲人遗体，与来势汹汹而陌生的病毒抗争。
虽然完成”使命“后，他们的遗体会被缝合，却仍然无法复原成最初的样子。
但是，他们接下了医学生从医路上的第一刀；他们是无言良师；他们是生命延续的希望。
曾有患者病逝前留下遗言：“你们可在我身上切千刀万刀，为的是你们以后不要在患者身上切错一刀。”
他们本身的存在，让未来的医者们感受到了肩膀上沉甸甸的重量。
死亡让人恐惧，生命让人敬畏，而“大体老师”，让死亡的冰冷和痛苦，拥有了温度和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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