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环境变迁与南北地理分界线
在我国三大纬向地理分界线中，秦岭淮河线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条。在自然方面，它作为亚热带与温带的一条综合自然地理界线，具有热量、水分、土壤、生物等诸多方面的分界意义;在人文方面，它以土地利用和生活方式为基础，将我国分划成南北两方。从历史上看，这一界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引起足够的重视。但其中仍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当其与环境变迁相联系的时候。
历史气候方面的研究显示，历史时期中国东部地区亚热带北界处在不断波动当中，仰韶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曾分别较今北偏5-6及2个纬度，此后虽个别时期如唐代的气候特征尚有争论，但多数时期较今南偏1-2个纬度。既然如此，作为现代亚热带北界的秦岭淮河线其自春秋以来便引人关注的原因便值得思考，因为这样一条关联着地球化学过程的综合性地理界线显然非旦夕可以形成。
而另一方面，所谓南北地理分界的意义至少有三重:其一为自然的，即环境的;其二为政治的，或曰疆域的;其三为文化的，或曰观念的。自然层面的南北分界不必是亚热带与温带的界线，但必须有一定的较综合性的地理分界意义。
政治层面的南北分界只有当全国一统时才具有足够的地理价值，否则，它往往用于指称分裂政权之间的疆界。而文化层面的南北分界既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又须考虑到传统、疆域、行政建置及社会心理等诸多人文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在环境持续变迁、人文因素不断嬗递的历史时期，南北地理分界线完全存在着发生推移的可能。
这一可能在已有的研究中没有引起注意，显然受资料所限。笔者在研读有关史料时发现，唐代的情形为上述可能提供了一个充分的证明。当时政治层面的南北分界虽仍维持在秦岭淮河一线，但一般人观念层面的南北界线却颇有异同，有不少人认为其东段位于偏南的长江一线。由此可以折射出当时自然环境的某些特点。下面分三步展开讨论。须说明的是，自然环境最终需通过人类的感知才能对文化观念起作用，因而本文不对环境本身作直接求证，只考虑为当时人认知的地理事实。
二 唐代行政体系中的南北分界
唐代的政区是虚三级制，正式的州县二级之上还有一级作为监察区的道。贞观元年(627年)分天下为十道，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置为十五道。中唐以后道的数目
大大扩张，而性质则成为事实上的高层政区(方镇)。
在唐代道的设置中，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一，道的分划原则是山川形便，即以自然的山脉、河流走向为分界依据，其中秦岭、淮河一线是受到充分尊重的。其二，道的命名，从中可以看出一种附丽于行政建置的南北观念。
十道在北方的5道，按经向分为4列。以首都所在的关中为核心，是为关内道。其西陇山以西，为陇右道;东面黄河与太行山之间，大体相当今山西之地，为河东道。太行山以东，即唐人习称的“山东”之地，由于境宇广袤，以黄河为界分为河南、河北二道。
南方的5道大体上呈纬向分布，当然其中也有经向差异。东部的趋势最明显:淮河至长江为淮南道，长江至南岭为江南道，南岭以南为岭南道。淮南道以西，秦岭至长江为山南道;山南道以西，剑门以南为剑南道。
尽管在现存唐代史料中笔者没有发现明确将某些道定义为南方或北方的记载，但上述十道名称中凡位于秦岭淮河以南的均带“南”字，应该说不可能是无意的。不妨认为这便是将其当作南方的明证。开元时增至十五道，北方只是将二京所在各增置一道，即自关内分出京畿道，自河南分出都畿道;而在南方则是将山南分为山南东、山南西二道，江南道分为江南东、江南西、黔中三道。其中“黔中”在诗文中也往往被称作“黔南”。
中唐以后道(方镇)的数目逐渐增加，命名规则不可能一以贯之，但秦岭淮河一线基本上未被突破。而且，正因为方镇的数目过多，十道的观念反而得到加强。唐后期编绘的多种全国行政区划图及图志均以十道为名，如《贞元十道录》、《十道图》等。此外不以十道为名而保存至今的名著《元和郡县图志》所记为当时的47节镇，也仍以十道为统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五代。
唐后期的十道已脱离当时的行政建置而成为一种文化观念，但这一观念毕竟是从行政体系中产生的。宋代行政体系中的高层区划改名为路，十道图志的编绘也便相应地改名“九域”。因而认为秦岭淮河线在唐代为一条具有行政建置意义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三 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
1.西段:秦岭
在唐人的表述中，明确将秦岭称为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并不多见，但赋予其以南北分界意义的则甚为昭彰。陆贽在进谏时以褒斜道为说:“此路若又阻艰，南北便成隔绝”。所谓“南北”，应即南北方之意。而不少北方人都习惯性地将秦岭视为其乡邦的南限。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诗有句云:“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对此表达更清楚的是司空曙的《登秦岭》:“南登秦岭头，回首始堪忧;……从此思乡泪，双垂不复收”。以致在不少人心目中，越过秦岭是一件颇值得注意的事，如李逢吉《奉送李相公重镇襄阳》诗谓“冰雪背秦岭”，以及元稹《酬乐天书怀见寄》所称“我上秦岭南，君直枢星北”，均以秦岭作为显著的地理存在。既如此，以其为南北方交界自勿庸置疑。这样一条地理界线，唐人很少阐述其自然景观方面的变化。上引元稹诗中有“秦岭高崔嵬”之句，注意到其山体高大。孟贯《过秦岭》亦称:“古今传此岭，高下势峥嵘;安得青山路，化为平地行”;在强调其对交通具有阻隔作用之余，似乎更注意一种历史传统。欧阳詹《题秦岭》写道: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这首诗颇值得重视。“悠悠烟景”无疑指自然景观，蜀客秦人则指人文环境，而前面两句尤无异于直言秦岭为一条南北地理分界线。显然，作者认定该线具有综合性的地理分界意义。不难想见，这种感知在当时应该是一种地理常识。
2.东段:长江
这部分的情形较为复杂。有些人对于淮河的地理分界意义也相当重视，须分别予以检讨。
(1)淮河:“淼淼长淮水，东西自此分”
总体而言，唐人对于淮河作为地理界线的体认较为单薄。当时对于淮河的观感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是长。很多人在提到淮水时都注意到这一点，如“淮流一派长”之类。唐人习以“长”作为前缀与“淮”构成一固定用语，如钱起有句云“长淮流不尽”。这一用法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比“长江”还多。其二是深。这一点被提及的频度远不及前者，但也颇值得关注。其中有单言淮水的，如岑参有谓“清淮无底绿江深”;也有以淮水与海连称的，如萧颖士所谓“淮海阻且深”;还有以淮与江相提并论的，如高适所谓“萧条秋风暮，回首江淮深”。与淮河有关的地理现象，唐人普遍注意到“淮南落木”的自然景观。无论在当地在外地，凡言及淮水、言及秋天，几乎千篇一律地都重复这一意象。如宋之问《初宿淮口》有“况值淮南木落时”，陈存《楚州赠别周愿侍御》有“淮南木叶飞”，刘长卿在隋州、江州曾分别有“淮南摇落客心悲”、“淮南木落楚山多”之句。
这一意象的形成及传播过程尚待研究，但其意指淮水应为落叶阔叶林分布南界殆无问题。方干有诗句谓“寒芜随楚尽，落叶渡淮稀”，可以为证。此外韩《送李秀才归江南》诗有句称“过淮芳草歇”，也许可以理解为淮河南北的草本植物有某种变化，然过于含糊，难于确指。
至于淮水的人文地理意义，元稹在《祭淮渎文》中曾讲到“经界区夏，左右万国”。其前半强调政治地理意义，后半盖指交通方面的重要性。而更多人将它与古代的楚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楚的北界。贾岛云:“楚从何地尽，淮隔数峰微”;方干亦称:“越山直下分吴苑，淮水横流入楚乡”。因而有不少人认为其在当时仍是一条重要的地理界线。刘长卿《送邵州判官往南》有句云:“相望隔淮长”，试想如果只是泛泛一水，个中的意蕴是甚无谓的。
但这样一条地理界线在当时人心目中是否即南北分界颇值得商榷。支持的例证自然不乏，北方人孙逖在南行途中写有《淮阴夜宿二首》，其中有“乡情淮上失”、“宿莽非中土”之句，其认知方式与上述北方人对于秦岭的认知方式颇为类同。而韩竑《送郭赞府归淮南》诗谓:“白苎歌西曲，黄苞寄北人”，是其以淮南为南方明甚。然而削弱的证据也颇不少。值得注意的如刘长卿所谓“淼淼长淮水，东西自此分”，句中“东西”耐人寻味。无论如何，作者不以淮河为东西向地理事物可知。既如此，至少可说明当时以淮河为南北地理分界线并非尽人皆知之事。
(2)长江:“大江之南，风土不并以北”与“长淮”相对，唐人对“江”的修饰语更多的是“大”。
大江作为一条东西向的地理界线，唐人曾赋予它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启颜录》“晏婴”条谓:橘生于江南，至江北为枳。枝叶相似，其实味且不同。水土异也。这是很令人骇异的一条资料。毫无疑问，其出处为《晏子春秋》，然而《晏子春秋》原文所讲的地理界线为“淮”，久已成为历史地理学常识，此处却将“淮”改成了“江”。可以肯定，这一字之差并非传抄之误。一方面，“江”、“淮”二字笔画相去甚远，不太可能致讹;同时，还有一条等效的资料可资旁证。白居易在《礼部试策五道》中问:驱天下之人责其所无，强其所不能，则何异夫求萍于中逵，植橘于江北。反地利，违物性，孰甚焉？
所谓“植橘于江北”显然也是用《晏子春秋》之典，而其改淮为江与上引《启颜录》文如出一辙。如果说这两者都依据了同一个错误版本，那么至少可以断定，这一“谬种”在唐代得到了相当广泛的流传。
在唐人心目中，长江作为地理分界线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最显著的表现在地面结构。
韦夏卿《东山记》曰:“自江之南号为水乡”。因而其生产及生活方式也随之而有所差异。《旧唐书·李口传》载传主的言论:“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土地使然，有自来矣。”这在当时完全是常识。柳宗元《凌助教蓬屋题诗序》写道:“栋宇简易，仅除风雨，盖大江之南其旧俗也”;等于也暗示了当时大江南北风俗有所不同。甚至于有些人认为江南的气候与江北也有所差异。如于邵在《送蔡秀才序》中有“江南地暖于景度”之语，而韩愈《与崔群书》更是明确表示:宣州虽称清凉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风土不并以北。
文中显然以清凉高爽为江北的气候特征，而与此相对的炎热卑湿，这是自汉以降中原人对江南风土的定评。
唐人面对滚滚长江，往往有一种很深的无奈。“滔滔大江水，天地相终始”，或“远树烟间没，长江地际摇”之类，表面上是对自然景观的描写，实际上暗含了对人文环境的喟叹。触景生情，自然而然便有一种“忽限江南北”的情绪。王勃曾写道:归舟归骑俨成行，江南江北互相望。谁谓波澜才一水已觉山川是两乡。其首句无疑即今人所谓“南船北马”，而末句则意指江南为水乡。诗中以长江作为划分南北方的依据甚明。对此表达更清晰的是崔涂《初识梅花》:江北不如南地暖，江南好断北人肠。燕脂桃颊梨花粉，共作寒梅一面妆。作者以物候为例，精细地道出了江北即非“南地”，江南人不同于北人。诗中用的是轻灵跳宕的笔触，其含义已十分丰富。类似的资料还有很多。宋之问曾在“白发岭南生”的时候向往“丹心江北死”;而其所以寄托“江北”，显然是认为江南与岭南在地理上具有某种共同属性。徐延寿《南州行》讲得更直接:“摇艇至南国，国门连大江”;是其以大江为南国之北界明甚。而所谓“南州”、“南国”，无疑都是南方的异称。
四 唐代南北地理分界线的意义
以上阐述的结果有两点需提出在此讨论，其一是长淮与大江二者的关系。
上文曾分析作为感知层面的南北地理分界线东段，唐人认可长江的比认可淮河的为数较多，且内涵丰富。如果我们再从时代角度考虑，则似可发现，赋予淮河以南北地理分界意义的大致在中唐以前，而支持长江的证据贯彻唐代全部。
尽管上引言及淮河的资料也有一部分出自唐后期，但那些资料大多是从淮南落木的角度着眼，姑不论这一文学意象与自然景观究竟呈怎样的感应关系，即此求证淮水为一条南北地理分界线恐不免稍嫌证据不充足。从人文角度进行阐发的，唐后期注意较多的是淮河作为故楚北界的历史文化意义，而较少将其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北方人马戴《夕次淮口》诗中“此意竟谁见，行行非故关”之句，表面看来似可为淮河的现实意义增添一证，然而其前句恰恰透露持此种意见的已缺少知音。相比之下，上引关于长江的资料从唐前期到唐后期均有分布，而且下笔大多持写实的态度。如李涉《京口送朱昼之淮南》所言“君到扬州见桃叶，为传风水渡江难”，这种感觉与写淮河是两样的。
如果我们不看长江的资料，自不免得出结论:淮河在唐代仍是南北地理分界线。然而两相对照，我们可以发现结论需分解成不同的层次。
从政治地理乃至历史地理的角度，南北分界无疑在淮河;若着眼于文化地理以至于自然地理，当时人无疑更重视长江。尤其，当我们考虑到时间因素，长江的权重在唐后期似乎有增加之势。
这一历时变化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笔者认为与江南在唐后期的发展不无关系。唐初实行以关中为本位的重内轻外政策，全国的地域格局呈单极状态，只有首都一个中心，分南北自不能不以位置适中且渊源有自的秦岭淮河线为准，观上述贞观十道的分划及命名可以得其仿佛。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得到极大的发展，全国的地域格局一变而为江南与首都双峰并峙。作为全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江南，其北界自不能不给人异样的感觉。
需讨论的另一点:以长江为南北地理分界线说明了什么？
笔者认为需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以长江为南北分界体现了唐人对于江南作为文化地域的重视。唐人习惯性地以江南与塞北相对，以反映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如王智兴《徐州使院赋》“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周弘亮《除夜书情》“春入江南柳，寒归塞北天”等等，这种观念自南北朝以来已深入人心。另一方面，以长江而不是以淮河为南北分界反映了当时地理环境的综合特点。这里面有一点需稍作说明，这条线的西段仍维持在秦岭并不说明太多的问题，因为秦岭作为一道天然屏障，对环境具有一定的阻隔作用。而江淮一带不然，地面既缺乏足够的阻挡，当环境发生波动时某些环境因子的分布界线自不免发生相应的推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生物气候界线。橘在古代逾淮为枳的口实，不言而喻唐人是熟谂于心的，然而唐人将其改为逾江为枳，显然是此时气候已较春秋战国时变冷了许多。
正因为气候变冷、生物分布界线南移，长江具备了相当于以前淮河的环境意义，兼之江南北下垫面、经济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文化发展诸多因子存在差异，唐人才会将南北地理分界由淮河一线南移至长江。否则，出现这样的地理概念是难以想象的。
五 讨论:环境变迁研究的证据与信度
目前环境变迁研究所采用的证据主要有两种，其一是物候证据，其二是对寒暖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具体运用中，物候证据又可分两类，一类为生物的分布界线，二类为自然历即具体物候日期的变化。
应该讲，自然历的说服力是很强的，但生物的分布界线用于讨论环境变迁其信度便有限。满志敏曾注意到物候现象对气候变迁的反应呈不对称性，生物分布对气候变冷反应较灵敏，而气候变暖时农作物分布往北扩展大约滞后需30年。
笔者认为这一估计还是偏于保守的。不妨说，生物分布对于人类历史时期的气候变暖几乎不具备反应能力。如所周知，农作物以及园艺、观赏生物的引种培植受制于太多的人工因素。纯自然状态下，由于气候回暖而导致的生物分布北移还很少看到有说服力的实例。
本文开头已引述，已有的研究表明，历史时期我国东部地区的气候总体上是逐渐变冷的。既如此，生物气候界线应该就是基本上南移的。可现代地理学的事实表明，淮河一线是自然土壤黄壤与褐土的分布界线，同时也是地下水PH值小于或大于7的分界线。仅此两点，自然环境的变迁过程恐怕不如已有研究提供给我们的那样简单。笔者颇怀疑从相当长时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的自然环境可能大体呈钟摆状态，关键在于对气候变冷的逆过程一直缺乏有效的揭示手段。
相对而言，对寒暖事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应该更可靠。但所谓寒暖事件其中也有信度问题。在此分三点言之，其一正如有人已指出的，有些寒暖事件意义不大，例如北方冬季的冷事件，在样本不足够多且又难以量化分级的情况下，并不说明太多的问题。其二，有些事件只是异常天气而不具备气候意义，例如南方夏天降雪的现象。其三，有些寒暖事件判断标准不免主观，例如对诗文总集中的某些特殊物候现象进行统计，事实上不同背景的作者其敏感性、耐受性是大不相同的。白居易曾在一首《桐花》诗中表白:“况吾北人性，不耐南方热”;显然，这样的作者在南方感受到的暖事件一定要让事件本身说话才能算数。
本文以上讨论的南北地理分界线固然还不足以成为环境变迁研究的第三种证据，但它至少有助于提示某一时期地理环境的总体特点，成为环境变迁研究的一项检验参数。而且，唐代的南北地理分界线东段与其它时期有所不同，西段却仍在秦岭不变，环境变迁的这种不同步现象以前也较少引起学界关注。看来在深度辨别地域差异、进一步贴近环境演变过程的问题上，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本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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