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执行主任、文学院副教授 周仲谋
电影《远去的牧歌》以纪实性和虚构性相结合的手法，巧妙借助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交替，表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哈萨克族的游牧生活变迁。影片不仅展示了新疆的大美风光，流露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学思想，也反映了乡村振兴政策指引下新疆少数民族生活日益美好和欣欣向荣的面貌。
电影《远去的牧歌》剧照
影片真实地呈现了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迁徙状态，及其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有较强的纪实色彩。电影开头呈现的是1980年代中期哈萨克族牧民冬季的一次“转场”。所谓“转场”，即按照季节变化和牧草的生长周期转移牧场。在航拍技术和长镜头的运用下，哈萨克族牧民赶着牛羊、骆驼，带着帐篷等家当，穿行于茫茫雪山的场面十分壮观，极具视觉冲击力和震撼性。
在对哈萨克族人民游牧生活的纪实性表现中，影片融入了民俗风情元素，显露出浓郁的地域特色。例如，人们围坐一圈唱歌跳舞、弹奏冬不拉，纳吾鲁孜节的喜庆氛围以及节日饮食文化，都带有新疆地域特点和游牧文化特征，颇具民俗纪实价值。
影片注重纪实性的同时，也结合了虚构性的叙事内容。电影围绕胡玛尔和哈迪亚两个家庭，讲述了父辈、子辈、孙辈数代人的命运轨迹，以及两位老人之间的情感纠葛。多年前，为赶在大风雪前“转场”，胡玛尔坚持让哈迪亚的丈夫哈山去通知后山放牧的杰恩斯，以致哈山失踪。因为此事，哈迪亚很长时间不能原谅胡玛尔。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胡玛尔对哈迪亚一家多有照顾。在一次迁徙中，胡玛尔之子阿扎提为保护哈迪亚的儿子巴彦，不慎坠入山涧，胡玛尔强忍悲痛，带领村人们继续前行。胡玛尔的孙女博兰古丽与哈迪亚的孙子里亚斯自幼青梅竹马，博兰古丽大学毕业后选择回乡当村官，与里亚斯结婚生子，并帮助牧民们定居新村，哈迪亚也原谅和接纳了胡玛尔。影片以两个家庭为核心，勾勒了一幅哈萨克族游牧文化变迁的历史画卷。
电影选取了1980年代中期的冬季、1990年代中期的春季、2000年代中期的夏季、2010年代中期的秋季四个时间节点，在岁月流转、季节更替中，展现新疆哈萨克族牧民在传统与现代双重力量牵引下的巨变光影。胡玛尔老人坚持传统游牧生活方式，恪守祖宗们传下来的草原规矩；年轻一辈更向往现代文明，“羊皮别克”接受商业观念，贩卖羊皮羊毛赚了钱，还在草原上建起了度假村；阿依娜不想过穷日子，选择进城谋生；杜曼离了两次婚，又回到了草原；王站长、博兰古丽等乡村干部，贯彻落实国家政策，带领大家向美好生活迈进……影片既表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也表现了两者间的和谐共生。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在胡玛尔老人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热爱草原和族人，把游牧文化与自己的生命融为一体。在过去的岁月里，他带领村民们一次次“转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顽强地生存着。尽管胡玛尔对传统游牧生活有太多眷恋和不舍，但也清醒地认识到，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游牧转为定居是提高牧民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影片以细腻的镜头语言，挖掘了胡玛尔丰富的内心世界。他放飞豢养多年的雄鹰，让其在天空中自由翱翔。他把老马放归自然，目送其慢慢离去，都是在与传统游牧生活告别。他选择骑马而不是乘车去牧民新村，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迎接新生活的到来。
影片中的传统与现代，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交融的。一方面，现代文明给草原牧区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深远影响；另一方面，现代化并没有完全取代传统，哈萨克族人民在接纳现代文明、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保留和延续了优秀文化传统。帐篷外停着汽车和摩托车，帐篷内人们欢快地给孩子举行成长仪式的画面，正是对传统与现代相互融合的形象阐释。
对新疆优美壮丽自然风光的展示，也是影片的亮点。苍翠的大山，葱郁茂盛的树木，一望无际的碧绿草原，盛开着的五颜六色的美丽野花，共同构成了生机勃勃的草原美景图。影片巧妙地运用推拉摇移等运动镜头，以及俯拍长镜头，呈现崎岖陡峭的山间小道、大如磨盘的奇石、奔腾的溪流、广阔的牧场，把新疆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影片画面构图精致，色彩搭配适宜，富有诗情画意，颇具中华古典美学的韵味。
同时，电影没有回避草原生态遭到破坏的事实。人口和牲畜的增多，给牧草生长造成较大影响；商人收购山羊绒，导致山羊饲养量增加，草根草皮被严重破坏；人们跑到草原偷挖冬虫夏草和贝母，草原生态进一步恶化……影片借人物之口说出朴素的道理：“树没了，鸟就不来了，蝗虫就多了，草就没了，羊就没吃的了”，并画龙点睛地指出，美丽的草原必须休养生息。这一意旨流露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美学思想，既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一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乡村的应有之义。
总而言之，《远去的牧歌》真实地反映了新疆哈萨克族游牧生活方式的变迁，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题材电影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相结合的典范之作，其成功经验颇有启发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周仲谋）
（本文为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1lzujbkyjh006”阶段性成果）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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