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问题的提出
2004年发现于楚国黔中郡西汉皇帝刘骜（汉成帝），赏赐御史大夫张中的青铜九头狮政斗镇墓兽，因其左侧铭文附有“菊以席弄”的句子，又因该器物头部及四角突出部位被“把玩”得溜光（如图），且不知器名和功能作用，更然加上器形较小，规格只有6.5*6.5*10CM，所以被一些观赏者也戏称为“弄器”。
那么，其具体情况如何？
无独有偶，山西青铜博物馆在青铜器一个展览中，专门为“弄器”安排了一个展板，而且所附文字（正面）介绍说：青铜器中有一类器物，形体较小，造型特异，不适合陈于庙堂之上，常常用于把玩和收纳饰品。这类青铜器小巧精致，令人赏心悦目，表现了当时器物主人的个人爱好和精神世界。著名的“子之弄鸟”尊，就是智君子做的弄器。
上述“青铜器”展览中专门将“弄器”作为一种专门的小众青铜器类别，制作专题展板推介。那么，“弄器”果真是一类小众的青铜种类吗？其功能作何所用？究竟是宗庙供奉之器，还是日常玩弄之器？
02 何为弄器？
所谓“弄器”？
根据网络百科解释：弄器，犹玩具。就是古代贵族的日常把玩器物。弄器一词最早出于《宋书·后废帝纪》：“至乃单骑远郊，独宿深野，手挥矛鋋，躬行刳斮，白刃为弄器，斩害为恒务。”
单就从上述文本意义来看，译成现代白话文，讲述一个人单骑离群独宿深林野外，无以为助，只好用随身所带的刀矛器物，一路披荆斩棘，以白色的刀子，作为自己心爱之物，以防身斩害，免遭野兽或敌人的侵害，这才是防身保命的主要任务。因此，这里的“弄”，应该释作“宠爱、心爱、宠幸”等意（后文有更深的解读）。
对此，在上述文义中，保命都来不及，哪还有心“把玩白刀”（将白刀作玩具）？因此，这里的“弄器”一词，并不是“玩具”之意。
那么，笔者这里质疑的“弄器”，究竟是什么样的青铜器？作何理解？是“把玩器物”之“弄器”？还是自己心仪的“宠爱器物”，抑或“宠幸席弄”者赏赐之“弄器”？什么是“弄”？什么是“器”？弄器有何主要特征？所有这些问题，在辞书和专家或世人眼中都未有完满结果。
03 弄器的命名依据或特点
1、殉葬摆放位置不同，与礼器有别？
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六件套“弄器”，因它们被摆放在东侧棺椁之间靠近墓主头部的位置，青铜礼器则置于椁室西南角，可见其与常见的礼器有别。发掘者“因器形甚小，做工精致，推测为墓主生前玩弄之器，故以‘弄器’称之。”（见《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
双层方鼎、贯耳罐，图片来自《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发掘简报》
圈足匜、小鍑，陕西韩城梁带村遗址M26出土
2、所谓“器型小”、观赏性强
一般流行的看法，认为弄器就是比正常尺寸更小、难以完成应有功能的小型器。比如在山西青铜博物馆中陈列的弄器，均为精巧细致的小型器：
（1）博物馆展览
2019-10-06 网文作者“中国文化笔记”在《说不尽的商周青铜：“弄器”能独立划分为一种青铜器类别吗？》（又名《为古代弄器正名》）一文中，（质疑）首先介绍说：在商周青铜器中，有一个平常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类别：弄器。
山西青铜博物馆中展出了数件弄器，以小型器为主，大约认为这类做工精致、与鼎簋尊卣等常见礼器有别的青铜器是日用器的一种，平时供贵族把玩。而且这次山西青铜博物馆在“弄器”展板中（正面），专门将“弄器”作为一类小众青铜之器，制作专门的展台，并进行分类。如在商代殷墟就曾出土过器形较小的器物，还有一件叫“王作（女瓦）弄方鼎盖”，大小只有 6.3×5.2 厘米 。
一般来说，这些小型器确实很容易被当做陈设、装饰品，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字学家、历史学家、青铜器专家唐兰先生说，这种弄器“皆指宝物之足以供玩赏者，异于寻常服用暨祭器、明器之类也”，故而几乎成为定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黄铭崇观点与唐兰类似。
（2）出土文物例举
①陕西韩城梁带村出土六件套“弄器”
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26号墓出土的一组小巧而精致的青铜器，共六件，分别是镂空龙纹方盒、双层龙纹方鼎、來窃臫頭曲纹筿圈足匜、龙纹小鍑、贯耳垂鳞纹罐、单把罐。这几件青铜器物“因器形甚小，做工精致，当为墓主生前玩弄之器”，所以多称此微型器为“弄器”。
②窃曲纹醽，春秋，闻喜县上郭墓地27号墓出土，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③四轮方盒，春秋，移交，山西青铜博物馆藏
④ “子仲姜盘”。在用子仲姜盘“作盛洗接水之时，使用者不仅可欣赏到生动的造型，还可把玩拨弄，无疑充满了活跃的生活情趣。”
山西博物馆藏春秋子仲姜盘（立耳）
另一件子仲姜盘，藏于上海博物馆藏。盘面上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了20个水族生物，包括游鱼、青蛙和乌龟。
上海博物馆藏 子仲姜盘（横耳）
3、物勒铭名：自铭带“弄”？
（1）释“弄”
“弄”的本义是玩，李零说，“弄”字，古代训诂，解释很一致，不是“玩”，就是“戏”。弄器，当与吃喝玩乐等奢侈亨受有关（见《说匵—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
（2）“弄”铭器物例举
从弄器一词的出处看，系宋代。而实物出土物在商周时代就已存在。那么这些自铭“弄”的器物，究竟是真正的把玩“弄器”，还是望文生义对“弄”铭的误解？
那么，这些器物是不是在商周时期就作为弄器呢？这要从青铜的自铭来看。李零在《说匵—
中国早期的妇女用品:首饰盒、化妆盒和香盒》（《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3期）一文中梳理了目前发现的、自铭带“弄”字的器物，总共列出10件。
虽然有个别遗漏，比如1987年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还出土有一件自铭有“弄”的簋（口径14.2、通高10.6，比正常尺寸偏小），但这不影响李零对弄器作出的判断。
①传出土太原的“子之弄鸟尊”
子之弄鸟尊
②传出土于1938年河南辉县的春秋时期的“君子之弄鼎”
③传出土于1938年河南辉县春秋时期的“智君子之弄鉴”
④传出土于1938年辉县的春秋时期的辉县的“君子之弄鬲
君子之弄鬲，图片来自故宫博物院网站
⑤铭文“以为弄壶”的杕氏壶
⑥子乍弄鸟尊。兰娟在《先秦制器思想研究》中认为“子作弄鸟”尊就是弄器之属。
子乍弄鸟尊是春秋晚期的酒器，通高26.5厘米，宽13.5厘米，相传出土于山西太原金胜村，现存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是该美术馆最著名的中国青铜器之一。
全器铸成凶猛的鸮鸟，尖喙，鸟首与身体分体，用榫卯结合，可开合。鸟首背后错金四字“子乍弄鸟”。根据后来太原金胜村251号墓的出土文物信息，“子乍弄鸟”尊很可能是晋卿赵简子或赵襄子自用的酒器。
⑦“王作（女瓦）弄方鼎盖”。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和黄铭崇两位先生，都曾撰文讨论过器物铭文自名中带“弄”的器物，例如在商代殷墟就曾出土过“王作（女瓦）弄方鼎盖”，大小只有 6.3×5.2 厘米，另外也有虽未自名为“弄”但器形较小的器物。
⑧“王作□弄”卣，旧藏美国纽约的收藏家手中，高20.2厘米，其尺寸和纹饰与商代末期的其他铜卣相似，没有明显差别。商代是神灵崇拜氛围极其浓厚的时代，这种造型、纹饰也具有神圣性，通常不可日用。
⑨1987年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出土的自铭有“弄”的铜簋，簋内有一块动物肩胛骨，同出的圆鼎、方鼎、小方鼎等青铜器中也都有动物骨骼，在发掘报告中将其归入“铜礼器”内。（见《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这有力地说明了自铭有“弄”的青铜器同样会具有礼器功能。
图片来自《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
图片来自《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
⑩ 西汉成帝时期御史大夫张中青铜九头狮政斗镇墓兽
姓名：西汉御史大夫张中青铜九头狮政斗镇墓兽
年龄：2000多岁
职称：国宝级
户籍登记年龄：2004年
出生时间：西汉成帝时期
现住址：某私人博物馆
铭文特征：物勒铭主：张中；物勒铭名：政斗、宝印。
铭文自带“弄”（菊以席弄）和“君子”（金还头君、措新君横、淮亿君后）
4、器物功能：不是祭器、礼器，仅供玩赏？肯定还是否定？
对此，分为肯定派意见和质疑派两类。肯定派人物以唐兰、郭沫若、李零、黄铭崇为典型代表。质疑派以商承祚、马叙伦、何宏波、李孝定、汤馀惠、邹芙都、王人聪等为代表。而最大的质疑派，要算孔子。他质疑说：“君子不器。”
（1）肯定派唐兰先生认为弄器是“足以供玩赏者，异于寻常服用暨祭器、明器之类”，似乎有一定道理，并不完全是无端猜测。
（2）李零则说“弄器，当与吃喝玩乐等奢侈享受有关”、其特点“一是常在手边把玩，不是供在祠庙；二是赏心悦目，观赏性强，有时胜于实用性”，都强调了它的非实用性。
自铭有“弄”的青铜器中，有一件李零认为来自鲜虞的器物，这件春秋晚期的提链壶被称为杕氏壶，铭文为:“杕氏福□，岁贤鲜于，可(荷)是金契(㼤)，吾以为弄壶。”
（3）郭沫若认为这四句“意谓杕氏岁时贡献于鲜虞，得此金属之瓶，故以为弄器焉，而刻辞于其上，用知壶本鲜虞之器。”此处的“弄”常被解释为玩赏。
因为《左传·定公三年》中说“君以弄马之故”，这里的“弄”即为玩赏。李零还说，“铭文提到‘弋猎毋后，纂在我车’,说明它是拴在田车上,供田猎游乐时所用的壶。”这样看来，作为玩赏所用之壶，就应该脱离礼器职能，只是闲暇时把玩清赏。
以上都是考古或文史大家的意见。虽然较为经典，但非专家之说就是真理，大师也有可被质疑之处。
04 “弄器”质疑
（一）肯定派在规格上自相矛盾
从规格来看，弄器较小，却又“自相矛盾”。
李零把他所列出的十件器物归纳为四组：
第一组为殷墟所出两件器物，很可能出自同一人之手，这是商王所作；
第二组是洛阳所出的两件天尹铃，可能是东周的官员所作；
天尹铃，传出河南洛阳
上海博物馆藏天尹铃
第三组是一件鲜虞(铭文作“鲜于”)的器物，做工考究，在铜壶中属于正常尺寸；、
第四组是知氏(晋六卿中的知氏)之子的器物，除了“君子之弄鬲”略小，其他都是正常尺寸。
天尹钟“与一般的铃大小相似”，著名的子乍弄鸟尊高为26.5厘米，与陕西宝鸡茹家庄西周前期（弓鱼）伯墓等地出土的鸟尊相比，并不算小。
“君子之弄鬲”，通高14厘米，宽18.4厘米，口径15厘米，这个尺寸是大于山西青铜博物馆展出的大多数弄器尺寸的。
李零列出了两件自铭有“弄”的智君子鉴，这两件铜鉴均制作于春秋战国之际，1938年出土于河南辉县。器型相同，规格相似，这两件智君子鉴应为一组。
一件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高22.8厘米，口径51.7厘米，一件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美术馆，高22.2厘米，口径51.5厘米。如果根据尺寸而把规格较小的青铜器归入弄器类，那么想要把玩这两件体积不小的青铜器，不但不方便，而且很吃力。
也就是说，自铭有“弄”的器物其实可视为正常大小。因此李零说，“弄器可能包括很多小器物，但小不一定是绝对标准”。从上述的铭文有“弄”的器物看，大小与是否为弄器没有关系。
（二）质疑之声
1、网文作者“中国文化笔记”（文史博士）从规格上质疑
以三例考古文物和出土报告为证，说明目发现的自铭有“弄”的青铜器，却无法证明所谓的“弄器”完全与祭祀无关。
（1）1975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弄器盖：不能否认祭祀功用
1975年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弄器盖铭文拓片
邹芙都称为方觯盖，见《铜器用途铭辞考辨二题》，长6.3厘米，宽5.2厘米，出土位置在一座殷代地穴式房子F11的内部祭坑中。根据发掘报告，祭坑长宽约0.8、深1.08米，弄器盖位于祭坑中的人骨之下。
在F11房间内还出土有玉双龟、玉鳖、石鳖等（见《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要说这件器物与祭祀无关，是玩赏之物，恐怕说不过去。
F11平、剖面图，图片来自《1975年安阳殷墟的新发现》
（2）“王作□弄”卣：非日用品
旧藏美国纽约的收藏家手中，高20.2厘米，其尺寸和纹饰与商代末期的其他铜卣相似，没有明显差别。商代是神灵崇拜氛围极其浓厚的时代，这种造型、纹饰也具有神圣性，通常不可日用。
（3）1987年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出土的自铭有“弄”的铜簋：礼器
簋内有一块动物肩胛骨，同出的圆鼎、方鼎、小方鼎等青铜器中也都有动物骨骼，在发掘报告中将其归入“铜礼器”内（见《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的发掘》）；这有力地说明了自铭有“弄”的青铜器同样会具有礼器功能。笔者认为，这些器物所装的动物骨骼，明显就是祭祀所用的“五齐”之“牺牲”，具有典型的礼器性质。
邹芙都还提出，铜剑等是为时人赏玩收藏之物，但恰恰在繁多金文中未见有铭“弄”者，这也从侧面证实“弄”器非为把玩之器。总之，认为“弄”器是为供欣赏玩弄之器、与祭祀无关的观点，还需要再斟酌。
笔者认为，就像前述分析《宋书·后废帝纪》那样：“白刃为弄器”，在离群独居，面对敌人和猛兽的可能伤害，其防身器物“白刃”，不可能是玩具一样；
而应理解的“白刃是我的心爱的防身作战武器”，这里的“弄”，应该释作“宠爱、心爱、宠幸”等意。而且喜爱 、喜欢、心爱、宠爱，既可以在生前执政及军事掌兵“骑射”之时，也可作逝后阴世殉葬之用。
再者，古代文献记载或考古出土的这类礼器也非常之多，如防身之用的佩刀、（越王勾践）佩剑、（妇好）斧钺、（刘邦在鸿门宴上奉送）玉斗、（张中）政斗、（王莽）威斗等，在生前是权力、身份、地位、调军发兵指挥的威权礼器；逝后则作为殉葬、祭祀或宗庙礼器。
2、从功能上质疑：“弄器”或为“奉器”，即信奉之器，也就是宗庙祭祀之器
（1）“弄”为珍爱之意
倘若否定了弄器体积偏小、适合把玩，以及弄器不用于祭祀，属于日常生活用品这两个观点，似乎弄器就缺少了自己明确的内涵——弄器的特征是什么，怎样的器物才能作为弄器，又回到了一片迷蒙的状态。
事实上，对弄器的这种困惑一直都在，各种讨论时有进行。唐兰固然认为弄器即玩器，王人聪却认为，鸟尊、杕氏壶和天尹铃及智君子鉴均为举行祭祀、宴享等典礼所用的礼器，决非供赏玩之物，实为“珍惜”、“珍爱”之意，“弄壶”、“弄鉴”即是“宝壶”、“宝鉴”。
（2）弄与君子修德相关。
邹芙都则根据自铭有“弄”的青铜器中有多件“君子”之器而提出，“弄”有“珍”、“宝”之义，“弄”器为礼乐重器，“弄”器的用途可能与时人为修德而作的宝器有关。邹的观点主要为以下三点：
①“弄”，从玉。玉因其质地优良及产量稀少，从新石器时代以来便被视为珍宝，成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弄、玩、珍、宝均从玉义近，具有珍宝之义，此从王子聪之说。
②弄，“从廾持玉”，双手奉玉，以示虔敬。自铭有“弄”的青铜器中多有“智君子”之名，过去常认为是智君之子，“君子之弄器”之“君子”为“智君子”之省略，邹芙都提出君子当是贵族之称，并非指智伯的儿子。“君子”有德才能配位，因此，“弄”器的目的是修德。
《史记·项羽本纪》云：“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 。”
所谓玉斗，在古代也有多种含义，有本义酒器，有引申义宝器，比喻社稷，还有天文意义等。玉斗又或名宝器，比喻江山社稷。玉斗的渊源就是威斗和政斗。政斗是古代衡量官员俸禄器物。
王莽时期改制叫威斗、汉成帝时期御史大夫张中礼器铭文叫政斗，如果用玉做成，就叫玉斗。
《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云：“为将相，持国秉。”所以在鸿门宴上，刘邦在军师张良的安排下，用一双玉斗贿赂范增，得以逃生。
《楚辞·王逸＜九思·怨上＞》云：“将丧兮玉斗，遗失兮钮枢。”原注：“钮枢所以校玉斗，玉斗既丧，将失其钮枢，言放弃贤者逐去之一。一注云：钮枢、玉斗，皆所寳者。”
南朝 陈 徐陵 《在北齐与宗室书》云：“正以金衡委御，玉斗宵亡，胡贼凭陵，中原倾覆。”
刘邦之所以要用玉圭为贽，按郑玄的解释：“君子于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礼也。”
可见礼法规定以玉圭为贽（见面礼），是要体现重德、重礼、尊重的思想。范增是项羽的军师，谋兵布局、调军发兵是其基本职责，其时刘邦项羽虽未称帝，但均已为王，范增相当于项羽的军事官太尉三公之职，且玉和斗均为君子之象，故汉王刘邦赠玉斗以尊范者其威德。
③各种自铭有“弄”的青铜器均为礼乐器，“器以藏礼”。《礼记·礼器》:“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意即礼犹如修身器具，通过礼器的使用，以达盛德。
邹芙都得出的结论是，“弄”器可能与修德敬德有关。这不失为一种新颖的观点，也有助于将对“弄器”的理解从玩赏之器的旧说中解脱出来。但这种观点仍然是有瑕疵的，对“君子”这种人格的强调、对人的道德属性的重视，主要出现在西周建立之后，并未风行在商代。
（3）“弄器”或为“奉器”。
“弄”的本义是玩，但如果追溯到甲骨文和金文中，”则未必就指吃喝享乐。比如下面这幅图片上的卜辞，通常释读为“其烄弄”（合集32288），“烄”的字形像人在火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焚人以求雨的祭祀活动。那这里的“弄”显然与享乐无关，而有非常郑重、非常神圣的意义。
何宏波因此说，卜辞中的“弄”字“象双手玩持玉器之形，《说文》曰：‘弄，玩也’，后世多以弄为玩赏之物，又称弄器，显己非其本义。”（见何宏波《先秦玉礼研究》）
既然《说文》所认为的“玩”不是“弄”字的本义，而是引申义，那么，“弄”的本义是什么？
商承祚在《说文中之古文考》中认为：“弄字金文凡三见，一鸟尊，二杕氏壶，三即此钟（按：天尹铃）。弄当为奉之本字，言其形从一从玉，言其义，两手奉玉，有兢业敬慎之意。……三器制作花纹皆精美，决非玩器可知。”马叙伦也说，《诗经》中的载弄之璋、载弄之瓦即奉璋奉瓦。
李孝定认为，“奉从丰”，“象草木形，与玉绝异，”“丰”的甲骨文字形与“玉”的字形相差太多，因此否定了商承祚的观点。
汤馀惠则指出：“商代甲骨文玉字作丰、羊等形，西周金文通作王。”这就肯定了商、马（以上见李圃《古文字诂林》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96-197页）。
商承祚所见自铭为“弄”的器物只有三件，目前已经增加到十余件，但他所指出的“弄为奉之本字”仍然适用。
那么，这些青铜器上的“弄”就是应当供奉、贡献之意，“天尹作元弄”就是“天尹作元奉”，“吾以为弄壶”是由于此壶为杕氏岁时贡献而得名，“君子之弄鼎”就是“君子之奉鼎”，“智君子之弄鉴”就是“智君子之奉鉴”，“子之弄鸟”就是“子之奉鸟”——至于这些鼎、鉴、鸟尊是奉献给神灵还是先祖，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4）子仲姜盘，古代沃盥礼器
①子仲姜盘的功能：沃盥礼器。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藏的子仲姜盘。盘面上用浅浮雕的手法表现了20个水族生物，包括游鱼、青蛙和乌龟。
上海博物馆藏 子仲姜盘
子仲姜盘所代表的青铜盘背后，是消失已久的沃盥（guàn，音与"冠"相同）古礼，它也见证了以盘匜为代表的青铜水器的发展。
首先，在遥远的青铜时代，盘属于盥（guàn，音与"冠"相同）器，这个盥字我们至今还在使用，比如盥洗室，也就是洗手间的别称。
沃盥之礼。实际上进入西周中晚期之后，青铜器就开始逐步从祭祀场合飞入贵族家庭，成为一项实用器物。
这样的背景下，原本用于祭祀的青铜盘也逐步走进贵族生活里的礼仪，如"沃盥之礼"。"盥"指清洗，沃的意思则是"浇水"，简单来说，就是贵族宴会或派对之前充满仪式感的洗手环节。《礼记·内则上》："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
上海博物馆藏 子仲姜盘上所刻的6行32字铭文（金文）：佳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
这段金文写下来就是：佳六月初吉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
铭文拓本
②器物主人故事：2600多年前的太师和夫人仲姜：预祝仲姜夫人永远年轻！
按春秋时期晋国官制，太师为国家重臣，主要工作在于职掌礼乐音律，也负责教授诗歌。
这位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的太师，也确实像一个文艺男青年，在老婆仲姜死去后，不但为她精心制作了美轮美奂的青铜盘，还刻下了横亘古今的告白。《诗经·齐风》：“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2600多年前，它诞生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誓言，2600多年后，虽然曾历经漂泊，但在中华儿女的家国之情中安然归来，飞越了时间沧海，在历史的记忆里留下了一抹甘甜的回味。
他的老婆仲姜，就是姜家的二小姐。因为根据同辈兄弟姐妹的排行顺序，"仲"的意思是家里排行老二，而其他人则是老大为伯（孟），老三为叔，老幺为季。
春秋时期那些嫁给诸侯重臣、留在青铜铭文上的姜家姑娘，绝大多数都来自一个显赫的娘家。
那就是当时的姜姓齐国，春秋五霸之一。开国君主正是西周王朝的开国功臣、被尊为太公望的姜尚，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姜子牙。《史记·齐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即姜尚）于齐营丘。"
从春秋早期开始，姜齐的贵族女子就经常被派与列国诸侯联姻，通过婚姻这种家庭的纽带巩固两国邦交和政治利益。这种套路，《左传》里就提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娶元妃。"
而齐国作为当时的泱泱大国，姜家的姑娘们自然特别受诸侯和重臣欢迎，于是大量公室贵族的姜家小姐们走出国门，喜提跨国婚姻。从出土文物和古籍文献记载，至少有两位子仲姜与古晋国等诸侯国联姻。
而且这些出身高贵的姜家女子，被历史学家称作"诸姜"。她们在春秋的历史文化里，刻下了一道鲜艳的石榴红。首先她们美貌。比如《诗经·硕人》就现场直播了庄姜出嫁卫国君主的惊人盛况。“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诸姜形象复原图
看来姜家姑娘的盛世美颜，让当时的游吟诗人大饱眼福，催生了"肤如凝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样夸赞美女的万能模板。
此外更重要的是，齐国国力强盛，经济发达，齐桓公更是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出嫁的姜家姑娘拥有娘家的政治靠山和丰厚陪嫁，即使远嫁国外，也不用担心受夫家委屈。
春秋齐侯盂（yú），现藏河南洛阳博物馆
比如这件著名的春秋齐侯盂就是一件陪嫁器，忠实记录了一位贵为齐国君主的老父亲，在二女儿（另一个仲姜）出嫁时充满爱意的叮咛：“齐侯作朕（媵）子仲姜宝盂，其眉寿万年，永保（宝）其身，子子孙孙永保（宝）用之。”
意思就是：我为我的二女儿仲姜做了这件陪嫁的宝盂，希望她能平平安安享清福，子子孙孙记住她的美德。
就这样，身后有着母国支持的姜家女儿们，在一段段跨国姻缘里，施展着为齐国谋利益的抱负，享受着来自老公的信任和宠爱。
虽然她们中的一些人，因为行事过于大胆，后来曝出丑闻引发了国际争端，但嫁给晋国太师的仲姜，显然不在其中。
巧夺天工的子仲姜盘即是明证。
《诗经》有“以介眉寿”，即是用来祈求长寿的意思。在汉代扬雄记录各地方言之书《方言》中说：“ 眉、棃、耋、鲐，老也。”
铭文或许应该这样读：佳六月，初，吉 ，辛亥，大师作。为：子，仲姜，沫盘。孔硕且好。用：祈眉寿。子子孙孙，永用为宝。
铭文的意思是六月里吉日吉时，一个人为自己的子女仲姜，请大师制造了一个盘，祁祝她长命百岁，并将此盘为子孙的传家之宝。因为人死不可能挑时间，也不可能匆匆忙忙去请大师制作一件高工艺的青铜器。所以这应该是一件陪嫁品，而非什么爱情的产物。
本来用于传家宝的，陪葬了，可能是仲姜没有子嗣，也可能出于尊重她娘家的地位，将最贵重的东西与之陪葬。
（5）御史大夫张中的青铜九头狮政斗镇墓兽：典型的宗庙或殉葬祭祀之器。
下面再随笔者一道来参看西汉一件既自铭带“弄”，又物勒铭名“政斗”或“宝印”的器物，以辩是非，或对比参照，即西汉皇帝刘骜（汉成帝），赏赐御史大夫张中的青铜九头狮政斗镇墓兽。
在张中青铜九头狮政斗镇墓兽铭文中，也系自铭有“弄”的青铜器：“菊以席弄”；但此器虽然铭文带“弄”字，而且也很小巧，但其底座12字符命玺书则物勒铭名为“政斗”或“宝印”（天命钦册封政斗勤国之宝印），如照肯定派依上述之例，似乎也应列为“弄器”之属？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而实质为阴世殉葬镇墓兽，经笔者系列专文《镇墓兽初探》等研究，它就是典型的宗庙或殉葬祭祀礼器。
其左侧铭文张中《少府颂》4字9列计36字：“有年少张中，今人主，黄似翁正，金还头君。有霜白东，菊以席弄，花色酒三，园叶欢场。”
从铭文内容来看，整体呈现出一派功德圆满，正人君子之象，明显属于“作器能铭”、“制器正名”之彰功表德颂体诔文，而非戏弄之象。
再者，铭文“菊以席弄”的解释为：明示张忠系汉成帝宠幸席弄之臣，隐喻张忠弄臣一是因为鞠躬尽瘁，恭敬有加；菊通鞠，指张中为汉室江山，鞠躬尽瘁。
二是因为早年陪太子（刘骜，即汉成帝）在宫庭蹋鞠踢球之因，以及张忠家族世系在宫中担任朝中要职等历史。因为，菊通鞠，指古代蹴鞠，相当于古代的足球，其目的是加强皇子的身体锻炼和军事素养。
三是，因为张中担任少府之职，系皇帝、皇室财政管理之官，专门管理皇室山川、河湖收长等钱粮保障有功，故而成为汉成帝的宠幸弄臣。
因为，菊通“鞠”，即鞠养，鞠育。少府虽在九之列，但实为管理和保障皇室给养私属官。
3、从形而上的角度，孔子质疑形而下之器：“君子不器”
（1）形而上之道。针对商周以及春秋战国时期“君子作器”成风，而实际上“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君子不器”的观念。其中心思想就是要加强“无形之器”的思想道德修养，而不是钟情、热爱于身外之物的有形之器具，或过分贪婪无能为力的东西。或者说，要从内心深处修炼自己，而不要做那些表面文章。
相同类属意境，如周王室王孙满智答楚庄王“中原问鼎”时所说：“在德不在鼎”之意。
楚庄王阅兵于周疆的消息传到洛邑，周王室极为恐慌。周大夫王孙满请求慰劳楚王，以观其动静，周定王许之。王孙满素有贤德，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到达洛水之南，见楚军营帐相连，甲胄鲜明，楚王居于中帐，不降阶相迎。
王孙满见楚王，致天子劳师之意。楚王问：“九鼎在周，其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见楚王问鼎，知其有灭周之心，遂从容对道：“欲一统天下，在德不在鼎。昔大禹有德，各方朝贡，献金九牧，以铸九鼎。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于郏鄏（洛邑），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受命于天。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闻此，知取代周王室权力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整师而退。
（2）形而下之器。《论语·为政》:子曰:"君子不器。"
器与不器都是君子。何谓"器"?《易经·系辞》:"形乃谓之器。"，"器"就是"形";何谓"形"?"形"，就是"相"。何谓"君子不器"?就是"君子不相"。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整体，道是系统。器是工具，器是容器。道有主动性，器为被动性。道是思想，器为身体。
入君子之道，以学君子之行，君子的境界也有高下之分，为学者即为寻君子之道，有成且达者即入不器之境。
"道"是智慧，知识是工具，道是君子所追求的，不拘泥执著于追求知识，不拘泥执著于术语，才能使"道"通达清澈。普通人只看到了知识的气派，却忘记了知识本身是工具不是目的，求知的目的是致道。
先哲们警惕地看到一味追求"知识"，忘记了"致道之初衷"，可能导致"知识爆炸"，人不堪其负，而智慧无所进展，甚至被隔阂蒙蔽，这对"君子之道"以及社会风气来说都是很糟糕很危险的。今天 "学术腔""舌尖体"的出现与术语的泛滥就是先哲们担心的这种情况真实地发生了。
（3）君子释义。君子: 古代指地位高的人，后来指人格高尚的人:正人君子。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君子:为学而成德之人。是通过学问思辩，修身践行而集道德仁义于一身，明达天道地道人性，能文能武，通才达识，不局限于一技一艺。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具有理想人格的人，非凡夫俗子，他应该担负起治国安邦之重任。对内可以妥善处理各种政务;对外能够应对四方，不辱君命。所以，孔子说，君子应当博学多识，具有多方面才干，不只局限于某个方面。因此，他可以通观全局、领导全局，成为合格的领导者。这种思想在今天仍有可取之处。
（4）不器释义。器:器具、器皿、工具。器具各有专用，用于此者难用于彼，如斧能砍削而不能用于锯，犁能耕而不能用于耘。若专攻一才一艺而不及其身家性命，不可称为君子。君子居仁由义，在领导岗位能致民安乐和顺，在下位则独行其道(修身齐家)，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是真正的大丈夫。
不器:.不象器皿一般。意谓用途不局限于一个方面。《礼记.学记》:"大道不器。"郑玄注:"谓圣人之道﹐不如器施于一物。"《论语.为政》:"君子不器。"何晏集解引包咸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后用以称赞人的全才。
君子不器，是说君子不能像器具那样，作用仅仅限于某一方面。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朱子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
老子《道德经》:“朴散则为器。”一个人不学习，不动脑，就可能成为他人的工具。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庄子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又说:“得鱼而忘筌 ;得意而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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