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孟海在谈到清代书人时说：“公推为卓然大家的不是东阁大学士刘墉，也不是内阁大学时翁方纲，偏是那腾杖芒鞋的邓石如，确为至评。“作为引领新风的人物，即便是高傲的赵之谦，对邓氏也极服膺，称： ”四体皆精，国朝第一“。
邓石如
邓家并不是什么书香门第，而是一贫如洗，从小邓石如是以砍柴、卖饼为生的。少时写字、刻印，只不过是为了卖钱维持生计而已。家中的生活虽然清苦，可邓石如每日清晨都要研满满的一盘墨，练字练到墨水都用尽了才休息。
直到后来，邓石如一生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户部尚书曹文埴和湖广总督毕沅。这两人，一个掌管着大清国的财政，一个是地方大员，他们都对邓石如的一手书法篆刻称羡不已。
邓石如隶书册小说
乾隆五十五年，邓石如随曹文埴进京，曹文埴在圈内大加夸奖，一介草民的邓石如声誉空前抬升，引起士大夫阶层的极大震动。简直是门庭若市，都来一睹“完白山人”(邓石如自号)的尊容。当然，能得到山人的片纸只字，那将是最为荣幸的事了。京中大书法家刘墉、纪晓岚等，先后将邓石如请到家中，与他欢宴论书，刘墉在看过他的字之后都称赞道是“千数百年无此作矣。”
可当这阵风吹到翁方纲耳边时，翁大人不痛快了。关于书法，他所听到的，历来都是夸他的声音，如今怎么突然出现一位“四体书法全国第一”的邓石如呢？他跟谁学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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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在刘墉宴请邓石如的酒席上，直接质问邓石如：“听说你是写碑的，请你说说碑与帖有什么不同？ ”面对翁方纲的蔑视，邓石如毫不相让，说：“不管是碑是帖，我的书法肥瘦长短皆有法，一点一画皆与秦汉碑刻相吻合，不像你的书法，纵荡任意，无所顾忌！”翁大人一听当场就愣住了，这样的“顶撞”，恐怕是他有生以来从没遇到过的。还没来得及思考如何“回击”，邓石如已大步流星、扬长而去了。
你要知道，翁方纲与当时的相国刘墉、以及梁同书、王文治等，都是名极一时的书法家，不仅官大权重，功夫也深，这可是根正苗红的“中书协”领导啊。一般后起之秀，不尊不拜，是很难得到提携，更不用说想在京城拥有一席之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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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那些敢于打破常规的人总是有些特殊，而邓石如的成功是因为他“一介布衣”的身份，没有束缚，有的只是对艺术的追求和沉醉。
邓石如不愧为清中季的杰出书家。千秋帖学，至乾嘉已成强弩之末，正是在解人哀叹书艺江河日下之际，邓氏以独有的天赋，顽强的探索，成功的突破开辟了篆隶书艺的新风尚，南水北引，滋润八极，为之后的篆隶书艺起八代之衰而直逼秦汉，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故而，以为晋唐以降、书艺一代不及一代的式微说是有其片面性的。公允客观地说，帖学自唐以下陈陈相因，是走下坡路的，而以篆隶为主干的碑学书艺则以乾嘉为拐点，呈现出勃兴的势头，领此风骚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物，若邓石如、伊秉绶、何子贞及先前的金冬心，都是振兴书坛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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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邓氏四体皆擅，毕竟有文野、雅俗之别。他的篆书以隶笔发势，得前所未有的纵横捭阖之妙，一洗先前作篆描划纤弱之弊。隶书杀锋取劲，若钢刀之刻石，自具精气弥满， 一洗明清人刻板做作之弊。篆隶以其最强项，开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也巨。故赵之谦有“山人书以隶为第一”之誉。诚然，笔者以为其行草，似少了些清狂之趣，而稍涉俚俗，这或许是才人多艺，不免有其精力不逮处；也许是对篆隶书过于追求雄强，而在行草上衍生出率意轻漫的心态。这也是不可苛求的。
这本隶书册，作于嘉庆己未（1799）年。体势值由雅驯而趋开张，笔意由温润而趋劲豪，气格宏阔而无纵横习气。是一件由厚积走向勃发之际的别致的佳作，多堪玩味。
邓石如的一生没有功名利禄，即便被后世誉为篆刻史上最重要的大家，可能够流传的作品却极少，也许是他从未想过自己能带来这样大的影响。半生远游在外，他的任侠性格、豪迈气概与天地山川浩然之气，在游历中熔冶一体，凝结在他的艺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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