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为我们展示了盛世唐朝的富足生活，这里百姓丰衣足食，并且充满异国情调，穿胡衣，吃胡食，奏胡琴，骆驼商队，异国口音充满着闹市，用口檀（鸡舌香），鹦鹉杯，鱼带，已经随处可见的外来宝石妆饰品，再现长安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国际大都市。
同样汉民族建立的王朝，为何唐朝的衣食住行等风俗与汉朝、宋朝、明朝差异性这么大呢？唐朝长安百姓的生活风俗的变迁，在衣食上有哪些变化呢？我们先来了解下唐朝衣装，先从女装打扮开始了解：
唐朝女子衣装
女装分为礼服和便服，礼服就是正式场合穿的服装，例如后宫嫔妃，达官显贵的夫人们在参加典礼、宴会时所穿的服装；便服就是妇女平日里所穿的服装，一般老百姓很少有礼服的，大多是便装。
唐朝妇女的服装一般有头衣和衣裳两部分组成，头衣主要有幂篱、帷帽、胡帽等三种形式，其中幂篱是唐朝时期生活在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用黑纱制作的遮面之巾，多刷以桐油，用来防雨，夏天可以遮挡阳光防止晒黑，外出远行时可以用来遮蔽风沙。
《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贞观之时，依隋旧制，多着幂篱。虽发自戎夷，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
唐朝时期，妇女流行幂篱还与儒家的纲常有关，例如“非礼勿视”、“女子出门必蔽其面”等，但这种幂篱从头盖到脚，极为不方便，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比幂篱短很多的帷帽便流行开来，帷帽的网纱越来越短，刚开始垂到颈部，后来直接能露出部分脸部，武则天时期，这种帷帽比较盛行。
随着西域人的逐渐增多，西域衣着和饮食文化不断传入大唐，胡帽也流行起来，这种帽子多用较厚的锦缎制成，顶部略呈尖形，并饰有花纹，唐朝的贵族家妇女还在胡帽上镶嵌各种宝石，价格不菲，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然而，随着唐朝社会风气的再度开放，特别是武则天成为女皇后，妇女地位提高，妇女外出游玩或远行时已经不戴帷帽，改戴胡帽了。
讲完了头衣，我们再来了解下唐朝女子的衣裳，主要有襦裙装，胡服，袒露装和女扮男装；其中襦裙装就是窄袖衫襦，配以紧身长裙，唐朝妇女最普通的服装；胡服和女扮男装只在上层社会流行，是受外来风俗影响所致，在中原传统思想中，女着男装是要被世俗所鄙视的，只有在唐朝这样开放、包容的风气下，女着男装才能成为一种风尚。
我们在唐代的绘画中，经常会看到袒露装，其实这也是一种“舶来品”，首先兴起于大唐的宫中，原本是西域民族所穿的一种舞衣，这种衣服最大的特点是裙腰很高能达到乳部以上，配以袒露大袖衫或者高束腰的裙子，在袒胸处有大带系成的双桃形的结节，更能体现出女子的曲线美。
这种袒露装在宫廷中十分流行，穿着越来越大胆，袒胸系长裙，内部竟然不着内衣，裸背露肩，轻纱蔽体，肌肤若隐若现，世俗眼光所忌讳的露、薄、透，在这里毫不避讳，充分体现了唐朝社会的包容性，胡化风气的盛行以及当时审美观的改变。
唐朝男子服装
与女子服装相比，唐朝男子服装虽然没有那么多款式，但也分礼服（冠服）和常服两大类，日常生活中穿常服，正式场合穿礼服，男子服装继承汉民族风格的比较多，受到少数民族服饰的影响没有女子服装那么明显。
我们先来了解下礼服，其实皇家传统的冠服非常复杂，多达12种，唐高宗只保留了大裘冕和衮冕，盛唐时期进一步精简，除了个别场合需要穿戴通天冠，大裘冕、衮冕外，其余的都被常服所取代，这也是向利事，利身的方向发展的。后期，受胡服的影响，冠服中出现了一种袴褶服，这种礼服受唐廷喜爱，唐太宗时期，文武百官上朝要穿袴褶服，武则天时期，范围扩展到7品以上的官员都要穿袴褶服，由此可见，唐朝服装受服风影响很大。
男子常服常服深受各个阶层的人民喜爱，因为其便捷、舒适，最重要的是没那么昂贵，常服主要由首服（戴幞头和胡帽），衣裳等两部分组成，幞头就是用来束头的巾子，不同时期的巾子高度不同，从初期的“平头小样”逐渐变高，并且逐渐向前倾斜，到了唐中宗时期，巾子的顶部逐渐已经变成尖型，除此之外，幞头后面的两脚也跟着变化；幞头的变化首先都是从上层之家的男子中流行的，他们的审美观点的变化推动着社会着装风尚的变化。
衣裳，唐朝一开始流行的圆领、窄袖、适体、舒适的袍衫，这种袍衫带有浓厚的胡服文化风格，主要有襕袍、袍衫、缺胯衫等几种款式，其中襕衫是连体服，受到上层之家男子的青睐，下层社会百姓之家的男子，由于经济条件的影响以及唐代礼制的规定，只能穿粗衣，白色等本色的麻衣，为了劳动方便，他们多穿穿胯袍衫。
《新唐书》记载“开胯者曰缺胯衫，庶人服之”“士服短褐，庶人以白”
总之，在唐朝长安城生活的男女，其服饰风格受到胡人文化风俗影响很大，特别是女子的女着男装，袒露装，女子首衣等，而男子服装除了袴褶服外，其他的服装基本都吸收了胡人服饰的风格。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了解了唐朝男女服饰后，我们再来了解下唐朝长安家庭饮食风俗的变迁，说起美食要从主食谈起，面食是唐代主食之一，饼是其代表食物之一，主要有胡饼、烧饼、五福饼等等，最流行的是胡饼，这种饼又叫麻饼和炉饼，这种食品在《长安十二时辰》的影视剧中多次出现。
《新唐书》记载“安史之乱，玄宗西幸，仓皇路途，无可果腹，亦以胡饼充饥。”“立春之时，朝廷向大臣和皇亲国戚则胡饼”
以上资料记载，唐玄宗曾以胡饼充饥，此后胡饼在上层社会人家中流行，但是这种饼并不是谁都能消受的起的，普通百姓人家多以烧饼，五福饼为主，其做法与胡饼相类似，不同之处就是不不敷胡麻。
副食，舌尖上的美食大多说的就是副食，盛唐时期，长安城百姓的副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胡食或者是外来引入品种，例如从波罗国的酢菜，泥婆罗国的波斯菜（波菜），还有胡瓜、胡浑提葱、胡豆、胡芹、甜菜等唐人最喜爱的蔬菜，都是外来引入品种，随着种植业的发展，这些“舶来品”逐渐代替本土蔬菜，成为百姓饭桌上的“常客”。
此外，胡人的饮食习惯，大口喝酒，大块吃肉之分也逐渐在唐朝流行开来，火锅、烧烤也能进入平常百姓家；《唐语林》记载，唐玄宗曾射猎一只鹿，当即取其鲜血，灌肠煎煮鹿肠吃，还把他赏赐给安禄山，虢国夫人等人一起吃，这本来是胡人的饮食风俗，可见皇家已经接受了这种饮食文化。
调味品，唐朝时期，由于商贸的繁盛，引入的大量的调味品，更是丰富了餐桌菜肴的种类，满足了人们的味蕾，在唐代以前，我国是没有蔗糖生产技术的，唐太宗派人从西域学习的熬糖法，此后糖作为调味品才上了餐桌；此外，胡椒也是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
酒类，三勒浆在唐代很流行，它最早产于波斯，是用三种植物的果实酿造的一种酒，此外，还有葡萄酒、龙膏酒也颇受欢迎；葡萄酒是防止高昌酿酒法酿制的，龙膏酒是专门为皇家酿制的一种酒，当然这几款酒都是很贵的，普通百姓人是消费不起的。
作为大唐帝国的首都，一个国际性的大城市长安，随着大批外来人口的涌入，对百姓衣着和饮食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传统风俗相比改变很大，那么，同是汉民族统治的王朝，汉朝、宋朝、明朝与外界交流也不少，为何唐朝在衣食等风俗上变化这么大呢？作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唐朝经济实力雄厚，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百姓的衣食住行的变迁都离不开经济基础的支持；唐朝经济力量之所以雄厚，唐承隋制，这与隋朝是分不开的，隋朝为唐朝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唐朝直接继承了三省六部制，农业的均田制，军事上的寓兵于农的府兵制，继续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恢复贸易往来，特别是隋朝时期开凿的大运河对唐朝的农业、交通、军事、以及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渊李世民建立唐朝后，实行仁政，对隋朝的遗产进行继承和扬弃，经过李世民“贞观之治”女皇武则天的“贞观遗风”，唐玄宗早期的励精图治，唐朝在天宝年间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开创了“开元盛世”。
其次，农业、商业相互促进发展，唐朝时期商业的繁荣为手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些都为服装和饮食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例如毛织、丝织、麻织、棉织等等这些技术的发展为衣装服饰提供了技术基础，因此唐朝服装面料好，种类多，款式新颖。
长安城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交通发达，商贸繁盛，政策开明，世界商品云集长安，大量商人涌入长安，在贸易交往中，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在一起，碰撞出融合的火花，吃胡食，穿胡衣成为流行时尚，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室外运动也渐渐成为风。
再次，生活风俗的变迁得以于思想意识的变化，我国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历代王朝都讲儒家的“三纲五常”奉为法宝，而具有胡族血统的李唐王室，实行相对开放、豁达的政策，没有神话儒家思想，更没有打压儒家思想，也没有严格按照“三纲五常”这种封建礼教来约束臣民。
唐朝以儒家思想治国，将道教列为国教，却也重视佛教，三教相互转化融合，形成了儒释道三家争鸣，共同繁荣的局面，除此之外，还有摩尼教，景教，袄教等等外来宗教传入，唐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对这些思想文化兼收并蓄，使得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想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唐人价值取向突破了儒家思想的禁锢，宽松的政治环境形成多元化的思想格局，更容易接受这些“舶来品”和异域风俗。
民族大融合是饮食变迁的内在动力，魏晋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唐朝宗室李氏家族就得益于此，李唐先祖来自于西域地区，本是就有胡人血统，对少数民族有天然的亲和力，毫无违和感。所以，李渊建立唐朝后，其后世皇帝多实行的政策都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与传统汉王朝有很大不同。
唐太宗李世民对“华夷之辨”孰轻孰重比较淡薄，采取全新的民族政策，形成新的民族观和民族理念，“华夷一家”、“华夷平等”的开明政策，使得大量外来异域人口涌入长安，造就“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大量少数民族定居长安，不仅带来了异域文化，也给长安城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带来影响，大唐人则用一种开放、包容、热忱的态度积极接受外来事物，从而造就在衣食住行等风俗的变化。
参考文献：《新唐书》、《旧唐书》、《通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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