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据说变得很贪婪、很蛮横，甚至要把人吃掉……”
——《乌托邦》
15世纪的末期，大英帝国的发展终于驰骋在快行道上。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英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飞速的发展，毛纺织业逐渐兴旺，对于羊毛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羊毛出在羊身上，羊养殖的需求也自然提上了日程。
养殖羊自然需要场地，需要有牧场，英国的权贵因此把自己的土地圈禁起来，改造成牧场。
仅仅自有的土地还是满足不了牧场的需求，英国的权贵开始占用公用土地，或者用欺诈，乃至暴力的手段侵占普通农民的土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英国农民在圈地运动中失去了土地，屈从于贵族养羊的需求，最后只能流离失所，生活凄惨无比，所以历史上才出现了“羊吃人”这个说法。
如此悲惨的“羊吃人”现象其实不仅发生在英国，在大明朝也并不少见。
五斗就以山东的藩王鲁王为例，谈一下大明朝“羊吃人”的历史往事。
明朝弘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488年的十月，大明皇帝收到了山东官员的奏章。
此事记载在《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之十九》中，如假包换。
巡抚山东都御史钱钺等言，东昌、兖州、济南三府人户，原领鲁府羊三千一百余只，为之饲养。今六十余年，纳毛至十余万斤，纳羔至六十余万只，人户逃亡殆尽。而每年一徵毛，三年一徵羔，为害尚未已。
文言文太涩，各位条友没必要浪费时间，让五斗唠叨几句就好。
◆山东的都御史向朝廷奏明，山东的东昌府、兖州府、济南府的某些老百姓给（明朝山东藩王）鲁王府养羊，刚开始领用了3100只种羊。
◆这60多年来，老百姓已经向鲁王府缴纳了羊毛10多万斤，羊羔60多万只。
◆（养羊的老百姓不堪忍受重压，）都快要逃亡光了，但鲁王府仍然要求（当地官府）按时按量地缴纳羊毛和羊羔，对于当地的危害绵绵不绝。
以上内容，就是五斗所说的大明朝廷“羊吃人”现象，而且比英国历史上的“羊吃人”更让人痛恨。
15世纪末英国的“羊吃人”圈地运动，好歹还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明朝鲁王在山东的“羊吃人”行为更为不堪，只是他们贪得无厌，想掠夺更多的财富而已。
它进一步摧残了当地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对于老百姓是百害而无一利，当然谈不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明朝百姓有户籍制度，这些被迫逃亡的百姓从此就成为见不得光的流民，命运堪忧。
他们处境之凄惨，恐怕比15世纪末的英国失地农民更要危险的多。
藩王养羊，其实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刚开始的出发点也许是好的。
明太祖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朱元璋开始分封诸皇子为亲王，在大明朝建立了封藩制度。
朱元璋分封藩王的目的，是为了朱家江山的稳定，希望朱姓藩王能够屏护中央朝廷，所以给各藩王配备了大量的护卫。
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的时候，朱元璋设立了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每个藩王配备了少则数千，多则数万的护卫力量。
这些藩王护卫人数众多，除了保护藩王的安全之外，战时可以出征，闲时可以耕种土地，养马养羊。
明朝藩王养羊的历史，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公元1402年，朱棣篡位成功，对各藩王的军事实力戒心很高。
为了避免其他的藩王起兵篡位，朱棣逐渐削弱了各藩王的护卫数量，护卫养羊大业自然就慢慢的衰落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以鲁王为代表的（起码是部分）藩王舍不得养羊这一块肥肉，所以才通过山东布政司，要求藩地的百姓给鲁王养羊。
山东的东昌府、兖州府和济南府，在明朝一般统称为西三府，都处于山东布政司的管辖之下。
鲁王的封地在兖州府，此事为什么会波及到东昌府和济南府呢？
因为鲁王地位尊贵，自然不会亲自出面处理养羊这等“小事”。
但凡这样的事情，需要由山东布政司来负责处理，要求山东当地的老百姓给鲁王养羊，所以才波及到兖州府附近的东昌府和济南府。
如果养羊的百姓不能按时按量地缴纳羊羔和羊毛，鲁王府自然会施压于山东布政司的各级官僚。
即使民户逃亡了，这账也要山东的官府来背，一根羊毛也不能少。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山东都御史出面，向朝廷奏明此事，因为山东的官员也不堪忍受鲁王的压榨，实在是挺不住了。
如果按照史料的记载，明朝老百姓每被摊派了1只种羊，就需要每年向鲁王府缴纳3只羊羔。
这个数量合理不合理，且听五斗来分析。
羊的种类千差万别，五斗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不过就五斗查询资料得知，普通山羊养殖中，母羊2年3胎，一胎平均2.5只比较靠谱。
也就是说，明朝老百姓平均每年缴纳3只羔羊，其实已经竭尽所能，甚至是超过他们的能力了。
五斗也查询了《明太祖皇帝钦录》，里面也的确提到了每只母羊的产羔数量。
“每只羊，春生一个羔儿，秋生一个羔儿。春生的羔儿，到秋生一个羔儿，带母羊便是四只”
也就是说，在明朝的时候，如果母羊养殖的好，乐观估计，差不多一年可以生三只羊羔。
当然了，这也是由半专业的王府护卫来执行，在牧场充足的前提下，规模性养殖的可能结果。
百姓被摊派给藩王养羊的时候，养殖条件不如王府护卫那么好，但万一出现了任何问题，没有达到预定目标，这一切损失都要老百姓自己承担，需要上缴的羊羔和羊毛一点都不能少。
在这种残酷的条件下，老百姓只好倾家荡产，把要缴纳的羊羔和羊毛补足。
如果倾家荡产仍然不能补足，老百姓除了逃亡以外，恐怕再无其他活路。
这不是“羊吃人”，什么才是“羊吃人”呢？
明朝“羊吃人”的现象，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山东的鲁王身上，其实在藩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明宪宗实录》中记载了藩王秦王的一个例子。
明朝宣德八年，也就是公元1433年，陕西右参政陈琰给朝廷的奏文上写道：
秦王之国，有羊三千，散养於民。岁久，不问存否，每岁征羊羔千二百只。民贫往往借贷买输，甚为所苦。
也就是说，这个秦王比鲁王还要狠，不管老百姓死活，也不论种羊是否还在，要求老百姓每只种羊每年缴纳4只羊羔（比鲁王还多一只），害得老百姓四处借贷，把藩王要求的羊羔补上。
由此可见，在大明朝廷，藩王“驱羊吃人”的现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共性，并非仅仅山东鲁王一例。
大明皇室对于天下百姓的压榨，由此可见一斑。
明朝也罢，清朝也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其实本质上并无多大的不同。
还是鲁迅说的好：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四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五斗再加一句：
繁花似锦的古装剧，消遣的时候看看就好，不要太当真；没有了封建皇帝，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才是老百姓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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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明宪宗实录》、《明太祖皇帝钦录》、《明孝宗实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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