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坛佳话

苏轼和欧阳修哪个给你感触最深 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1)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笃于朋友,生则振掖之,死则调护其家。”(见《宋史.欧阳修传》)译成白话就是:欧阳修的文章,才华横溢,朴实流畅,不繁冗不省略恰到好处。在议论上,简单而明了,实际而通情,善于联系事物分析不同问题,阐明深刻的道理,驳斥其错误,给人以很强的说服力。他的超然洒脱,文情奔放的风格,别人是无法赶上的,所以天下人一致效法尊崇他。提携后进者,唯恐不及,得到他赏识、举荐的人,大多成为天下的名士。曾巩、王安石、苏洵以及苏洵的儿子苏轼、苏辙,原来都寂然无声,不为人所知晓,欧阳修就广为揄扬他们的声名,认为他们将来一定会名闻于世。欧阳修对朋友非常忠实,朋友在世时就推荐帮助他们,朋友去世后就尽力保护周济他们的家庭。

以上是《宋史.欧阳修传》中的文字,它不仅赞扬了欧阳修文章锦绣,为天下文学旗手,也对他提携后辈的精神,大加褒扬。对欧阳修才华非常欣赏的宋仁宗曾赞道:“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欧阳修对有真才实学的后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大度,总是极尽赞美,竭力推荐,使一大批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青年才俊脱颖而出,名垂后世,所以,北宋名士欧阳修堪称千古伯乐。

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曾巩,给文坛名人欧阳修写了一封自荐信,并献《时务策》,表达政见。欧阳修读了曾巩的文章后,赏识不已,他在给曾巩的回信中说:“其大者固已魁垒,其于小者亦可以中尺度”,充分肯定了曾巩文章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曾巩长于古文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一直埋没于草莽江湖。为此,欧阳修特撰《送曾巩秀才序》,为其叫屈,为其扬名,又把曾巩纳入门下,悉心教导,把他当成最堪造就的学生。他还盛赞曾巩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在欧阳修的培养和帮助下,曾巩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高中进士,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

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之所以后来能够名扬天下,也得益于欧阳修这位伯乐。苏洵二十七岁才开始发奋为学,后来进军科场,却连连落榜,性格倔强的他,干脆把自己以前写的文章付之一炬,然后闭门谢客,埋头读书,经过数年磨砺,终于文章大进,下笔千言。

据叶梦得的《避暑录话》记载,于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四十八岁的苏洵携苏轼、苏辙兄弟,以文章为“敲门砖”,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希望得到这位文坛宿将的举荐。张方平说,文章方面,我人微言轻,此事非欧阳修莫属。张方平写了一封推荐信,让苏氏父子去京城拜访翰林学士欧阳修。其实,欧阳修与张方平曾因政见不同而结怨,一向合不来,但当欧阳修读了苏洵的文章后,并不因为他是政敌推荐的而怠慢,反而击节道:“后来文章当在此!”立即向宋仁宗上《荐布衣苏洵状》说:“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几策》二十篇,辞辩闳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由于欧阳修在皇帝和士大夫之间的极力推誉,苏洵从此名动京师。

欧阳修发现苏轼的故事,也是一段文坛佳话。嘉祐二年,欧阳修出任知贡举,担任这一年礼部进士考试的主考官。策论一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点检试卷官梅尧臣批阅试卷时,发现其中一篇文章特别精彩,颇具“孟轲之风”,随即呈给欧阳修阅。欧阳修读后,眼睛一亮,觉得无论文采还是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列为第一。但欧阳修的“入室弟子”曾巩也参加了这场会试,由于采用糊名法,文章属于谁,不得而知。欧阳修猜想,这篇文章应该是曾巩所写,担心若把自己的弟子列为第一会遭人闲话,便与梅尧臣商量将其列为第二。复试时,欧阳修又见到一篇《春秋对义》,赞叹之余,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列为第一名。发榜时,欧阳修才知道,初试、复试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两篇文章,均出自苏轼之手。后来,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轼的文才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见《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看到后生才情勃发,已逾知天命的欧阳修,竟然兴奋得犹如孩童一般,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苏轼只是欧阳修主持嘉祐二年科考的一个侧影,当年共录取进士三百八十八人,不但包括苏轼、苏辙、曾巩等后来的文坛巨匠,还包括张载、程颢、吕大钧等后来的旷世大儒,真可谓群星灿烂。之所以一次考试就能录取这么多名动当时、影响后世的人才,这与欧阳修的学识、眼光和胸怀是密不可分的,难怪他会桃李满天下。

包拯、韩琦、文彦博、司马光,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得到过他的激赏与推荐。“唐宋八大家”,宋代五人均出自他的门下,而且都是以布衣之身被他相中、提携而名扬天下。《宋史·欧阳修传》说他“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高度概括了他的求才之渴、爱才之切、识才之准、举才之功,称他为千古伯乐,应该不是过誉之词。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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