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学勤
胡雪岩破败于公元1883年12月初。关于胡破败的原因，如今几乎已众口一词：即胡败于与洋人竞争的蚕丝贸易战。许多学者在评述胡雪岩的破败时，往往会举出以下两个例证：
一、晚清陈代卿所著《慎节斋文存》说：胡雪岩“每岁将出丝各路于未缫时全定，洋人非与胡买不得一丝，恨甚。乃相约一年不买丝。胡积丝如山无售处，折耗至六百余万金。”
二、晚清欧阳昱所著《见闻琐录》说：胡雪岩囤积大量蚕丝，与洋人争利，“夷人欲买一斤一两而莫得”，“夷人谓此次倘为胡所挟，则一人操中外利柄，将来交易，为其所命，从何获利？遂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
然而，笔者通过查阅晚清报刊史料时发现，上述两个例证与事实完全不符。
洋人真的“一年不买丝”吗?笔者手头有一封洋人写给李鸿章的长信，写信时间是在胡雪岩破产前夕（1883年9月），信的内容就是讲中国的蚕丝业。此信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中国蚕丝业的实况。写信的洋人叫白尔辣，当时就职于上海的旗昌洋行（美商），是一位长年居住上海的资深茶商。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从光绪二年（1876）至六年（1880），上海每年出口生丝，最低的一年为6万5千包，最高的一年为8万5千包。光绪七年（1881）则降至5万5千 包；光绪八年（1882）更降至5万包。今年（1883）可能连4万包都不能超出。导致生丝出口不断下降的原因，有人说是外国人买得少，有人说是中国人养 蚕少。其实，每年上海所积之丝，洋商是全部买光的。民间见蚕丝业获利，养蚕之人也就越来越多。我曾多次去江浙等养蚕区考察，发现导致中国蚕丝产业年年下降 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洋人不买，更不是中国人不养，而是养蚕区开始蔓延的蚕瘟病。
早在三十年前，法国、意大利都曾 爆发一种叫“粒瘟”的蚕瘟病，导致蚕丝产量大减。现在江浙等地出现的就是这种“粒瘟”病。此病危害极大，建议中国成立蚕政总局，采用法国学者巴斯陡（今译 巴斯德）创立的制种方式，严格把好蚕种关，从源头上预防蚕瘟病。（李鸿章看完此信后，作了如下批示：“所见颇有见地，丝觔为出口货大宗，诚能略仿其说，考 求蚕病，斟酌整顿，可冀事有成效，于税厘不无裨助。”）
可见，《慎节斋文存》和《见闻琐录》中，有关洋人“相约一年不买丝”、“共誓今年不贩丝出口”等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洋人不仅年年在上海买丝，而且还抱怨能买到的蚕丝越来越少，所以，也就有了这封洋人写给李鸿章的长信，希望中国整顿蚕桑事务，发展蚕桑业。
胡雪岩有没有与洋人交恶晚清时期，中国最大的两项出口是蚕丝和茶叶。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上海。据晚清海关资料记载：1845年，由上 海出口的生丝为5146担。到了1880年，由上海出口的生丝已达69685担。从1870年开始，全国生丝出口贸易约有2/3，经由上海港输出。那时， 旗昌、怡和、天祥等知名大洋行，纷纷落户上海，从事蚕丝和茶叶的出口贸易。
那么，胡雪岩在上海大量囤积生丝，究竟有没有与洋人交恶，导致各洋行的洋人“恨甚”呢？笔者查阅了晚清报刊等史料，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直接资料，但也获得了一些间接的材料：
据当时的《申报》报道，1883年11月，上海阜康雪记钱庄面临资金链断裂险情之时，胡雪岩将自己所囤积的15000包生丝分别卖给了怡和洋行（2000包）、天祥洋行（13000包）。
如果胡雪岩真的与洋行的洋人交恶，致使洋人对胡雪岩“恨甚”，那么，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怡和洋行和天祥洋行的洋人会及时出手接盘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此外，据《怡和档案》记载，上海阜康雪记钱庄在1883年11月资金吃紧时，曾从汇丰银行拆借到10万两白银以维持钱庄周转。
旗昌、怡和、天祥等众多大洋行都是汇丰银行的股东或合作伙伴，如果胡雪岩曾经得罪过这些洋行的洋人，关键时刻能得到汇丰银行的支持吗？显然也是不可能的。
然而，尽管得到了汇丰银行10万两白银的救急，尽管将15000包生丝快速地脱手卖掉了，但是，胡雪岩最终还是未能逃脱破败的命运。那么，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使胡雪岩难以走出破败之路呢？难道问题真的出在这笔15000包生丝的买卖上？
导致胡雪岩破败的真正原因关于胡雪岩卖出15000包生丝，究竟亏了多少钱？一直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有的说亏了800万两白银；有的说亏了600万两白银；也有的说亏了150万两白银。
洋人白尔辣在写给李鸿章的信中已披露当时生丝的价格：“每包生丝通扯价（平均价）为320两白银”，那么15000包生丝的总价值则为480万两白银。既然总价值只有480万两，又怎么会亏损600万两、800万两呢！因此，笔者认为：胡雪岩囤积生丝亏损150万两白银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
然而，一代巨绅胡雪岩仅仅因为亏损了150万两白银，就走上了破败之路？这样的说法自然难以让人置信。那么，当时究竟还发生了什么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晚清《申报》当时的相关报道吧。
1883年10月19日《申报》报道说：去年（1882年）冬天，“本埠各大行栈倒闭纷纷，约计所耗之数，有数百万之多。市面情形大为减色。”进入 1883年，市面更萧条，倒闭的商铺更多，并牵连到放贷的钱庄。1883年2月1日，上海的信源钱庄首先宣告倒闭，“亏欠某银行银约八九万两”（见 1883年2月2日《申报》）。4月5日，上海的利康钱庄又宣告倒闭，“共亏银约有二十九万两”（见1883年4月6日《申报》）。
此后，银根更紧，局面更惨。10月8日，上海又爆出两大钱庄倒闭的消息：一家叫“纯泰”，亏损金额为“19万白银有余”；一家叫“泰来”亏欠金额为“7万白银有余”（见1883年10月9日《申报》）。
10月22日，杭州声名显赫的德馨钱庄突然倒闭。当时，《申报》作了这样的报道：
杭垣著名之大钱庄，合上下城计之，不过七八家而已。而其资本极巨、声名极震之店，则以阜康与德馨两号。如双峰之对峙焉。德馨庄开张于望仙桥河下，房屋闳敞，排场宽绰，本系某宦所开……
连日来，上海遭倒闭巨庄者甚危急，且泰来庄亦系某宦与人合开，一经倒闭，必致波及，其势万难支持，故于上月念二日即时倒闭。（见1883年11月5日《申报》）
可见，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倒闭前，上海商界已经出现一股倒闭狂潮，大批商店倒闭，继而是一家又一家的钱庄倒闭，并牵涉到外地钱庄。钱庄倒闭的消息，又引 发猛烈的挤兑风潮，市面银根因此奇缺。《申报》当时曾发表长篇评论，感叹：上海市面“银根紧急，为从来所未有”。（见1883年10月24日《申报》）
正是在银根越来越紧的寒气中，长袖善舞的胡雪岩也陷入了黔驴技穷的困境。同年12月1日，上海的阜康雪记钱庄和杭州的阜康钱庄同时宣告倒闭。消息传到北京，已是12月5日，当天晚上，北京的阜康福记钱庄门口“取银之人拥挤不断”。次日清晨，该庄便被官府封闭。
与此同时，扬州、镇江、金陵、苏州、宁波、温州、天津、北京等地，都传出了商铺倒账、钱庄倒闭的消息。当时，被《申报》点名报道的倒闭钱庄有：巨顺、京 西、利康、怡源、同源、华盛、德义、景泰、乾泰、昌永、泰昌、复兴、源锦、永和、义和、裕泰、阜源、义兴、元丰、源享、恒聚、兴魁、公丰、春升、信位、公 诚、宝兴源、源茂永、大兴公、景家字号等30余家。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银根紧缺、商铺倒闭的呢？当时的《申报》也给出了答案。
1883年11月4日的《申报》报道说：
中国之创办公司，不过近年来有之，前此未之闻也。然自创有公司，而中国之场面愈阔，中国之市面愈疲。即如上海一区，目下倒账之多，连年叠见。论者莫不纷纷然，咸以为公司股份之为害。窃谓：其所以为害者，在乎股份票之各相买卖，无异空盘。
原来，当时中国兴起了一股造铁路、开煤矿、兴轮船的热潮，相关的股份公司纷纷建立。由于这些股份公司的股票可以上市买卖，所以市面上出现了资金大搬家现象，大量资金从钱庄、商号流向股市。更要命的是：许多人都把买卖股票当作了赚钱的正当生意，所以向钱庄贷款用于炒卖股票的现象也很普遍。
恶果随之而来，《申报》说：从1882年开始，“买卖股份之旺，几于举国若狂，不及一年，而情弊显露，股票万千直如废纸。”（见1884年1月23日 《申报》）从钱庄、商号流出的大量资金就此在股市中蒸发。坏账、呆账由此而大量出现，经济形势就此恶化。《申报》说：1883年，“沪上市面自夏秋以来， 日见衰落之象，至冬间则更疲敝。亏倒之行号、店铺，日有所闻。讼案累累，不能清结。”（见1884年1月23日《申报》）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胡雪岩将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用在了囤积物资（生丝）上，应该说还算是明智之举。毕竟在面临资金困难时，生丝还能够及时变成现银的。但是，胡雪岩钱庄的资金远不止这囤丝的480万两白银，更多的资金当时应该都放贷在外。当猛烈的金融风暴降临后，这些放贷在外的大量资金往往就成了无法收回的坏账、呆账。一旦遭遇挤兑风潮，自然就难以招架。这应该才是胡雪岩破败的真正原因。
结论1883年，起源于上海的金融风暴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沿海各地众多商铺、钱庄纷纷倒下。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也不过是其中一枚被推倒的骨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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