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自从司马迁发现气候脉动的三十年周期性（即“夫国运三十年一小变”）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十次气候脉动。现在把每一个节点的气候脉动及其社会影响总结出来，看看古代社会是如何响应气候危机的。可以说，所有重大改革，都是在响应某种环境危机。
气候冲击1104年，冰岛Hekla火山突然爆发[1]。该火山爆发之后，有很多文献提到冰岛附近的海面在1106和1118年出现浮冰，而出现浮冰和冰川扩张是欧洲在小冰河期出现的典型症状。所以，该火山爆发给全世界带来了寒潮，也给当时的北宋社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危机。公元1110年，华南经历寒冬，导致柑橘和橙子被全部冻死[2]，太湖结冰，人们可以在冰上行走。这一事件非常罕见，据竺可桢的调查[3]，温暖的12世纪一共发生2次这样的寒潮，另一次发生在1178年（68年之后）。
冰岛Hekla火山的爆发，不仅带来寒潮，也带来共产主义和保险思想。
在这一轮气候危机的威胁下，冰岛的居民在1118年成立了Hreppr（冰岛语，相当于公社commune）来对抗自然灾害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为灾害造成的火灾损失[4]，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火灾保险实践（从公司运营角度来说），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实践（从社会管理角度来认识，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思想的欧洲源头，来源于气候危机）。可以说，保险思想和共产主义理想都来源于气候脉动产生的气候危机。
气候特征辽天祚帝乾统二年（1102），辽地“大寒，冰复合”，此次寒冷事件拉开了北宋末年中国气候转冷的序幕。政和二年（1112）西夏御史大夫谋宁克任曾感叹“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寝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惟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乾统九年（1109）“秋七月，陨霜，伤稼”，也是《辽史》中仅有的一次早霜灾害记录。“大观庚寅（1110）季冬二十二日，余时在（福建）长乐，雨雪数寸，遍山皆白，土人莫不相顾惊叹，盖未尝见也”；“是岁荔枝木皆冻死 遍山连野 弥望尽成枯。至后年春 始于旧根株渐抽芽蘖 又数年始复繁盛。谱云：荔枝木坚理难老，至今有三百岁者生结不息。今去君谟殁又五十年矣，是三百五十年间未有此寒也”[5]。这次大寒后的一至二年，福建一带荔枝“始于旧根复生”，之后，降雪逐渐成为福建一带司空见惯之事。公元1110年，华南经历寒冬，导致柑橘和橙子被全部冻死[6]，第二年太湖结冰，人们可以在冰上行走。在这种寒潮作用下有宋代的医学革命、宗教革命、茶文化的发展高峰。
在这一轮寒潮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下，导致了宋徽宗时期的经济危机（乙类钱荒）、人口危机、医学革命、商业改革、纸钞改革、能源扩张、国土扩张等对策，共同构成了宋本《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背景。
人口危机这一波的全球气候变冷给中国带来了一次寒潮，寒潮引发乞丐危机，在洪迈的随笔[7]上有所记载：
又常设三辈为儒道释，各称诵其教。儒曰：“吾之所学，仁义礼智信，曰五常遂演杨其旨，皆采引经书，不涉媒语。次至道士，曰：“吾之所学，金木水火土，曰五行。”亦说大意。末至僧，僧抵掌曰：“二子腐生常谈不足听，吾之所学，生老病死苦， 曰五化。藏经渊奥，非汝等所得闻，当以现世佛菩萨（指擻宗 ——引者）法理之妙为汝陈之。盍以次问我。”曰：“敢问生？” 曰：“内自太学、辟雍，外至下州偏县，凡秀才读书，尽为三舍生。华屋美馔，月书季考，三岁大比，脱白祛绿，上可以为卿相，国家之于生也如此。”曰：“敢问老？”曰：“老而孤独贫困，必沦沟壑，今所在立孤老院，养之终身，国家之于老也如此。”曰：“敢问病？”曰：“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其于病也如此。”曰：“敢问死？”曰：“死者人所不免，惟穷民无所归，则择空隙地为漏泽园，无以殓则与之棺，使得弄埋，春秋享祀，恩及泉壤，其于死也如此”。曰：“敢问苦？”其人瞑目不应，阳若惻悚然。促之再三，方蹙额答曰：“只是百姓一般受无量苦。”微宗为之惻然长思，弗以为罪。
这是当着宋徽宗及大臣面演出的宫廷杂剧片断，说明当时的环境危机严重，政府的救济不能解决根本性问题，弄得宋徽宗 “恻然长思”，无言以应。
响应气候危机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导致漏泽园制度（官方收尸埋葬制度）成为政府响应冷相气候危机的社会应对措施，始于1104年蔡京的首创，是宋代城市文明发达的表现之一。
王家纸马店，是人口危机的象征。死人多，才会导致丧葬业发达，间接透露当时的环境危机。
徽宗年间是宋代人口发展的一个高峰。然而，气候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让某些地区发生了“薅子危机”。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宣州和福建分别发生薅子（人口）危机，让布衣吕堂和王得臣观察到并上书。这是粮食革命和气候危机共同产生的结果，对宋代的医学革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瘟疫危机崇宁二年（1103），官府采纳各地设熟药所的建议，官办药局逐渐普及全国。大观年间（1107-1110）朝廷诏令陈师文对《太医局方》进行整理修订。杨介在1104年绘制《存真图》，北宋内科的代表人物朱肱在1107年创作了《南阳活人书》。在这一波寒潮让宋代社会的长期积累和响应机制在医学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包括医方的搜集、医学的突破和制度的革新，都发生在徽宗年间。因此，当时发生的医学革命，是响应气候冲击的社会性应对，需要放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观察。
医书突破，代表着当时的瘟疫危机，盾总是伴随着矛产生的，有盾必有矛，即瘟疫或环境危机。
信仰危机北宋末年，随着气候变冷，本来应该倡佛，但由于宋徽宗的个人偏好，变成了抑佛倡道。大观元年（1107年，1110，冷相）下令把佛寺中的释迦牟尼像移除大殿。于是许多佛寺被毁，佛教处境艰难。当时的气候变冷趋势，推动了宋徽宗向“抑佛倡道”的转变。
伴随着这一次气候变冷带来的经济危机和人口危机，道教获得推崇，佛教得到抑制。宋徽宗个人对道教的推崇上升到国家层面的 “政教合一”。至少还有三种本土的民间信仰（妈祖崇拜、关羽崇拜和五显崇拜）得到宋徽宗政府的鼓励和推动，同时崛起，构成了中国社会应对“小冰河期”气候冲击的一种思想领域的应对方式。此外，摩尼教也在不断争取教徒，时时挑战政权。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本土宗教信仰，在借鉴佛教仪式感的基础上，获得了官方的正式认可，始于一次偶然的火山爆发。所以，信仰的起伏是社会面对气候冲击的一种应对方式，需要放到气候脉动的背景下来认识。
张择端用老僧的背影来表达当时对佛教的排斥和压抑，内涵丰富
货币危机面对寒潮，北宋政权发生乙类（政府）钱荒，所以蔡京领导的政府，更年号为“崇宁”，就是为了重新开始熙宁变法的内容，争取弥补政府支出的亏空。其中货币改革措施包括发行当十钱和改交子为钱引。
发行当十钱（重量加倍，面值乘以十，相当于5倍的通货膨胀），有利于平衡政府因为气候危机带来的支出不平衡难题。但是，大钱（名义面值与铸币成本之差增加）诱发了一轮盗铸的狂潮，不得不让政府把面值改成“当三”，以期减少盗铸的经济动力；
改交子为钱引，把当时四川，福建，浙江，湖广和其他仍使用交子的地区的正式名称更改为钱引，并增加了钱引的发行量。这是一种变相的通货膨胀措施，其贬值速度令大部分从事食盐专卖的盐商在交易尚未完成的过程中受到贬值的损失，但政府从货币贬值过程中消解了乙类钱荒，造成了北宋经济的突然高涨。
从表面来看，蔡京领导的货币改革是成功的，成功消解了冷相气候引发的乙类（政府）钱荒。这种救时猛药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不利，后来的纸钞发行中都注意到这一点。
广为人知的交子，其实是蔡京发行的小钞，是应对当十钱发行的一种对策，很快就从市面消失了。
经济危机为了解决乙类钱荒，北宋末年对盐酒茶都进行了重大调整，以期度过经济危机。
崇宁元年之后（1102-1112），蔡京在东南地区恢复榷茶，对交引法和贴射法，去弊就利，改行茶引法。茶引法相当于一种通货，有助于消除乙类钱荒。政和茶法的策略是既不干预茶的生产过程，也不切断茶商和茶园之间的交流，但又加强了对于茶园的控制。政和茶法施行期间，每年收的茶税可达400余万贯。
面对气候带来的寒潮（1110年太湖结冰），徽宗政府改元政和，对政府专营的领域进行了以扩大财源为目标的改革。宋徽宗政和二年（1111），蔡京集团根据变更茶法（从官榷法转入通商法）的经验和成果，在盐法上也实行了类似的改革， 取消了官榷法，实行了通商法，又叫做钞引茶盐法。蔡京盐法改革的本质是利用盐引对经济进行通货膨胀，让盐商交易过程加长，让盐引的贬值速度加快，结果是政府收入增加，而盐商承担通货膨胀的损失。
北宋酒业专营的增收措施是政和二年（1111）各地比较务的增置，相当于把一个企业分出若干个小单位，各自包干利润课额，相互竞争，比较盈亏，并且可以从盈利中提取奖金以促使其潜力的发挥，也方便于检查和比较，达到国家增收的目的。这是为了增加政府收入，也是针对乙类钱荒的改革措施。
盐酒茶是宋代土地税之外的主要三种税源，而且酒类和茶叶消费本来就有随着气候变冷而消费量增加的特征，因此榷法得到加深加强，政府收入增加。从本质上说，三种商税改革措施都是为了解决当时冷相气候造成的乙类钱荒，共同解决政府支出不足的难题。
宋代酒类消费发达，有气候贡献（冷相气候靠喝酒），也有经济贡献（酒税是维持三冗的收入，可比今日之烟草）
贸易危机如果这一轮冷相气候是全球性的，应该有一种机制可以把冷源传播到全球的机制。显然，洋流是最好的全球传播机制，其极端的表现形式是潮灾（coastal flood）。确实，位于比利时Flanders的海岸在1113年[8]经历了重大潮灾，而中国的杭州湾在1112年[9]也第一次经历到洋流（吴越王钱谬在10世纪初也曾治理潮灾，这是其后跨越中世纪200年来的第一次）的破坏，之后的杭州湾长期经历潮灾，一直到小冰河期结束。所以，气候变冷是洋流推动的，气候变冷意味着潮灾增加。
因此，伴随着潮灾加剧而来的是海上运输成本和风险的增加，结果也会导致海上贸易量减少。所以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曾罢提举市舶官，由提举常平官兼管，这意味着当时的海外贸易量减少，经济紧缩，是海上运输条件恶化的结果。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福建市舶司专门派人到占城和罗斛两国，劝说当地政府和商人到中国来从事贸易。这是冷相气候造成的经济收缩，需要通过海外贸易来补偿。所以，在冷相气候节点，我们经常发现历代政府都会发生“走出去，邀请海外商人”的招商行动，目的是发掘贸易机会，补充通货，解决乙类（政府）钱荒。因此，贸易危机也是洋流危机带来的间接结果，两者都收到气候危机的控制和影响。
另外，潮灾加剧也推动了保护海上贸易的妈祖信仰，海边渔猎文明针对海上交通安全有特殊的需求，通过妈祖信仰来满足，潮灾加剧推动了妈祖信仰的突然兴起。
气候影响经济与社会的因果链，可以用下图来表达。
香料铺，是输入海外通货，改善经济流通的重要手段，在宋代受到异常重视。
能源危机宋代的能源危机主要是手工业发展带来的樵采危机所推动的，在1080年前后推动了能源革命。但是这一轮冷相气候冲击也导致取暖危机，推动了石炭的减税和普及。当时东京有两个职业与能源有关，“荷大斧斫柴”和“打炭团”[10]，前者供应木炭，后者供应石炭。重和二年（公元1119年）八月十八日，吏部在“选人任在京窠缺”的官位时，提及“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丰济石炭场、京城新置炭场”[11]共二十四个官卖煤炭场的情况。根据《东京梦华录》在记述开封仓储库房时也谈及“河南北十炭场”的情形来看，上述二十四个官卖煤炭场的分布，应当是在开封或京畿地区[12]。这说明北宋后期，开封已成为当时民用煤炭的最大消费区。所以，南宋人自夸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13]。
不管是木炭还是石炭，宋代已经大规模利用廉价的能源，迈进了工业革命的门槛。
能源具有自增值属性，用得越多，产生的技术越多，增加了产值越多，所以可以说这一轮能源危机已经让北宋走在工业革命的入口“消费革命”的大道上。
火灾危机与此同时，欧洲经历了一次火灾高发季节。由于当时是温暖潮湿的中世纪最适期，欧洲的建筑方式主要以草木为主，导致了一系列社区大火：Mons（1113），Worcester（1113），Bath（1116），Peterborough（1116）和Nantes（1118）[14]。水城威尼斯在1105年和1114年分别遭遇重大火灾，在这两次大火的影响下，新上任的威尼斯总督Domenico Mihiel[15]（服务期为1116到1130）为威尼斯市民提供公共照明工程和消防灭火服务，具体内容不详。但这是在西罗马消亡600年之后，欧洲第一次出现的公共消防服务，开启了消防灭火的新时代，代表着城市文明的崛起，在文明史上有重要的分水岭意义。
与此同时，宋政府也完善了军巡铺制度。这不是偶然的创新，而是响应气候危机的作法，在城市文明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宋代军巡铺，是职业兵制与专业兵制的结合体，曾经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发挥重要的社会稳定功能。
国防危机在这一轮气候脉动中，北方的少数民族（渔猎民族）女真首先发难，1115年完颜阿骨打自称皇帝而定国号“金”。渔猎民族女真的崛起是相当迅速的，在12年后就席卷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整个北宋。这一崛起打破了近500年来中国北方的民族均势，让实力的天平转向北方。女真崛起对北宋正在开展中的能源革命有干扰，南下后的南宋政权煤铁分布太远，导致南宋缺乏金属来完成工业革命，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分水岭意义。此外，宁至大观年间（1102-1110），宋徽宗分别在西北打败吐蕃，在西南“改土归流”，巩固了边远地区的地方政权，在短短的6年里连续恢复和设置了10个州，出现了北宋后期极少有的国土扩充的现象。南疆的“改土归流”现象，符合“暖相动改流设土，冷相推动改土归流”的大趋势。
北宋在国势达到顶峰之际被女真突然逆袭，既有偶然性因素，如对外政策失误（联金灭辽政策）、对外对内战争导致国力大伤（消耗了国防力量和经济资源）、抑佛兴道的恶果（导致内政紊乱）等，也有必然性因素，即暖相气候造成渔猎文明（对北宋）和游牧文明（对南宋）的扩张，在冷相气候冲击下发动颠覆其他文明的战争（1127年灭北宋，1276年灭南宋），结果是农耕文明的失败。
北宋政权既有马匹的优势，可以和西夏人代表的游牧和渔猎文明发动骑兵对攻，也有物资的优势，可以发动长期的消耗性战争，如征服河湟的战役打了32年，征服西夏的战斗打了81年，体现了农耕文明的坚忍、计划和科技的优势。然而，在气候变化造成的渔猎文明强势崛起面前，农耕文明的优势被一扫而空，体现了气候变化的突然性和剧烈性。当时的寒潮具有分水岭作用（见12.1节讨论），给全球各大文明带来剧变。靠官僚体系来响应气候危机的宋政权无法及时应对气候变化，宗教的异常繁荣让人们不再关注改进技术，所以亡国的本质是应对气候危机失败。
北宋《大驾卤簿图书》（局部）中的弓弩军队，代表着中国专业化队伍的最高峰，曾经是天下无敌的队伍。
上述9种社会危机，都来源于一次火山爆发带来的气候冲击。从这些社会的响应措施，我们更理解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挑战带来进步”的文明发展基本规律和宋本《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背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积极的、蓬勃发展、昂扬向上、以人为本的商业社会，清明不是节气（城外偏冬，城内偏夏，难以调和），而是“政治清明”，是“丰亨豫大”和“社会大观”在市政建设上的表现，是成功应对气候危机之后的自我表扬，是成功“开疆拓土”之后的自我激励，与之后发生的“花石纲危机”和“靖康之耻”一点关系也没有。至少在张择端创作这幅画的时候，北宋的政治、经济、金融、军事、文化事业都发展到了顶点，从图中是看不出未来的政治危机的。
[1] Lamb, H.,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world, Routledge, 1995. Page 299.
[2] 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394~395页
[3]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1972(1):15-38。
[4] Karlsson, G., The History of Icela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age 55. 其中的互助消防与家畜保险内容见Martina Stein-Wilkeshuis, The right to social welfare in early medieval Iceland, 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 vol. 8 (1982) 343-352。1118年发生的该事件被中文媒体广泛引用，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消防保险事件。
[5] （宋）彭乘，墨客挥犀·卷121
[6] 葛全胜，中国历朝气候变化[M]，科学出版社，2011，第394~395页.
[7] （宋）洪迈，夷坚志·乙志卷4·优伶箴戏
[8] Lamb, Climate: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Volume 2: Climatic History and the Future, Routledge, 2011, page 121.
[9] Elvin M. （伊懋可）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age 147. 注意，伊懋可认为第一次潮灾出现在1116年，但我查文献发现下列时间点：1112/1116/1122，都出现了潮灾，见陆人骥。中国历代灾害性海潮史料[M]。海洋出版社，1984，第34~35页。
[10]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第3卷·诸色杂卖
[11] 宋会要·职官·五六之四八
[12]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一·外诸司
[13] （宋）庄绰，鸡肋篇
[14] Green-Hughes, A., A History of Firefighting, Moorland Publishing, 1979, page 15.
[15] Hornung, W., Feuerwehrgeschichte: Brandschutz und Löschgerätetechnik von der Antike bis zur Gegenwart, Kohlhammer,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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