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又称为中华文化、华夏文化、儒家文化，指以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说为基础、儒家文化为主兼与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兵家、医家共同不断演化、发展而形成的文化。
汉民族有五千多年有实物可考的历史，四千多年文字可考的历史，文化典籍极其丰富。几千年间，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汉诗、文言文）、艺术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成就。
历史更是向我们证明了，不论是怎样的外来文化，在强大且兼容并包的汉文化面前，都要或多或少被动地受到影响。
北宋时期，契丹人于北方崛起，成为大宋王朝的首要威胁。不过，随着契丹与大宋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契丹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深，随着佛教信仰传入北地，越来越多的契丹贵族开始笃信佛教。
从文献和考古证物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契丹民族本来是没有佛教信仰的。不过，随着契丹人对外扩张的步伐日渐加快，逐渐接触到女真、汉族的文化。为了能够深入了解汉民，并让掳掠而来的汉人归顺契丹统治，上位者们开始从宗教层面寻找解决方案。
于是，契丹皇帝开始引进佛教文化，希望通过宗教信仰捆绑北地的汉人。但是，历代契丹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不一而同，总体来说呈“崇佛”到“佞佛”的发展趋势。
辽道宗耶律洪基本身就是一名相当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佛教的尊崇和痴迷是显而易见的。从《辽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公元1068年二月，耶律洪基亲自抄写了一部华严经，并为其作《华严经赞》。1072年七月，辽道宗又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己编修的《华严五颂》。太康元年，耶律洪基命令皇太子抄读佛教典籍。
辽朝的僧院，大多占地无数。几乎每个寺庙的长老，名下都有相当规模的房产地产。这些不动产的来源，主要是社会上的募捐。在寺院的募捐者中，辽朝的皇室占了极大比重。在皇室的牵头下，越来越多的王公贵族对寺院进行施舍。
辽圣宗的二女儿秦越长公主，将南京（现在的北京）的公主府捐献出来，将其改建为大昊天寺。此外，秦越长公主还捐献了一百顷土地，以及治下的百户民家。秦越长公主的女儿懿德皇后更是虔诚，先后捐给寺院银钱十三万贯。兰陵郡夫人萧氏施舍寺院中京（内蒙大名城）土地三千顷、谷物一万石、银钱两千贯、民户五十家、五十头牛、四十匹马。
即便是那些没有得到皇室、贵族垂青的寺院，亦可通过民间善男信女的募捐购置土地田产、修建寺院庄园。
辽朝僧人的生活环境是相当优越的，他们根本无需为金钱发愁。尤其是那些香火鼎盛的佛寺，称之为富可敌国都不为过。辽道宗末年，国库捉襟见肘，连朝廷的日常开销都无法满足。值此之际，有许多僧院自发地向国家进行捐献，出资为朝廷解了燃眉之急。
除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地位之外，辽代的僧人亦享受着崇高的政治地位。辽代僧人所享有的诸多特权，是历来汉地僧人不曾享有的。类比起来，只有蒙元时期的喇嘛教僧人得到过这样的荣宠。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许多老百姓心甘情愿地剃度出家，享受官方特许的权益。
辽道宗时期，寺院长老渡化僧尼无数，出家人的数量急速增长。根据史学界研究的资料可知，辽朝的总人口（辽道宗时期）约为一千万，其中，僧侣的人数足有三万六千人。或许这一数据还不够直观，我们不妨拿同时期的北宋进行比较。
宋真宗天禧五年，北宋的僧侣数量达到巅峰，而北宋的僧侣数量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仅为辽朝僧侣比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在大辽全民崇佛的背景下，亦有不少有识之士看出此中隐患，认为僧侣的极具增长已经成为社会问题，对于国家财政而言是巨大的压力。
苏辙曾为北宋出使大辽，在辽朝目睹僧侣泛滥的苏澈对此现象有这样的看法：“契丹之人，缘此诵经念佛，杀心稍悛。此盖北界之巨蠹，而中朝之利也。”苏辙的这段话，使许多后世学者认为辽朝之所以走向抚摸，完全是因为社会在佛教文化的长期浸润下失去了尚武精神，进而国势一蹶不振。
更有甚者，认为辽国之所以败给靠两千五百人起家的女真，就是因为佛教的消极影响。类似的观点，在辽国覆灭后逐渐兴起。
金末元初，社会中流行着“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基调。1247年，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了金朝遗臣张德辉，询问他对“辽以释废，金以儒亡”的看法。对此，张德辉认为“金以儒亡”所言不实，但对“辽以释废”的说法却不予置评。
那么，辽朝之所以灭亡，真的是因为佛教的消极影响吗？
我们知道，使大辽覆灭的直接原因，就是女真民族的崛起。但大辽在与女真的战争中以“兵败如山倒”的态势屡战屡败，恍若没有还手之力一般。出现这样的情况，笔者认为完全是辽廷的内政所致，与佛教的影响关系不大。
契丹迭剌部首领阿保机，是通过该民族的“世选制”上位的，进而成为契丹民族的统治者创建大辽王朝。所谓“世选制”，是一种区别于“无嫡立长不立贤”的世袭制的传位制度。契丹人在选取首领时，会在某范围内挑选合适的人选，且设有任期这一限制。从形式上来看，这种制度与外国的大选有雷同之处（只是契丹民族有资格参与竞选的皆是宗室子弟）。
但凡上位者，总是难以抵住“家天下”的诱惑，阿保机自不例外。阿保机效仿中原政权，改“世选制”为“世袭制”，让自己的子孙永远坐在龙椅上。这样的做法，无疑剥夺了其他有世选权力的宗室子弟的核心利益。因此，当阿保机将自己的儿子耶律倍立为皇储后，当即遭到各草原部落的反对。碍于各方面的压力，耶律倍终究未能以皇太子的身份继承大统。
在阿保机之后的四位统治者耶律德光、辽世宗、辽穆宗、辽景宗，他们都是通过传统的“世选制”上位的。辽景宗统治时期外戚干政，辽景宗在汉族世家的帮助下废除世选制，将自己的儿子册封为太子。辽景宗以绝对的力量改写了契丹王朝的继承制度，从此，世袭制在辽朝宗室安家落户，成为惯例。
虽说，世袭制取代了世选制，但毕竟世选制在契丹历史悠久，因此世选派在政坛上依旧保有话语权。辽兴宗、辽道宗、天祚帝三位辽朝皇帝，都曾与世选派爆发过激烈的政治冲突。正是这些冲突，直接消磨了契丹的力量，使契丹王朝从强盛变得一蹶不振。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辽朝宗室世袭制与世选制之争，诱发了一系列的政治风波，间接导致辽国覆灭。
除了世袭与世选之间的冲突之外，大辽的边疆政策也是存在问题的。
大辽统一渤海国（东北地区）之后，便将战略重心放在入主中原上。对已占领的渤海地区，辽室使用了“迁人弃地”的政策。站在辽初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一政策无疑是正确的。但当辽朝发展之中后期，该地区军事力量不足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就像《契丹国志》中说的那样，“景宗乾亨元年，自东丹国南迁，契丹经营河朔，不复顾”。正因为对东北地区的不重视，白山黑水之地才会成为导致大辽覆灭的隐患。
随着辽国不断开疆扩土，大辽版图上的疆域越来越辽阔，然而，大辽的人口数量却没有显著提高。在人口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年代，辽朝皇帝未能看到人口数量能为国家发展带来的优势。非但如此，辽国皇帝还在统治地区内部分地建城，在这样的背景下，大辽社会的经济压力显著提高。到了辽朝中期，因人口稀少而引发的社会问题爆发，成了让统治者头痛无比的大麻烦。
大安九年，对于辽朝来说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在这一年，蒙古磨古斯部率兵进犯辽国，辽朝与其爆发激战。虽然辽军获胜，但也付出了一定比例的伤亡。惨胜蒙古后，辽朝皇帝将绝大多数兵力抽调到西北边陲，对东北地区采取了羁縻政策，依靠女真部落首领维系对女真地区的统治，使女真地区彻底沦为“三不管”地带。
从名义上来看，辽仍为女真共主，但事实上，辽国统治者的政令已很难辐射到东北地区。随着若干个女真部落狂野生长，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几个大型女真聚落。这些女真聚落，终于在天祚帝年间揭竿而起，发动变乱，在大后方给大辽以致命一击并迅速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大辽的衰落虽然与佛教的消极影响相关，但辽国的覆灭主要还是由于内政方面的不足。辽朝并未注重发展人口，以至于大辽境内地广人稀，经济增长缓慢。除此之外，如果辽国皇帝能够早日对东北地区提起重视，女真部落则根本无法在高压之下发展壮大。
在笔者看来，这些弊政才是辽朝走向灭亡的主因。
参考资料：
【《辽史》、《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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