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
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
现在，一般认为，《匈奴歌》是汉代匈奴人创作的一首歌谣。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将兵出击匈奴，夺取焉支山和祁连山。匈奴人悲伤作此歌。《匈奴歌》仅四句二十四个字，却以哀婉的语调，表达了匈奴族人民对故土、对生活的眷恋和热爱。但这里可能有问题，即匈奴人没有六畜，匈奴歌也不是匈奴人所作。
《现代汉语词典》六畜指“猪、牛、羊、马、鸡、狗”，“六畜”在这中国可谓一个妇孺皆知的词。《三字经》中说：“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饲。”但《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是南宋的南宋官员和学者，“六畜”这个词不可能产生这么晚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周礼·天官·庖人》：“庖人掌共六畜、六兽、六禽，辨其名物。”看来“六畜”在先秦时期就有了。
然而，猪、牛、羊、马、鸡、狗这六畜并不是人们都养的。《汉书·地理志》：“民有五畜，山多麋鹿”唐颜师古注：“五畜：牛、羊、豕、犬、鸡。”看来，在马比较金贵的时候也有“五畜”的说法。因为，如果有牛，马对老百姓而言确实也没有什么用处。
《匈奴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里也有一个“六畜”。有人据此说，匈奴生活在草原上，牛马羊狗是畜养很多的，鸡和猪就没有了，因为至今发现的匈奴墓葬和岩画牛马羊狗都有，却未发现过鸡和猪。言下之意除了匈奴人不养鸡和猪，还在说《匈奴歌》并非出自匈奴人之手，极有可能是经过翻译处理或者摸仿匈奴人口气所写的。
这个问题看起来非常无聊，但实际上很有意思。咱们先把《匈奴歌》的事情放一放，说说匈奴人的“六畜”。
《史记·匈奴列传》：“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扆、驴、骡、駃騠、騊駼、驒騱。”意思是，匈奴人养得较多的牲畜是马、牛、羊，养的比较奇特的牲畜是橐扆、驴、骡、駃騠、騊駼、騨騱。较多的即是常见的，在匈奴和汉地基本都能见到；“奇特”可能有两层意思，即是汉地不常见，匈奴饲养；而匈奴人也养得相对“马、牛、羊”的数量来说较少。匈奴人养的牲畜基本全在这里了。
橐扆是骆驼，驴和骡对我今天的人来说都不陌生；駃騠是公马与母驴所生的杂种力畜，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马骡”；騊駼、騨騱都是良马，《山海经》：“ 北海内有兽，状如马，名騊駼。”这两种马毛色都以青为主的野马，中国古代的名马。这样一说，匈奴人的“六畜”应该是马、牛、羊、驴、驼、狗。
这里面的确是没有鸡的，但很显然的是没有鸡不等于匈奴人不养“六畜”。“六畜”泛指家畜，鸡属于禽类。虽说，禽类是指鸟类；畜类指除鸟类之外的主要指哺乳类。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畜类意思是禽兽之类，在禽、畜之间，古人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区分。在这里，“六”只是一个概数。
前不久，我去内蒙古草原采访，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蒙古族的“六畜”实际上只有“五畜”：绵羊、山羊、马、牛、骆驼。绵羊和山羊在他们看来是两个“物种”，性格迥异。绵羊由盘羊驯化，山羊的祖先是野山羊。绵羊只吃草尖，山羊可以吃掉草根。二者同时出现在草原，可以有相互配合的“协调发展”，也利于草原的生态。绵羊性慵软弱，山羊敏感活跃。在一起混养，对草场生态恢复、防狼等都有很大的益处。至于鸡为什么不被列入“六畜”或“五畜”，蒙古族朋友告诉我，牛、马、羊、骆驼等在随牧民迁移时，一起赶着就走了，但鸡不一样，有些“不听话”，要赶着走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也便不养。
蒙古民族与历史上的匈奴并非同一民族，但均为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游牧者，在对待鸡的问题上应该是一致的——匈奴人可能不养鸡，但并不等于他们没见过鸡。在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中曾经出土过中国最早的鸡，距今已经有8000年，而匈奴人的牧区曾经一度到达今宁夏固原一带。所以，鸡的问题应该不是个问题。“六畜”在匈奴人那里一定是存在的——只是与汉族人的数量并不十分一致，所指也有一定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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