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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对中国女人缠足不能理解，因为所有的解读都不足以服人，什么变态文人的追捧，什么封建礼教的压迫，“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啊！仅仅是为了追求一种变态的“美”，全民族的女人都忍着剧痛去“自残”，那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试想一下，现代人不是鼓吹以瘦为美吗？是，确实有很多女人为赶时髦而减肥瘦身，但是更多的女人并不在意你的审美，该吃我自吃，该肥我自肥，自然有人喜欢我，为了让你们感觉好看而让我自残，你脑子不是有毛病吧？
人同此心，情同此理。为什么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期，中原地区的女人们开始忍着锥心泣血的疼痛开始缠足，而且能成为一种流行？让不缠足者为之羞耻，这强大的源动力从哪里来？变态文人的追捧和山野村妇的缠足没有一文钱的关系，呵呵！无聊文人历朝都在追捧歌伎，怎么不见全国的妇女都去学唱曲？宋明理学对女人的品行和贞节有一些现在看来迂腐的提法，但没有谁的论著里鼓吹提倡让女子缠足。
相反的例子是，北宋理学家程颐有家训：妇人不缠足不贯耳，其后人守之。难道自己家的人不许缠，倒鼓励倡导别人家的女儿去受罪？何况，有人提倡，老娘就一定要听你的吗？你说得轻巧，你先裹一只脚给老娘看看？或者说，有哪一个迂腐的老先生亲手去裹过自己女儿的小脚？
所以，历代在裹脚的人中间最坚决的那个人一定是女儿的娘，她不仅是自己流满了一缸眼泪，还要铁下心肠让女儿也忍受同样的折磨，她要亲手给女儿裹脚，她要陪着女儿一起忍痛流泪。那一个时期，中原地区的女人们都在家里这样“自残”，早晚二时女人裹脚，家家有女儿的哭泣声，她们默默地执守着这样的怪异行为，一定还有别的更大的原因在。
这个疑团直到读到邓之诚教授的《骨董琐记》才解开，他认为“缠足之风实盛于元，盖所以示别与胡人也。”
邓之诚是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学富五车，著作等身。
原来中原地区的妇女们身负家仇国恨，竟然是以“缠足明志”的，所以缠足之风才可能在元代兴起。本人认同邓教授的说法，虽然一直隐秘坚守，又为统治者所忌不能见诸于任何的以往史籍，但这样饱浸着血和泪的自残行为里，如果有了民族的气节在其中蓬勃而生，那我们除了同情于她们所受的无边痛楚，更应该对她们骨子里不屈服于胡人的志气而鞠躬致敬！
女儿的眼泪在打转
有人说缠足自古有之，为什么说到元代才盛行？这事其实也不是有志妇女们忽然就想出来的，我们可以把缠足的历史简单捋一捋：
不管是什么漫扯到大禹治水的涂山氏女，还是追溯到南唐李后主的舞女窅娘，都只是先天的小脚而已，根本不是正式缠足的发端。因为截至目前考古发掘到的宋朝以前妇女鞋子都不纤小，这足以说明彼时女子并不缠足。
那么这个缠足的幺蛾子什么时候开始兴起并有正式记载呢？
《宋史·五行志》记载：“理宗朝，宫人束脚纤直”。这是宋朝皇室、宫中女子缠足的例证。从苏轼的词《菩萨蛮·咏足》称女子小脚为“宫样”也可以看出，缠足起源于宋朝官僚贵族阶层等上层社会。
两宋相交时期的张邦基著有《墨庄漫录》，说“妇人缠足，始于近世。”此时宋室遭受靖康之耻，中原大地沦落。正值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悲怆时期，缠脚之风却兴起，正说明这跟无聊文人的变态与理学家的推动都没有多大关系。
男子不得不低头接受异族统治，而家里的妻子却在怀念曾经的宋室王朝，她们为了表白自己与胡人的区别，以这样自残的方式来表明汉族人有一半并没有被征服，其用心之苦更甚于身体之苦。汉族的男人们不能奋发雄起，驱除鞑虏，那你们就眼睁睁看着你们的妻女每天都在忍受着非人的折磨吧！
为获得一点可怜而可贵的心理平衡，这才是元代妇女普遍缠足，而以天足为耻的最深层原因。
元灭明兴，朱元璋曾经大力提倡禁止缠足，奈何上百年的积习已成，跟风成病，此时再加上各种变态文人的追捧，士大夫对于男尊女卑的变相演绎，女人的脚才沦落成了一种被“评头论足”的玩物。
到了清朝，为什么初期的皇帝一力在禁止缠足，除了要解放生产力的官方说法，也是因为一个“胡”字的暗疾。
又一次与气节相关，一直被诟病的缠足又一次担负起“男降女不降”的汉民族大义。当时清廷推行“剃发令”，汉族男子剃发被视为向清廷屈服的象征。清廷也下令禁止女子缠足，但汉族女子即始终未屈服，女人仍然是最坚强的，到康熙七年只好罢禁，故而有“男降女不降”之说。
清代有谜语，谜面是“满汉妇女”，打《四书》一句，其谜底正是出自《中庸》的“足以有别也”。天足与小脚，是满族和汉族妇女之间最大的差异。
呜呼哀哉！以这样一种近乎激愤的自残来表示不屈，不能不让人再次感叹，于悲悯之中再生敬佩之心。
每一件事的背后，都有其因缘和合，不是简单的外在因素的鼓噪就能达成的。把帽子扣在变态文人和理学家的头上很容易，但真正谛视这斑斑血泪的深层原因，比浅薄的批判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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