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已经成了理所应当的共识，当我们讨论性的时候，老年群体自然而然地被排除在对象之外，但性学家潘绥铭却在作品《给“全性”留下历史证据》中说：在中国55-61岁的老年人中，53%的人每月有一次性生活，有39%的老年人可以达到每月3次。
获得第54届中国台湾电影金马奖的《老兽》，就选择直面了这一国人讳莫如深的问题。在电影中，由演员涂们所饰演的老杨，以年过半百的老迈身躯和年轻女人上演了一场史上最快的床戏，这样的剧情让多少观众为之尴尬。
就像是对青少年性教育视而不见般，我们也常常对于老年人的性熟视无睹，但忽视的代价往往是沉重的。在所有人都选择性失明的时候，以艾滋病为首的各类性传播疾病像是跗骨之蛆般在老年群体中迅速传播。
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IAIDS)公布的数据来看，1990年到2016年间，老年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数量逐年稳步上升，而在2017年，国家也首次将老年人列为艾滋病防控重点人群……
在习惯将性生活和老年人割裂开来的大众错误意识之中流淌着的，是老年人无处安放的性需求，在被子女忽视的暮年里，他们用错误的方式找回了性。
“难道性只有年轻人才配拥有吗？”
这是何永林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遗言，他是在入院后第十三天去世的，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已经形同枯槁的遗体被他用过的被褥简单包裹，然后装进了黄色的尸袋。
没有亲人哭泣，没有黄纸相送，这个因为艾滋病合并肺孢子菌肺炎而病逝的老人被人为摒除了当地所有的葬礼风俗，从医院到火葬场，最后化为这天地间的一缕青烟。
何永林这三个字成了至亲不愿意再提起的名字，因为他死得很“脏”，用他儿子的话来讲，他不配得到任何人的怜悯。
当我将何永林的遗言告诉他的儿子时，这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中年汉子突然愣住了，半晌他才默然说了一句：“这不是老不知羞吗？”这句话不知道是在反问我，还是在反问他自己？
我还记得在市三院第一次见到何永林的时候，他就这么静静躺在病床上，布满黑红色斑点的表皮就像是千疮百孔的古城墙般，和他的主人一起在迅速病变中绝望地等待死亡降临。
刚刚度过自己60岁大寿的何永林不会想到，持续了半个月的身体异样即将把他推向众叛亲离的无底深渊，他的脑海里明明还对贺寿那天记忆犹新，被一家人簇拥在正中央的他幸福地享受着三世同堂的喜悦；含饴弄孙的幸福似乎还在昨日，而此时的他已经因为难以呼吸而住进了重症监护室。
生日当天现场照
就像是在X光下完全暴露无遗的双肺病变一样，随着检查结果一起大白于天下的，是何永林藏了近半年的秘密。
“肺孢子菌肺炎，这是艾滋病人最常见的机会性感染，在你父亲的输血四项检查中梅毒和艾滋都检测为阳性……”
黑白色的X光胶片下，何永林的双肺就像是密密麻麻的蜂巢般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结节影，这让他每次呼吸都如同被一双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咽喉般痛苦又无助。
包括何永林的老伴在内，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染上艾滋的，因为孙女曾在六十大寿当天亲过爷爷，何永林的儿子在得知父亲是HIV阳性后，隔着特殊病房的透明玻璃对着奄奄一息的父亲骂出了恶毒的语言。
一场大闹之后，何永林所在病房的门口终于安静下来了，那些原本计划来看何永林的亲朋好友们都心照不宣地消失了，就连跟何永林相濡以沫数十年的老伴也以家中有事为由，将丈夫丢给了特护，悄无声息地从愈发昏沉的医院过道里消失了。
“我有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要把我当成神经病？”这个问题何永林直到死也没有想明白，在30来岁，已为人父的儿子看来，父亲的要求是老不知羞；在60来岁，携手半生的妻子看来，丈夫的要求是神经错乱……
所有人的阻挠甚至反感，并没有熄灭何永林心里的火焰，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辗转纠结后，他终于鼓足勇气在一次路过那个洗头房的时候停下了脚步，在确定周围没人的情况下，他飞快地钻进了半开的卷闸门，在墨红色的昏暗灯光里，他尝到了久违的快乐……
就像是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艾滋病马上就会死一样，在那些尚未被信息资讯浪潮波及到的农村里，在那些被互联网革命抛弃的老年人心中，“艾滋病是外国人才会得的病”等这样的观点根深蒂固，也正是在这样的错误观念荼毒下，何永林式的悲剧正在老年群体中悄然上演。
但长久以来，老年人的性问题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冰山底部，从来没有机会向社会表达他们的真实想法。这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默契，老年人在给孩子们做好后勤工作后，业余生活应该就只剩下了广场舞，总之他们的暮年生活里不应该有任何与性相关的话题。
但从每年激增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老年群体人数来看，性似乎并没有随着年岁衰老而离开，在所有人都没有看到的角落里，老年人们正在用他们的方式完成性。
2015年浙江义乌发现了一例91岁老年女性艾滋病感染者，因为常年独居的缘故，已经丧偶二十多年的老人开始收留一些流浪汉在家，一来打发孤独，二来可以收取一些住宿费，也正是在这样的稀里糊涂之间，艾滋病毒向她伸出了魔爪。
这样的新闻一经曝光后，“老年人的性问题”终于第一次敲响了全社会的警钟。当在送别优游岁月的过程中，无奈送走风雨半生的伴侣后，面对丧偶的孤独晚景，这些尚有余生的老年群体该如何体面地过完接下来的人生呢？
曾有人在知乎上提问：自己的父亲想续弦，和自己的舞伴来一场黄昏恋，该不该支持？留言的绝大多数人都给出了不支持的回答，更有甚者从财产分割、看护孩子等多个方面，用看似合理的各个理由否决了丧偶父母想要黄昏恋的念头。
“老了就不能安分一点？一定要给子女找麻烦？”这样一条不友善的回答却收获了数百个赞同。
在市三院住院部特殊病房的老六就是这样一个丧偶三十余年，一个人将两个儿子拉扯长大的父亲，妻子在老六35岁的时候就因为乳腺癌去世，为了不让孩子们受气，老六选择一个人卖苦力供养出了两个大学生。
如今看着两个孩子都成家立业后，卸下生活重担的老六开始为自己的余生做打算，但当他提出要找个人陪伴自己接下来的人生时，一直很孝顺的两个儿子异口同声地说了不。
“您都快60了，这时候搞这出是要闹哪样？是打算让我们兄弟两个走出去被人戳脊梁骨吗？”大儿子的话就像是冰锥般深深扎入老六的心脏，冷得让人如坠冰窖，“爸，你能为我们牺牲一次吗？不要让我们丢脸行吗？”
“我这辈子牺牲得还不够吗？”老六心里这样想着，但他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搓了搓布满老茧，因为长时间劳作而变形的双手，点了点头：“好，反正我也习惯了……”
日子如水般过去，等老六因为胆囊炎住院做手术时，在术前检查发现艾滋病毒为阳性的时候，两个儿子才明白了老实巴交的父亲是如何打发这漫漫长夜的。
“因为孩子的阻止，我将丧偶的孤独发泄给了陌生女人。”
老六说的陌生女人是那些长期徘徊在工地附近的中年女人们，就在那些简陋的集装箱简易房内，老六用低廉的嫖资换来了他一时的满足。
就像是被无意中打开的潘多拉魔盒，等老六回过神来的时候，自己已经染上了那个所有人闻之色变的“脏病。”
“我们永远也想不到的是，老年群体居然是艾滋病感染人群中数量上升速度最快的群体。”从2012年的8391例到2018年的24465例，艾滋病毒正在老年群体中肆虐，而从众多病例处得到的反馈来看，老年群体感染艾滋病毒的途径很单一——高危性行为。
总认为艾滋病是年轻人和外国人才会得的病、因为年老而不再有避孕的需要、对低廉性交易的趋之若鹜……当错误的观念遇到高危性行为的时候，老年群体就像是踏入地雷阵而不自知般，将自己完全暴露在了HIV病毒的射程范围之中。
“你知道避孕套不仅可以用来避孕，还可以用来预防HIV吗？”当我忍不住问老六的时候，一直在叹气的老六不耐烦地说：“这玩意儿咱也不会用啊。”
被性教育忽视的并不只是青少年，还有那些走得很慢的老年群体，他们就像是被狼群抛弃的老弱孤狼，一边倔强地在黑夜里昂首走着，一边却又不得不接受被黑夜慢慢吞没的结局。它们时不时发出低缓的哀嚎，但走在前面的壮年狼群们却不愿意回头看它们一眼。
快离开市三院时，我问老六接下来的人生有什么打算？老六裹紧了身上那条透着消毒液味道的老薄被，蜷缩成了一只老虾的样子，闷响的声音像是哀求般说了一句：“希望他们俩不要嫌我脏。”
和艾滋病毒相比，深藏在人心底的成见更加恐怖；在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偌大人群里，老年群体无疑是处境最窘迫的群体之一。
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为子女耗尽了大半生的心血，在本就老弱的年纪里遇到了专门破坏免疫系统的HIV病毒，绝大多数老年人被发现的时候，已经病入膏肓，复杂的并发症再加上沉重的负罪感让他们的死亡率比一般群体要高很多。
如果可以的话，请让父母的暮年过得体面些；他们的人生并不完全是为你们而生的，他们本应该有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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