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
说到黄山，文化人多想到徽州。就名字给人的印象，“黄山”多一些奇山异水，“徽州”多一些历史文化，这些都是纯主观的东西。
恩施大峡谷
奇山异水，说白了就是穷山恶水，游客感受的是快感，居民感到的是度日如年。但是，没有这“穷山恶水”，日子怕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痛。
黄山脚下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间则有一句俗语：“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二者的意思，都是差不多的。这些听起来怪有道理，其实也不一定有多少道理。“为富不仁，无商不奸”，毕竟也是事实。
桐城龙眠山
传统社会中，“奇山异水”与“穷山恶水”，基本上是个等义词。相对于世界著名的景区，桐城山水亦很闻名。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顺便说过这个地方：“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
姚鼐文稿卷
所谓“黄舒”，指的是当时的黄州、舒州。舒庐大地地倾东南，广袤大地上的自然来水，由桐城而注入长江。由东及西，溯江而上，这是他们当年的基本社交范围。姚鼐笔下的“奇山水”，明显是一种文人情怀。因为对苦于生计的百姓来说，这就是十足的穷山恶水。民国时桐城县域约3500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不足60万亩，联想到明朝，这么一方土地，耕地自然是少得可怜。
菜子湖
桐城有句古话，叫做“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什么叫“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现代人的解释，通常都以为是“穷人要念书，富人要养猪”。其实， “猪”与“书”熟语，准确地讲，它是“互文”。也就是说，无论穷人还是富人，家里都要养猪，都该给孩子读书！养猪，是这里的人们维系生存之后的副业与经济。旧时桐城，水网发达。这些湖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湖泊，而是季节河——雨季是湖泊河流，旱季变成湿地，或是水田旱地，水生植物或作物，十分丰茂。可耕土地资源的馈乏，优厚的山水资源给予了弥补。因为这里有独特的资源，辛苦种地，不至于饿死，养养猪成本低廉，家底子薄也掏得起给先生的份子钱，读书人的队伍，相对壮大起来，读书成为地方风气。地方风气崇文，前提是要有这样的经济基础。粮食填不饱肚，谁还去念书？口袋里掏不出钱，有谁来教书？孔夫子与陶朱公都不是雷锋，那些“自拱自食”的猪，天生的牺牲与献身精神，着实才是令人敬佩的。土地维系生存，山水在孕育着文化。正是有这样一头不平凡的猪，显得格外生逢其时。
陈瑶湖
桐城东乡有一句熟语：“陈瑶湖母猪，自拱自食”。陈瑶湖是旧桐城众湖泊中的一个，水浅，多青草，多莲藕。除了人食，惠泽于猪。尤其是富有见识的“老母猪”，白天带着小猪下河，晚上自己回来，一年的生计，基本上都能“自收自支”，不需主人拨款养活。主人只要放它们出去，它们就能茁壮成长，长大成猪。生存危艰，心存亢奋，在一头猪的物质掩护下，这个地域才急速的迈向了文明。物质匮乏，孤独无助，文化繁荣的担当者，是猪不是人。正是这类猪的介入，加快了这个地域的开化进程，使这个地域逐渐显露人文精神。
桐城派文会
自明至清，“桐城派”崛起，雄居中国文坛三百余年，为中国文学（文化）史所仅见。“舒黄之间，天下之奇山水也”，姚鼐如斯解释“桐城派”的起源，实质上是一种概念化的地灵人杰之说。桐城的“人杰”，可见于三百年间近千名“桐城派”的桐城籍作家。 “桐城派”终于清末民初，但相关学术研究迄今仍方兴未艾。就“桐城派”研究的学术层面而言，今人多着眼或局限于作家与作品自身。这种研究方式，付诸一般的学术领域，并无多少不妥之处。但就“桐城派”研究的个案而言，小题大作的倾向也很明显。
对联
“天下高文归一县”——“桐城文派”的流派特征，是以教师为主体的作家群。姚鼐所言的“天下之奇山水”，同时见证的除山水绮丽外，是地方农耕不能发达之状。农耕发展的困难，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桐城商业便不会走徽州之路，使“读书—科举—仕宦”之路成为必然。但能走到“第三步”的人，毕竟极少。而走到“第二步”的读书人，最终多以执教授馆为生。即便是走到了“第三步”，如姚鼐、吴汝纶等，最后仍常见辞官谋馆，作书院山长。他们锁定科举的指挥棒，因教学的需要既要作文，亦要讲文，文风必须介于“庙堂文学”与“山林文学”之间，即须讲“义理、考据、辞章”，以保证应试的需要和文章的精彩。
方苞 书法
早年，姚鼐欲投戴震门下，为戴震拒绝。但戴在给姚的回信中，提出了“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要求。姚鼐将戴说作文学解，本是曲解，或言赋予戴说新的内涵。
马其昶
纵观“桐城文派”的作家作品，流派特征并不明显，只有“教师”这一身份十分醒目。方苞、姚鼐、刘大櫆、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如此，桐城之外的管同、梅曾亮、张裕钊、林纾同样以执教为业。而终身为官的张英、张廷玉、姚文然等桐城人，虽有文章传世，便不能计入“桐城文派”。刘大櫆的曾祖父、祖父、父亲，这四代全都是教师。
梅曾亮为杨以增刻 田黄石闲章
所谓的 “天下之奇山水”，原本是“穷山恶水”。“穷山恶水”出这出那，在桐城出的则是“教师”……
古代 教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