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改变了汉朝初期的意识形态，放弃了之前以黄老之道治国的思路，而改为更为主张积极有为和强调加强皇帝集权的儒家思想。和后来崇重儒术时期往往国力开始走向衰落不同，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也是汉朝国力走向巅峰的开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需要从董仲舒的学说得到汉武帝的采纳之前汉朝的情况说起了。
汉朝建立之初，汉高祖刘邦在高帝五年对功臣进行了分封，之后又先后和大臣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功臣不得侯。因为这时候刘邦的大臣实际上都是汉朝的功臣，所以这个约定也就是刘邦与功臣集团的约定。这个约定意味着，除了刘邦子孙之外，其他人不能封王，否则天下共击之，这等于让功臣集团放弃封王的要求，而非功臣不封侯则意味着，刘邦也承诺，除非对汉朝有重大贡献，否则是不能封侯的，因为封侯就意味着分享功臣集团的特权。这是一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约定，非刘氏不得王是功臣集团要维护的义务，非功臣不封侯则是皇帝的义务。
按照李开元的看法，这个约定实际上意味着，刘邦和军功集团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打个比方说的话，刘邦是汉朝这个国家最大的大股东，所以世袭董事长，其他功臣勋贵则是这个国家的小股东，他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刘邦既要维护功臣集团的特权，也要通过功臣集团的支持来维系自己的世袭皇权。用我们今天的政治学术语来说，刘邦和功臣集团作为这个国家的股东，共享这个国家的主权，而不是完全的君主主权。一定意义上，这算是一个贵族共和制的时期。
而在战乱时期结束之后，国家的日常管理和运转中，这时候皇帝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比较有限的，整个官僚体系的日常运转是以丞相为核心的，尤其是庞大的行政管理体系，都是由丞相来主导的，皇帝并不直接介入这些日常性的工作。所以，这时候皇帝的内廷官属规模很小，主要是此后皇帝的日常起居生活，并不直接介入日常性的行政工作，而丞相府的官属规模很大，机构和人员庞杂，是整个国家的行政中枢。
汉朝初期的另一个政治潜规则是，朝廷九卿以上的高官，基本上是由功臣集团垄断的，尤其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这些高级职务。从汉高祖时期的萧何，到汉惠帝和吕后时期的曹参、王陵、陈平、周勃，都是从刘邦占领沛县就开始追随刘邦，参加了灭秦和灭楚的开国功臣。即便是在汉文帝上台后的第二年，强迫周勃等刘邦的元从功臣们回到自己的封地，改用自己在代王时期的丞相为朝廷的丞相，也并没有改变这个格局，因为宋昌和之后文帝任命的丞相，本身也是汉朝的开国功臣集团，只不是他们不是砀泗元从集团，参加刘邦集团更晚一些而已。
一直到景帝时期，初期的丞相也仍然是开国功臣，之后才逐渐有了从地方官吏逐渐升迁上来的官员出任丞相，而这时候距离刘邦称帝、汉朝开国已经五十年左右的时间了，不但开国功臣已经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他们的第二代也已经老了，比如这一时期的周亚夫和灌夫，也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从吕后时期开始，内廷的机构也开始膨胀，到景帝时期，内廷参与国家重大事务决策和运转已经比较多了，原本只是内廷供奉官的尚书，这时候已经成为实权比较大的职位。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可以重新理解汉朝初期黄老之道的实际内涵。一般都将黄老之道理解为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国家尽量无为而治，减少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干预。但从皇帝与军功集团的关系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也意味着，皇帝不要过多干预国家的日常运转，而应该垂拱而治，把国家交给军功集团为核心的官僚体系去管理。也就是说，所谓无为而治，主要是军功集团对皇帝的要求，而军功集团本身不但不无为而治，而且是比较积极有为的，因为皇帝如果介入日常政治运转太多，就意味着功臣集团的特权会受到比较多的约束和限制。
在这个背景下，汉武帝登基之后，董仲舒提出了《天人三策》，天人三策是以儒家思想并附会以阴阳家的学说，将皇权解释为天命，将皇帝解释为为天道、天意的人格化，实际上等于将皇权神圣化。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皇帝是特殊的，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是天命、天道和天意的体现，而不是功臣的辅佐，所以皇帝是这个国家真正而且唯一的主权者，其他人没有主权。简单一点说就是，国家是属于皇帝个人的，军功集团对国家没有股权，也不是股东，国家从一个股份制公司变成了一个完全私人所有的公司。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的核心思想，实际上也可以概括为尊天子、贬诸侯。再加上《天人三策》对皇权的神圣化，就可以理解，董仲舒的学说实际上是强调皇帝权力至高无上的。而汉武帝当时正在大力提拔出身基层的官吏进入朝廷中枢担任重要职务，以取代原来的功臣集团的后裔，董仲舒的这套学说当然是完全符合这个需要的。换句话说，黄老之道、无为而治是小股东所希望的，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是在公司治理中更加依赖于职业经理人的董事长所支持的。原因很简单，小股东担任公司管理人员，董事长并不能完全约束，而职业经理人的权力则完全来自董事长的授权，所以他们只能忠于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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