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记得，1996年，“大学入门”第一讲，刚刚博士毕业的辅导员请来他的导师钱谷融先生。老先生穿着洋派的吊带裤，喝着保温杯里的咖啡，站在鲁迅曾经振臂一呼过的华师大教室里，要我们 “多读书，读好书”。也许是这句话对意气风发进入文科基地班、一心“以学术为志业”的我们来说，太过朴实，缺乏激励人心的现场效果。没过多久，大家便东倒西歪起来，闲聊的闲聊，睡觉的睡觉，甚至于给台上笑眯眯的老先生画起了漫画。这样的场面，让一旁的辅导员大为气恼，倒是钱先生不以为意，淡定如常。
多年以后，自己当了老师，才明白钱先生当年的狡黠。教诲和思想的传播和留存，从来也不是人们正襟危坐、洗耳恭听便能够保证的事。嬉笑怒骂，冷眼旁观，甚至于面无表情，所有这些，都不必然意味着沟通无效。
不知道钱老站上今天的讲台，会是何种模样。也许，悠然依旧。毕竟，没有什么比思想、经验和知识的散播流传更加难以捉摸的事了。一定要怎样怎样，从来都是人类的奢望。网络时代的思想经验，既加速了散播的速度，增加了流传的广度，却也使其可能的路径和效果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在这里，与其说是进入高速变化的现代社会之后，“祖母效应”这个曾经极大推动了人类文化创新和传承的环节不再起作用，不如说，是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里，人们还来不及明确自己这一辈值得传递下去的经验是什么，便是以“自我取消”的方式，免除了代际传承的责任，将一切记录了再说。
然而，社会虽看起来越变越快，但很多经验和道理，似乎并不那么容易变化和更替。于是，钱老当年这句看起来现场效果不佳的“多读书，读好书”，比起动辄数十本、虚张声势的“本月阅读书单”和豆瓣上可视的“晒出你的书架或书房”来，更让人费心琢磨。
比如，在今天，走进书店，不管是实体还是网络上的，数量浩瀚的书籍，常常让人有晕眩之感。电子书和有声读物，读书频道和微信公号，更是让书不再限于时间地点，成为可以随时随地相遇的朋友。不过，书籍数量的迅速增长，却并没有让“多读书”这件事情，变得更容易。当无穷无尽的新书扑面而来之时，由此导致的焦虑感，已经远远大过了对于新知的渴求和喜悦。无论是“罗辑思维”的60秒一本，樊登读书会的每天一元，还是其他各种以让人更方便快捷的读书之法，都不过是把“究竟如何多读书”这个问题，以当代特有的“经济”思维呈现出来罢了。于是，当微信推送的文章，总是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本文的阅读需要几分钟”的时候，当读书总是不得不和“花更少的时间阅读”这一或明或暗的标准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多读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里，反而成了一个簇新的难题。
同样地，“读好书”这件事，也没有因为出版的发达、网络的通畅而变得更明晰。这不光是因为，一眼望去，几乎每一本书的腰封都在叫嚷着——“我才是好书！”每一轮的推送都在宣称——“这些是不容错过的”。被称为经典的书单正变得越开越长，可人们可以按下焦虑，从容读完的却越来越少。更是因为，在“记录一切”的惯性和市场节奏的催促之下，著书立说者想要藏之名山的想法，也越发稀薄。只对当代人说话，甚至于只对眼前的读者说话，越来越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这倒不是说，这样的书写和阅读，便完全是快速消费的一部分，而没有传递经验的价值。而是说，在这样的书写和阅读的节奏之下，人们越来越生活在即刻与当下，失去了通过书籍，与作者展开对话的欲望。好书的标准，也由此游移起来。究竟什么样的书，才算是好呢？是那些流传已久，和当代社会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的古籍经典，还是针对当代社会的议题，和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读物？所谓的“好”，是让人有知识、有心情去应付实属不易的当代生活，还是让人和这样的生活拉开距离，跳脱开去，仿佛看一场历史舞台上的短暂演出？当卡尔维诺洋洋洒洒列出十四条理由，主张人应该读经典，并强调“所谓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的时候，实际的情况却是，“重读”在急于鉴别“好书”的窘迫之下，早早退场。即便是豆瓣这样的文艺青年集散地，读书也只是被分解为“想读”、“在读”和“读过”。一旦“读过”，就此安心。
可惜的是，坐在台下听钱先生笑眯眯地讲话的时候，所有这些都还未成为我们的烦恼。当年的我们，只是没心没肺地觉得，“多读书，读好书”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绝非什么宝贵的经验，又何必这么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呢？如今，却再也来不及追问和辩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究竟什么是“多”，什么是“好”？或许，即便是在这样一个一切都被事无巨细记录下来的时代，经验却仍以这样的方式，或漫不经心，或自以为是，狡猾而执拗地消失着。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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