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楚人酓达（熊通）僭越称王之后，设立郢。依据传世文献，人们普遍认为凡带“郢”字的城邑，都是楚都，如鄢郢、陈郢、寿郢等。然而，自《楚居》问世以来，人们突然发现楚国的郢城多达十余处，以其楚国的实力，这些郢城不可能都是楚都。一时之间，人们议论纷纷，一方面这些郢城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它们究竟在哪里？今天就来揭晓这一谜题。由于篇幅较长，分上、下两篇。
《楚居》局部
《楚居》析文：
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至堵敖自福丘徙袭若郢，至成王自若郢徙袭湫郢，湫郢徙袭为郢，徙居睽郢，至穆王自睽郢徙袭为郢，至庄王徙袭樊郢，樊郢徙居同宫之北。若敖起祸，焉徙居蒸之野，蒸之野徙居鄢，鄢徙袭为郢，至龚王、康王、嗣子王皆居为郢。至灵王自为郢徙居秦溪之上，以为处于章华之台。（以上节录）
一、福丘、疆郢
《楚居》载：“至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
那么“大”在哪里呢？
大，在荆州。
目前大的具体位置尚待考，下面依据已有的证据，对其作一个大致的推断，以期当地的文史人员做进一步的考证。
首先，我们可以把荆州古城排除在外，先秦时期这里应是一片沼泽，沮漳尚未合流，漳河从此处流过，经今郢城镇，向东在关沮口入疆浧（按：今长湖，汉名阳水。《汉书地理志·漳水》：“东至江陵入阳水，阳水入沔行六百里。”）。荆州古城，又称江陵城。陵，即陆。江陵，指江边陆地。据考荆州城的城郭，在战国末年形成。汉代已有城墙。说明在战国末年此处还是一座防御性城池，担负着郢都的安全，并负责管理江边水运码头，即郦道元说的“楚船官地”。此亦证明荆州古城不是春秋早期的楚渚宫位置。西汉初年，临江王刘荣被封于此地，始建此城。
其二，郢城遗址，也排除在外。郢城位于今郢城镇郢城村，坐落于古沮漳河北岸。现为土城垣，城垣为正方形，周长5.5公里，边长1.4公里，城垣高3至6米，宽15至20米，垣顶宽7至10米，城门及烽火台等遗迹可见。据考此城是秦代、汉代时期的遗址。虽然在城垣的东、西两侧建有两座大碑，碑名书有“郢城”二字，但此处并非郢城。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疆郢，即今纪南城），秦置南郡，筑此城，为秦时南郡郡治，西汉时置郡县，王莽篡汉后城遂废（按：此时南郡已迁至长江边的江陵城）。从卫星地图看，郢城遗址轮廓非常清晰。
其三，纪南城遗址，亦不是大之所在。此城位于荆州古城北约5公里处，东临长湖。因在纪山之南，汉以后史称纪南城（西晋人杜预在《左传》注释中始将郢都改称纪南城）。
纪南城址规模宏大，东西长4450米，南北宽3588米，城垣周长15506米，总面积17平方公里。城外有壕，城内有河，护城河与城内的3条水系（朱河、龙桥河、新桥河）和城外的长湖相连，并通过内湖通往长江。城墙由夯土筑成。城的四周辟有七座城门，已发掘的西垣北段城门有三个门道，南垣及北垣的古河道出口处，是两座水门。纪南城的轮廓从卫星地图上也能清晰看出来，尤其是穿城而过的南北古河道非常明显。
城内有夯土建筑台、古井、窖址、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俯拾皆是。陶器多为灰陶，主要有鬲、釜、盆、盂、豆、瓮、汲水罐、长颈罐等。其他出土物有镰、凹口锄、斧、凿、削、鱼钩和木身铁口耒耜等铜铁工具和铁釜、铜带钩、铜兵器等。
197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纪南城内的一些遗物，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纪南城的兴建时间大致于公元前455年左右，正是楚惠王在位时期，因此，纪南城也与大无关。
以上三个地方均非大，大另有所在。
福丘、疆郢位置示意图
《楚居》记载得很清楚，武王酓达“自宵徙居大，焉始称王，祭祀致福”。“居大”是称王的开始。“众不容于大，乃渭疆浧之波而宇人，焉抵今曰郢。”因称王之后，各路人马汇聚和前来投靠的人员暴增，造成居住上的困难，“众不容于大”，即大容纳不了众人。武王不得已扩建了“大”，用的办法是溃疆浧的陂堤，泄水造地。渭，即溃。波，通陂。宇，本义是屋边、檐下，这里通“寓”，指房屋。疆浧，即江浧。此可证明大临近疆浧。建成后，武王将“大”更名为“郢”，而这正是楚人语境中（出土的楚简）为什么把单字“郢”作为楚都的主要原因。然而楚武王时期的“郢”，却仅是一座城，而非楚都。武王时的楚都在宵。（我们后文再讲。）
《楚居》：“至文王自疆郢徙居湫郢，湫郢徙居樊郢，樊郢徙居为郢，为郢复徙居大郢，焉改名之曰福丘。”依此我们知道，“郢、疆郢、大郢、福丘”为同一地望。
《左传·文公十年》：“（子西）沿汉泝江 ，将入郢 。王在渚宫 ，下，见之。”泝，即溯。顺水为沿，逆水为溯。后人多根据这句话来考证“渚宫”的位置，判定“渚宫”必南邻长江，郢在渚宫北。《春秋左传正义》亦云：“沿汉水顺流而下至江，乃溯流逆上渚宫，当郢都之南，故‘王在渚宫，下见之’也”。郦道元也认为：“今江陵城楚船官地，即春秋之渚宫”。我认为这些观点都不正确。一是商公斗宜申（字子西）从北方到郢都去见楚穆王，属非常之事。斗宜申是不会从汉水下来，再绕道长江逆水入郢的，那样非常费力和费时。二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楚王也不会把王宫建在江边，而把郢城建在宫北。三是在楚武王时，江陵城地尚不宜居住，应是一片汪洋或沼泽，所以他才居“大”，即便如此武王扩建大，采取的办法仍是开堤放水。
“沿汉泝江”，我认为此“江”并不是长江，而是指江浧（今长湖）。斗宜申的行程路径应该是这样的：自商（商密）出发，沿丹水进入汉水，顺汉水南下，在今沙洋县沙洋镇离开汉水，向南沿西荆河进入宋湖（或借粮湖。古时二湖应为一湖），再逆水往西，经江浧入郢。在他还没有到达时，听说楚穆王在渚宫，当即下船求见。斗宜申“将入郢 ”，说明两点：一是郢与渚宫很近；二是郢在渚宫之西。
基于以上两点，经慎重考量、反复测算，参照春秋初期楚国郢城的建置原则、规模、形制等，考虑彼时江（疆）浧的水文环境（与今天的长湖变化很大），渚宫应位于今荆州区郢城镇海湖村一带。渚宫，盖王宫处于渚。《尔雅·释水》曰：小洲曰渚。古文洲通州。《说文》：水中可居曰州。州，即水中的陆地，亦称洲渚。《释名》：渚、遮也。能遮水使旁廻也。廻，转也、绕也，迂回之意。郢城镇海湖村三面环水，北临今海子湖，湖水自西往东“旁廻”其前，其地理环境与此释读极其相似。
循着渚宫这一坐标，沿湖水西去，可发现在渚宫的正西方位有纪南城遗址；在渚宫的西南方位有郢城遗址、荆州古城，三者且在一条直线上。而在郢城遗址正西、纪南城与荆州古城之间，一座古城的影子隐约可现，纵贯纪南城南北的古河道从南垣出来，直接进入该城。该城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400米，南北宽约2600米，总面积约8. 8平方公里，是纪南城面积的一半。这座城才是楚武王溃江浧之陂而筑的“大”，也即“郢”。
为下文叙述方便，该城我用“福丘遗址”表示，因为自春秋前期（楚文王时）至春秋末期（楚昭王时），此城一直用福丘之名；而把纪南城遗址用“疆郢遗址”表示，因为自战国初期（楚惠王时）至战国中后期（秦将白起拔郢），该城一直用疆郢之名。
关于“福丘遗址”和“疆郢遗址”的历史，可概括为以下八条：
一、公元前704年，楚武王熊通自宵徙居大，在大称王。后来武王扩建大，名曰郢。此时，楚武王居郢，郢非楚都。楚都在“宵”。（在此需注意的是，《左传》、《史记》中单字“郢”有两说：于春秋时期（楚惠王之前）的郢，即指该处。于战国时期（楚惠王之后）的郢，则指疆郢遗址。）
二、楚文王即位不久，迁都于郢，并将郢更名为疆郢，因近疆浧（江浧，今长湖）；后更名为大郢，因处于大；最后更名为福丘。因此郢、疆郢、大郢、福丘，实为一处。
三、福丘应有个不断修建完善的过程，历代楚人多有“城郢”。（如：《左传·文公十四年》：“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乱，城郢而使贼杀子孔，不克而还。”《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左传·昭公十四年》：“楚囊瓦为令尹，城郢。”）
四、公元前506年，阖闾入郢，迫使楚昭王出逃。公元前505年，阖闾撤出，“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破坏宗庙，徙陈器”。福丘尽毁。
五、楚昭王时，福丘没有得到复建。楚昭王“迁郢于鄀（鄀地）”，实际迁郢于湫郢（邦）。以邦代行楚都。
六、楚惠王即位后，适时择地重建楚都，新郢落成后，因近疆（江）浧，仍称疆郢。此疆郢，即今天所谓的纪南城。（按《楚居》：“王太子（熊中，惠王之子）自湫郢徙居疆郢”。《楚居》用词，有“徙居”和“徙袭”之别。楚王曾经居处的地方，后世再次去居处，称作徙袭。新建的郢城居处，则为徙居。因此，王太子熊中所徙居的疆郢，当为一处新建郢城。）
七、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世家》）。”此“郢”，即疆郢。后楚顷襄王自此徙都陈郢（河南省淮阳）。
八、百科将“纪南城遗址”定义为“中国东周时期楚国郢都的遗址”。我认为此说不确切，时间概念过于宽泛，用严谨的学术观应定义为“中国战国时期楚国都城遗址”或“中国战国时期楚国疆郢遗址”。（“纪南城”这个提法并不客观，为杜预一人所出，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也值得深思？无论是从学术上，还是从社会上，继续误导后人，都是不负责任的。）
二、为郢
为郢为楚文王所立，在淅川县仓房镇下寺丹江口水库淹没区（古丹水的西岸）。理由有三点：
1、为郢是楚文王首立五郢之一。若把樊郢与若郢作一处看，将福丘、湫郢、樊郢、为郢之间两两相连，他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分别为：100公里、87公里和96公里。楚文王这样设立郢城是符合楚国战略格局的，疆郢为楚都，湫郢为楚邦；中间地带的湫郢和樊郢，控制汉水和驲道，扼楚水陆交通咽喉；为郢则处于丹淅之地，是楚人逐鹿中原的前沿阵地。
丹淅流域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沿丹江西行可至三秦，溯淅水北上可达三晋，顺丹江、淅水而下，可抵楚汉。故而，这里有陆通秦晋、水达吴楚之称。在汉水这条轴线上，丹淅是楚人故籍，武王又曾居“宵”，战略地位和楚族根据地的影响力巨大，作为称王之初的楚国，文王不可能不重视这里，并作为一处郢城的设立之地。
2、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自淅川下寺楚墓发现至今，考古工作者共在丹淅流域发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群28处，其中包括下寺（春秋）、郭庄（春秋）、和尚岭（春秋）、徐家岭（春秋）、毛坪（春秋）、吉岗（战国）、杨河（战国）、槐道沟（战国）、九女冢（战国）、赵岗（春秋）、格家岭、石头山等诸多墓区，总数已达2000多座，而实际上要远远超过此数，因为还有许多墓葬及遗址已沉入水底而无法统计。如此众多的春秋楚墓出现于此，绝非偶然，而这些墓葬均以为郢为中心环绕。
这里重点谈一下仓房镇楚墓群的情况。仓房镇楚墓群主要由下寺楚墓群、和尚岭楚墓群和徐家岭楚墓群构成。从卫星地图来看，在仓房镇孙家洼以东有一个V形山梁露在水面之上，山的余脉从岸边蜿蜒没入丹江口水库之中。两道山梁，一道叫下寺龙山岭，一道叫下寺和尚岭，两道岭相距仅400米。向北4公里左右，还有一道山梁叫徐家岭。
1978年，在下寺龙山岭，发掘了著名的下寺春秋楚墓群。1990年，又在下寺和尚岭和徐家岭进行了文物发掘。虽然这三大楚墓群分别被发掘了41年和29年之久，但真相一直没有被揭示。关于上世纪发现的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群，实为以楚令尹蔿子冯（倗）在内的蔿氏家族墓地，M2墓主并不是王子午（令尹子庚），而是令尹蔿子冯，该墓位于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西岸的仓房镇下寺东沟村。（关于蔿氏家族的历史，后文中我会有详细考证。）
和尚岭楚墓和徐家岭楚墓是什么情况呢？从出土文物看，我认为它们分别是薳氏家族墓地和化阝氏家族墓地。
总之，淅川仓房镇下寺一带是薳氏、蔿氏和化阝氏家族封地。楚文王在蔿氏家族封地内筑城，因郢城处于蔿地，故名“为郢”。“蔿”通“为”。
3、为郢，疑其处于宵水西岸。前文已经讲过“自西峡县城往下游至丹江口一段为古宵水”，这点与今天人们的认知有别，丹水与析水（宵水）在今双河镇汇合后，丹水就结束了。
为郢位置示意图
另外，“淅川龙城”值得关注，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楚都丹阳”，绝非也！但是不是“宵”呢？现在还拿不准，我个人认为有些许可能性。
楚武王在宵邑居住时间较长，一定建有像样的宗庙，设“先君之主”，称王后这些并没有立即迁往“大”，因此宵才是当时的王都，而远在长江北岸的“大”只是一座城而矣。后来虽然将“大”扩建，并更名曰“郢”，但直到楚武王去世都没有迁都。
春秋时期，楚国的战略重点在北方。据《楚居》记载，楚文王、成王、穆王、庄王、龚王、康王、嗣子王（郏敖）、昭王、献惠王均居住过为郢，为郢设在北方有利于指挥战事，稳定局面。从楚王在为郢的居处频率分析，为郢极有可能是春秋时期（自楚文王至楚景平王）的“楚邦”。
依历史事件分析，楚怀王时期的“丹阳大战”，即发生在为郢之旁。《楚世家》：“（怀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馀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於蓝田，大败楚军。韩、魏闻楚之困，乃南袭楚，至於邓。楚闻，乃引兵归。”
从后来楚怀王仍与秦战于蓝田来看，秦人可能并没有攻克为郢，而是夺取了为郢之北的丹阳故城和一些列城，随后退去了，楚收复了此地，否则楚不可能还逾丹阳、走商於而至蓝田与秦继续交战。
作为列城，现今发现的马岭遗址、龙山遗址、沟湾遗址、贾沟遗址、下寨遗址等均为敔，其作用主要是扼守商於古道，保障为郢安全。
注：为了阅读顺畅，参考文献具略。预报：下篇讲——郢城之二：湫郢、樊郢和若郢。
作者简介：
景广海，男，1965年5月出生，笔名溪河子，山东省邹平市人。先秦姓氏名学爱好者，著有《景氏源起与楚史若干问题考辨》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9。《老子其人与宋国历史若干问题考辨》著作权登记号：鲁作登字2022—A—00769184
景广海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9年12月
本书主要看点：
1、首次揭示先秦“姓氏学”根本要义，提出“分族命氏”原则及模型。
2、首次全面破解景氏、昭氏、庄氏、悼氏、黄氏..........源起及世系传承，对于研究其他楚贵族具有借鉴指导意义。
3、首次厘清楚惠王封君制的内涵与实质，其不同于传统学术认知。
4、首次破解“楚都丹阳”之惑，将彻底结束千余年来寻找楚都丹阳，而至今仍一无所获的尴尬局面。
5、首次解决了困惑学界的“郢、郢都、郢城”的问题，解决了“楚都”到底在哪里，及其变迁的问题。
6、首次提出楚国的政权体制“都”与“邦”的建制问题（即“一都一邦”制）；另楚有□，而无郡；郡为秦所首创。
7、首次破解“若，上鄀、下蠚”之谜，拿到了破解众多谜团的钥匙，而这一问题大家仍在苦苦探索之中。
8、首次提出“颛顼故里在襄阳”、“襄水即若水”这一命题。
9、首次揭示楚国历史发展的路径：立国（酓绎）——亡国（酓咢）——称王（酓达）——灭国（负刍），此观点颠覆了传统学术认知。
10、首次揭示了楚君的迁徙路线图：夷屯（酓绎）——发渐（酓巨）——若（酓义）——宵（酓达）——福丘、疆郢（文王）——陈郢（顷襄王）——寿郢（考烈王）。
11、首次揭示楚先的源起之谜（三楚先）。对楚先“得姓（嬭）”“得氏（酓）”问题，以及“楚先人的迁徙路线”提出了新看法。
12、首次破解在传世文献中，楚王为何被称“熊”氏之谜。
13、首次提出“屈氏源起猜想”、“屈氏故里”命题，对“莫敖”、“左徒”进行了释考。
14、首次破解《楚居》中隈山、穴穷、发渐、乔多、旁屽、宵、夷屯......等罕见地名及其地理位置。
15、首次破解《楚居》中疆郢、为郢、樊郢、若郢、鄢郢、湫郢........等十余座郢城的地理位置，对于暂无证据的提出刍论。
16、首次提出宜昌市博物馆藏的“秦王卑命钟”与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编钟中“有铭、最大的那枚”原为一套，并对铭文进行了释读。
17、首次发现在青铜器铭文中有“左右合文”的情况（《大市铜量》）。
18、首次论证《大招》为景差所作，并提出《哀郢》《九辩》亦为景差所作的观点。
19、首次论证了钱穆宗师关于春申君黄歇是“芈姓黄氏”，而非“嬴姓黄氏”的观点（钱氏提出而没有证明），同时否定了他关于“楚庄王即顷襄王”的看法。提出了“楚宣王”即“楚庄宣王”的新发现。
20、首次论证“春申君故里”在常德。
21、首次提出“春申□的猜想”这一命题。
22、首次破解春申君黄歇家族覆亡之惑（黄歇之后还有一代春申君）。
23、首次系统地考证了战国景氏家族人物，对他们的“身世、爵位、官秩、作为”等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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