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最新考古发现在哪（34年后再探三星堆祭祀坑）

近日，三星堆新发现6座“祭祀坑”走进央视直播，为我们拨开三星堆文明消失之谜的重重迷雾。象牙，金面，纵目神人，青铜神树，带给我们的不只是视觉的冲击。时隔34年，“三星堆”再次从一个似乎遥不可及的神话，突然冲上热搜榜单，瞬间无比清晰。

5号坑出土黄金面具

1986年陆续发现的1、2号器物坑，最初在用途上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这里举行过祭祀自然神祗的“燎祭”活动，并认为蜀人的宗教意识和祭祀礼仪制度与商王朝相近。有的根据《蜀王本纪》蚕丛、柏灌、鱼凫“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的传说，暗示蜀王在举行“燎祭”后掩埋宗教祭器，放弃个人统治权，留下了将先王时期的国家重器尽数毁坏献祭的坑。有的则否定这是祭祀坑，考虑到蜀文化的地域性，认为这种掩埋是萨满式巫术产物，是压胜性地掩埋。

目前来看，学者们大多认同1、2号器物坑为祭祀坑属性，不过就祭祀谁、怎么祭祀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被焚烧的象牙、青铜神树、青铜人面具，是祭祀天地山川，还是祭祀祖先神明？是为了迎神驱鬼，还是为了祈福迎敌？是普通的周期性祭祀盛典，还是悲情的告别，宣告古国命运的终结？这些器物坑，是否是杜宇崛起之时，将鱼凫王朝的宗庙重器拿来祭告祖先？总之，说法多种多样，话题久盛不衰，问题却日渐复杂，莫衷一是。

1986年发掘的祭祀坑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纷乱的局面，主要是受到材料的限制，缺乏对比材料对其进行年代关系判定。同时，文献中的蜀王世系传说成分很大，因而用以断代难免牵强。对于器物坑的属性，也需要更多地考虑器物组合与出土环境，而去年展开的其他6座祭祀坑发掘，无疑会补充更多的材料，在现代科技辅助下，获得更多的细节信息与整体信息。

首先，需澄清的一点是，是三星堆祭祀坑“时隔34年再启发掘”，而不是整个三星堆遗址。34年来，考古工作者一直在努力着，调查发掘城墙，弄清城圈结构，为今天的发掘制定科学计划……时隔34年，发掘技术与条件已恍如隔世。1986年1号祭祀坑的发掘，是紧急开展的抢救性发掘，考古人之前没有任何准备就奔赴战场；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也是尝试着进行的。可以说在铺垫了整整34年后，今天的发掘是有着明确学术目的与发掘方案的主动性发掘，在硬件设施上有了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非接触式发掘”……使遗迹遗物免受现代污染；有现场应急保护与分析检测设备，为文物安全保驾护航；各学科、各单位大牛各显神通，阵容强大：既有当地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又有北大、川大、上海大学等高校师生的参与，从田野考古到文物保护修复，从丝织品微痕分析到金属成分测定，各个学科，形成了一股合力。

34年，发掘现场恍如隔世

本次发掘有明确的课题意识，一大目标就是要寻找丝织物痕迹。这种寻找，不是一厢情愿，而是遵循着科学方法。从宏观而言，有丝织物遗存的土壤，与周围土壤在土质土色上存在差异，偏向灰褐色；而丝织物遗存受埋藏环境影响，一般会被微生物分解。然而，祭祀坑的一大优势本身便是“铜器宝库”，青铜器的铜离子有一定微生物抑制效应，形成的铜锈可能会固化丝绸痕迹。从细微角度看，发掘工作无疑是细致的：在4号坑灰烬层，从上到下每隔3厘米采样，检测蚕丝蛋白存在；在检测方法上也是微痕分析，通过电子显微镜观测丝织物标本土样，最终发现清晰的丝织物纤维，得出3000多年前古蜀人已使用丝绸的结论。

实验室观察

考古不是“挖宝”，青铜器、金器和象牙等“宝贝”固然是国之重器，但遗迹现象和动植物遗存同样受到重点关注。8号坑发现红色火烧土槽，推测为祭祀坑周边的大房子遗迹，可能为神庙。红烧土，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也不过是平常的现象，而发掘者却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从数千年的残留中复原当日的辉煌。同时，从不同祭祀坑中提取的测年样本，有助于探索祭祀坑之间的年代关系——这些坑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如果不是短时间段内埋藏的，是不是意味着原来的鱼凫古国灭国祭祀说便难以成立？现在新发现6座祭祀坑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期待后续的研究会带给我们答案。

对三星堆遗址研究的视野已经不局限于遗址本身，而是成都平原与其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联系，探索的时空范围在扩展；三星堆城址的面貌也基本呈现了出来，由多重城圈、大型建筑、祭祀坑、神庙、公共墓地、平民居住区等构成，是一座“都邑性”遗址。这些结论，用较时髦的词汇来说，就是运用了“聚落考古”乃至“城市考古”的理念。发掘领队雷雨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与之前发现的两座，周围还有矩形沟槽、圆形坑和大型沟槽式建筑，都与祭祀活动相关。可见，这是一处古蜀人大型祭祀区，“祭祀坑”中的器物可能并非在亡国之时仓促掩埋，这处祭祀遗址，可能使用了较长一段时间。但是，这些在目前仍没有定论，需要耐心等待准确测年数据的公布。

发掘区地图

近日三星堆6座祭祀坑发掘现场搬上央视，“冷门”的考古工作一夜间变成全民追捧的话题。发掘工作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走出了象牙塔，面向社会公众。从2014年三星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到近日祭祀坑考古发掘的央视直播，都反映着这种公众考古导向。同样，公众对于考古的认知也日益专业：当有人借《盗墓笔记·秦岭神树》为噱头进行炒作所谓“三叔预言”时，我们不会去相信“盗墓小说”是三星堆青铜神树发现的谶纬书；当有人说三星堆祭祀坑中的青铜立人为外星人雕像标新立异时，我们也不会去附和没有依据的“天外文明”；当有人争抢着用“三星堆时隔34年再启发掘”盲目蹭热度时，我们不会忘记34年来考古工作者为摸清城址与周边文化所付出的努力。

施劲松：《三星堆器物坑的再审视》，《考古学报》2004年第2期。

武家璧：《古蜀的“神化”与三星堆祭祀坑》，《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驽钝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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