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杂文，是受鲁迅的影响。在70年代初当兵时，每个月津贴只有六七元，我还是买了再版的各种鲁迅杂文集。由于当时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打成“毒草”，鲁迅杂文成为我阅读的唯一选择。这是我与杂文最早的缘分。
恢复高考后，我幸运地考入大学接受本科教育。在同学们热衷于写诗歌、小说时，我却写了一篇杂文，发表在吉林省委机关刊物《新长征》上。毕业之后，我到报社副刊担任编辑，曾有好几年负责杂文的组稿与编辑，于是与杂文的关系密切起来，还参与组织成立了长春市杂文学会，并担任秘书长。哈尔滨是东北成立杂文组织较早的城市，我与部主任曾专程去取经。长春的杂文学会的组织模式基本照搬哈尔滨的模式，即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担任会长，由报社副总编辑与副刊部主任担任副会长，这是由于两个城市的宣传部长都爱写杂文，而且写的都不错（后来都出版过杂文集）。
记得刚刚接手杂文编辑工作时，稿源奇缺。副刊部每天接到的投稿有百十篇，大部分是散文、诗歌，杂文极少，有时甚至没有。这样就逼着我自己动手写以解燃眉之急。为彻底解决稿荒问题，我鼓动领导成立杂文学会，团结杂文作者，培养杂文新人。学会成立后，组织了几次征文，稿源很快多起来，作者既有普通工人，也有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报社内部的。这时优中选优成为我的主要工作，差强人意的稿子只能做退稿处理。这样一来，难免要得罪一些朋友。我这个人个性倔强，了解的朋友大都不与我计较。特别感谢的是，时任市委宣传部长也是杂文学会会长的杨继笑先生的理解与支持。我曾将他的两篇杂文退回去，他见到我开玩笑说：“部长的稿子你也敢‘枪毙’？”然后对我说：“文章是给广大读者看的，必须把好关。领导工作忙，没有时间仔细修改，就靠编辑把关了。”
在我担任杂文学会秘书长期间，学会出版了两本杂文集，我自己也出版了一本个人专集。其中《弄潮集》收录了8位会员的各10篇杂文，我请老作家、编辑家蒋锡金（曾主编《抗战文艺》）作序，请漫画家徐鹏飞为每个作者画了头像（徐鹏飞后担任《讽刺与幽默》报社主编，成为全国漫画界的领军人物）。
徐鹏飞为我画的头像
1987年9月26日出版的《杂文通讯》，曾刊登了我的一篇短文《我对杂文的看法》，摘录如下：
从小养成习惯，只喝开水不喝茶。不过，我对水温很挑剔：要么有点儿烫嘴，要么凉得爽口，温乎乎的白开水，即便再渴，我也不喝。我对杂文的看法，竟与这习惯极为相似：捧嘛就捧笑了，骂呢就骂跳了。不疼不痒的文章写它做甚？当然，这个捧，绝非约定俗成的含义“无原则吹捧”；乃取自戏剧行话，“褒扬”之谓也；这个骂，更不是骂大街的骂，特指一种笔法，即鲁迅先生的“嘻笑怒骂”之骂。
诗与散文，或抒情或叙事，不一定对生活臧否。但杂文则不然，它担负的使命决定，必须态度明朗，容不得半点暖昧。基于这个认识，我在1980年作第一篇杂文，便是锋芒毕露，惹得一些朋友为我捏把汗：人家对号入座怎么办？我嘴头挺硬地说：找来再说！尽管太平无事，我竟有4年光景未再写杂文。这说明，我并非是条硬汉！后来又写起来，是由于做了报纸副刊的编辑，稿子有时不凑手，只好自己动手写。几年下来，竟也有数十篇。虽然未写出什么惊人之作，却都是由衷之作。如此想来，便也心安理得了。
说起来有些尴尬。主编《杂文通讯》的老刘也是我的朋友，但他的杂文不止一次被我“枪毙”。我认为，他写杂文总差那么点意思，不过搞活动就风生水起了。后来，他主编的《杂文选刊》发行量一度很高，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