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4日，上海文艺界举行团拜活动，97岁的孟波先生来到现场，大家都十分欣喜。孟波先生是与聂耳、冼星海同时代的作曲家，1963年他创作的《高举革命大旗》曾在全国广为传唱，激励了一代年轻人走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上海市电影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文联副主席等职，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许多重大音乐和文化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见证了上海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那天，我与孟老相约，有许多事想当面请教他。
2013年3月6日下午，我如约来到华东医院，听孟老讲述关于“上海之春”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缘起。
孟波在华东医院向作者讲述“上海之春”和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信芳摄）
春天的音乐节“上海之春”
1959年5月27日，上海兰心大戏院。
由上海音乐学院学生何占豪、陈钢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简称《梁祝》）首演登场。俞丽拿独奏，上海音乐学院学生管弦乐队协奏，指挥系学生樊承武指挥。当乐队奏完全曲最后一个音符，全场一片安静，几秒钟后，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演出获得巨大成功，《梁祝》由此像蝴蝶一样飞向全国。
这是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上海市有关部门为展示和检阅年度音乐和舞蹈创作成果而举行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除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参演的还有好几部新创作的民族化的作品。“展演月”圆满成功。孟老回忆说，这给当时音乐、舞蹈界的负责人以莫大的鼓舞。于是，不少人建议：这样的演出最好能固定下来，应每年举办一次。丁善德教授说：“欧洲有个‘布拉格之春’音乐节，我们上海也可以搞。”他觉得上海有创作实力，完全可以“出作品，出人才”。
孟波想起1956年他在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党组书记兼秘书长期间，曾发起组织举办的“中国音乐周”活动。音乐周选择有代表性的音乐家及其作品来排练演出，当时全国各省市赴京参加的音乐工作者达4500余人，很有影响力。根据“中国音乐周”的经验，结合上海情况，孟波与大家商量后提出拟举办以上海城市为依托、并以春天为寄托的音乐节，以此来推动音乐创作、评论和新人的培养。
春天，象征着美好、万物复苏和欣欣向荣，“上海之春”是最恰当的名字。此意见上报给上海市委后得到批准，成立了以孟波为主任，贺绿汀、丁善德、钟望阳、黄贻钧为副主任的“上海之春”音乐节常设机构，同时决定将南京大戏院改建成上海音乐厅，作为“上海之春”的主要演出场地。
上海音乐厅原为南京大戏院
1960年5月，“上海之春”的第一首乐曲在上海音乐厅奏响，“上海之春”由此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当时，上音附中高三学生奚其明、金复载、刘敦楠、孙以强、朱晓谷，用民间“将军令”的音乐素材创作的《跃进颂歌》，被选为首届“上海之春”开幕式的第一个节目。这首乐曲起始是鼓声，敲鼓的就是奚其明，他敲响了“上海之春”的第一音。
1960年5月第一届上海之春
曾任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的陆在易当年还是上音附中初三的学生，载歌载舞的“上海之春”成了17岁的陆在易饶有兴趣的观摩内容。第二年，他的作品就登上了“上海之春”的舞台。而与陆在易同班的赵晓生(后为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在当年登台指挥上音附中、附小的管弦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四小天鹅舞曲》。
1960年5月11日解放日报关于第一届“上海之春”的报道（本报资料）
孟波说，“上海之春”的历史，其实是由年轻人书写的。青年群体的崛起是“上海之春”的希望和旺盛生命力之所在。
“上海之春”这一演出舞台，推出了数量相当可观的新作品，其中一批作品已经在我国音乐史、舞蹈史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如久演不衰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何占豪、陈钢)、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吕其明)，还有交响乐《长征》(丁善德)、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瞿维)、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王云阶)、交响乐大合唱《英雄的诗篇》（朱践耳）、第一交响乐《东方的曙光》(施咏康)以及芭蕾舞剧《白毛女》、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等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几代人接力传棒的作曲家创作队伍，一批批不断走向成熟的音乐舞蹈表演人才，以及通过这个节庆而集聚起来的团体、院校和人气，为音乐舞蹈事业镌刻了深深印迹，也为上海城市和中国文化留下余音回荡。
2001年，在上海音乐人的努力下，作为上海城市名片和重要音乐品牌的“上海之春”升格为“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以“和平、友谊、交融、和谐”为宗旨，其主要活动包括：音乐舞蹈新人新作展演，上海地区群众性合唱邀请赛，国际广播音乐节目“金编钟奖”展播及评选颁奖活动，国内广播音乐节目主持人大赛，国际及国内音乐舞蹈祝贺演出，国际音乐学术报告会，全国部分地区新民乐汇演暨研讨会等。
说到这里，孟老笑了。“上海之春”不但为上海市民、国内外来宾献上一场场音乐舞蹈文化的饕餮盛宴，同时为营造浓郁的国际化都市的艺术氛围作出了贡献。作为一个老音乐工作者，他感到欣慰。
掌声响彻文化广场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以其恢宏壮美的场面和众多民族唯美的艺术形式在中国文艺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
说起《东方红》的由来和诞生，孟老告诉我，还真与上海文艺界有关。
那是1964年5月，正在举行的第五届“上海之春”中，有3000人参演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引起极大的反响。那时，正值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陪同坦桑尼亚副总统卡瓦瓦访问上海。陈老总问孟波：“你们有什么新节目招待国宾？”孟波介绍了正在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陈毅说：“好嘛，就拿这个节目招待。”孟波说：“只是演出场地在文化广场，那里条件很差，座位是用木条钉的长椅子，天气热，观众有一万多人。”陈毅说：“条件差没有关系。观众多，就让外宾看看我们的观众嘛。”
于是，孟波等人就着手准备，不仅向演职员作了动员，还在场内摆了冰块、电风扇，以调节空气和温度。
当晚演出，十分成功。演到《扬子江暴风雨》一场时，码头工人背着沉重的麻袋、钢条、铁板、木头箱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外轮上搬运，悲愤地唱出：
成天流汗，成天流血，
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洋房来……
悲壮的歌声中，洋人监工用皮鞭抽打着码头工人，工人们和附近群众奋起反抗，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卡瓦瓦等贵宾也鼓起掌来，说：“中国人民和我们一样，也曾深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我们真是受苦受难的兄弟。”陈毅说：“共同遭遇使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成为真诚的朋友。”说罢，两人紧紧握手。
1964年5月23日音乐舞蹈史诗《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首次上演（本报资料）
第二天，陈毅对孟波说：“卡瓦瓦副总统等看完演出后非常激动，你们这台节目对我们开展外交工作带来了很好的影响。今年10月1日是国庆十五周年，许多国家的重要外宾都要来北京。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文艺节目来招待他们。今天看了你们的大歌舞，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这要比我们印发许多宣传品更有效。当然，有些地方还要改进，是否可以作为国庆招待晚会的演出，必须请总理来决定。我可以找机会请他审定。”
周总理亲自来审定
1964年7月中旬，上海有关部门接到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从仰光来电，说他们出访东南亚回京途中，在昆明稍作停留后直飞上海，要观看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为此，上海市委专门召开会议，有关方面进行了紧急动员。
孟波清楚地记得，13日那天气温特别高。文化广场不仅没有空调，电风扇也不多，屋顶是铁皮盖的，太阳一晒热气留在场内，简直就像个大蒸笼。他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在现场商量，如不降温，实在无法演出。于是当即决定从各单位借调二百多台电风扇，急运几十吨大冰块放在前后台，还用消防救火车不断地向屋顶喷水。经过努力，场内温度有所下降，但仍有33摄氏度左右。
演出前十分钟，陈毅副总理陪同周总理来到文化广场。一见面，陈毅对孟波笑着说：“我讲的话兑现了，今天总理亲自来审定，看看这台节目能不能作为国庆招待晚会的演出。”
演出开始，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认真仔细地观看，边看边问。演出结束后，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孟波和文化局副局长、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马上赶到文化俱乐部，倾听领导意见和指示。
周总理顾不上休息，等上海同志一到就说开了：“我来之前已听陈老总介绍，这台大歌舞不错，外宾看了反应很好，所以今天特地来上海看一看。刚才看了演出，还没有很好地思考，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回北京，只好先谈一点印象吧。”
周总理肯定了这台节目，但直言它的不足：“这台节目反映了中国革命斗争历史，气势宏伟。你们选择了不少群众喜爱的革命历史歌曲，听起来很亲切。有些场次如‘飞夺泸定桥’等的舞蹈设计得不错。可是你们没有着力写遵义会议，这是很大的缺陷。另外，历史的跨度太长，是否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可以了。建国以后如何写，那又是一篇大文章，得好好研究。”
周总理和陈副总理还认为，总的来说，这台节目可以作为国庆晚会的基础，但节目中涉及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由谁来拍板，如何进行加工，都需要研究。陈副总理马上提议：“请总理直接领导。”
革命史诗诞生了
孟波回忆说，中央对这个节目非常重视。周总理在听取了中宣部、文化部的研究意见后马上作出了批示,并成立以周扬为首的大歌舞领导小组。将上海大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主要编导、演员、指挥等人员调到北京，同时调集国内一流的编导、作曲家、歌唱家、舞蹈家等各类艺术家。贺敬之、魏巍、徐怀中、乔羽等知名诗人和作家也被请来重写朗诵词。在原歌舞的基础上进行再创作，并将这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定名为《东方红》。
《东方红》继承了中国歌舞艺术的传统，采用了大合唱、齐唱、独唱、群舞、独舞等多种艺术表现方法。全部史诗由30多首曾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革命歌曲和20多个舞蹈组成，其中包括5个大合唱、7个表演唱，穿插18段诗朗诵，变换场景37处。
三个月后，来自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七十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工作者、舞台美术工作者、作家和诗人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业余合唱团等3500人的努力下，成功演出了这首革命史诗。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剧照
孟老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诞生，是众多优秀文艺工作者在周总理这位“总导演”的指挥下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可以这样说，《东方红》从歌曲、配乐、朗诵词以及服装、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法的设计和确定，无不渗透着周总理的智慧和心血。他常常在忙完了一天的国务之后，深夜一两点钟还赶来《东方红》剧组，和编导们一起讨论，大到指导思想，小到具体词曲，他都亲自参与，甚至每一次分场排演，都会亲自审看。正式公演前预演过八遍，周总理看了五遍。
1964年10月2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首演，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国贵宾一起观看了演出。首演后连续上演14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10月6日，毛泽东主席观看了演出。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加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
孟波保存的毛主席接见《东方红》剧组全体演员的照片
1964年10月16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新华社发
无疑，这部鸿篇巨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在我们众人的印象里，《东方红》中的旋律早已超越了其音乐自身的意义，而被沧桑的岁月和流转的时空沉淀为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感动。
孟老虽然已于2015年离世，但他回忆往昔时的激情和豪迈，仍让我记忆犹新。
题图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序曲剧照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
来源：作者：马信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