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多年前新中国开国之际的新闻媒体，主要是广播电台、报纸和新华通讯社，几乎不能同今天的现代化融媒体信息网络相提并论。
但作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起步基础，它也与时代同步，留下了辉煌的历史。
1949年3月下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随党中央机关和新华社一起迁进北平，担当起中央电台使命，面向全国广播。1949年12月初，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更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喉舌。
在开国之前的1949年6月，中央要求新华总社将其语言广播部扩充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领导和管理全国的广播事业，由时任团中央副书记、中宣部副部长廖承志兼任处长。
当时，广播事业管理处与新华社是平行组织，同时受中宣部领导，各中央局所属广播电台受中央局宣传部和广播事业管理处双重领导，由此，广播电台与新华社、《人民日报》成为国家级三大新闻机关。
中央广播事业局首任局长李强
（建国初李强在广播事业局讲话）
李强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传奇人物之一。
他毕业于南洋路矿专科学校（现上海东华大学）土木科，1925年参加革命，曾在中央军委特科工作。
24岁时，他研制出无线电收发报机，被赞为“党的通信史上划时代的革命”；30岁留学苏联时，因“李强公式”跻身苏联当时七位无线电专家之一；延安时期，他负责解放区军工生产，造枪修炮，毛主席曾为他题词“坚持到底”；开国大典上，他领衔制作完成了天安门广场广播扩音设施。
抗战爆发之初的1937年，李强在延安担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后期任局长。1939年4月，他研制生产出陕甘宁边区第一支七九式步枪，又名“无名氏马步枪”。从1939年至1943年，在他的组织领导下，延安军工厂先后生产出步枪9700多支、掷弹筒1500门、手榴弹58万颗、掷弹筒弹198000发，修炮1000多门。
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为保证我军军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李强以军委工矿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考察了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个军区兵工生产和资源情况，向中央提交了三篇内容翔实的调查报告。
一次在检查军工生产时，李强遇见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廖承志。廖承志通知他：“为适应解放战争新形势，你赶快去西柏坡，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正在等你去谈话！”
李强迅速赶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见到了刘少奇和朱老总。两位中央领导向他交代了建造短波广播发射台的紧急任务。李强马上组织技术团队投入工作。于1947年完成了大功率发射机和定向天线制造任务，使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声音进一步响彻祖国大地。
1949年春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迁入北平后不久，李强接替廖承志，担负起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的领导工作。
这年九月下旬，广播事业管理处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任务，就是为开国大典做现场广播扩音准备。
作为人民广播领域的专家和广播事业管理部门领导，李强深知确保开国大典现场广播顺利进行的责任重大，不能有一丝疏忽。
开国大典时，北京长安街沿途也需要做广播扩音设备安装。李强带领技术人员不分昼夜奋战，终于在要求的时限内顺利完成全部准备工作。因当时的装备条件限制，天安门广场的扩音器，是用9个大喇叭焊在一起做成的，被大家戏称为“九头鸟”。
1949年10月1日一大早，李强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做最后的设备检测。他后来回忆：“一开机器，我大吃一惊，扩音器竟发出了一阵阵刺耳的噪音。我们判断是机器与外界的音响发生了共鸣。广播局的一位同志急中生智，摘下头上的帽子扣在了麦克风上，噪音果然没有了。”据此，马上采取了相应补救措施。
10月1日下午3点，毛主席通过李强他们准备的麦克风，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建国后，李强先后被任命为国家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和政务院广播事业局局长。
这期间，他组织完成了架设北京到莫斯科的有线电话任务。长达12000多公里的电话线路，为中苏两国的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2年9月，李强转行到国家对外贸易部门工作，以外贸部副部长兼中国驻苏联商务参赞身份在莫斯科工作了五年。1956年回国后，他作为无线电专家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负责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自己兼任所长。此外，李强还是国家航空工业委员会成员，国家科技委员会副秘书长。
1973年李强被任命为对外贸部部长，之后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直到1982年离休，为开创新中国的外贸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1996年9月，李强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新中国建立后新华社首任社长陈克寒
（资料图片）
陈克寒的名字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
1917年出生的陈克寒，是浙江慈溪人。1934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进入红色中华通讯社西安分社工作，次年到延安新华通讯社总社工作，参与创办《解放》周刊。
1938年，他出任汉口《新华日报》特派员，《新华日报》驻华北特派记者。不久，先后担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总编辑，晋东南《新华日报》华北分社社长兼总编辑。
抗战胜利前夕，陈克寒回到延安，担任新华总社广播科科长，此后历任新华总社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中共中央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中原分社社长。
解放战争期间的1948年冬，他奉命回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与新华社总社领导工作。
新中国开国之初的1949年11月到1952年8月，陈克寒正式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 ，与总编辑吴冷西一道，肩负起国家通讯社的领导重任。
此期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新华社先后派出陈伯坚等50多名记者、编辑赴朝鲜前线，组建了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及其分支机构。这是新华社历史上首次向国外大规模派出记者采访报道。1950年11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条电讯，首次向世界公开披露了我志愿军赴朝出国作战的消息。
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新华社是唯一从总部到各兵团都有系统机构的对外报道单位，仅在1951年和1952年两年中，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共向总社发回消息、通讯、述评约1000篇，平均每月发稿40多条。
陈克寒还历任国家新闻总署党组副书记，中央宣传部宣传处处长，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北京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0年7月因病逝世。
建国后《人民日报》社首任社长范长江
提起范长江，人们会首先联想到国内新闻界很具有份量的“范长江新闻奖”。
的确，“范长江新闻奖”就是用这位优秀新闻工作前辈的名字设立的我国中青年优秀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许多新闻界的从业者以能获得此奖为终生荣耀。
范长江被誉为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出色的领导者，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
他1909年出生于四川内江，中法大学重庆分校毕业，后曾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范长江就追求进步，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才华横溢，文笔精练、视角独特，投身新闻行业便迅速引起人们刮目相看。
1933年起，范长江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大公报》《益世报》等媒体撰稿。25岁时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从成都出发，经川西、陇东、祁连山、河西走廊、贺兰山、到内蒙古，经历长达2000余公里的跋涉，几乎走遍大半个中国，采写了大量通讯报道，真实反映了中国西北部人民的苦难状况。
1935年5月，范长江又以《大公报》社旅行记者的名义开始了他著名的西北之行。他从上海出发，沿长江西上，经四川江油、平武、松潘，甘肃西固、岷县等地，两个月后到达兰州。之后又向西深入到敦煌、玉门、西宁，向北到临河、五原、包头等地进行采访。
范长江的这次西部之行，历时10个月，行程6000余里。他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并第一次以写实的笔法公开、客观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举，字里行间倾吐出对红军的敬意。
范长江的这些通讯报道，陆续发表于《大公报》后，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令《大公报》的发行数量陡增。而且，他的这次长途考察采访，为历史留下了《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经典作品。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不顾个人安危直奔事变中心，对周恩来进行采访。很快，《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范长江赶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该文打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不仅报道了西安事变真相，而且清楚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正确主张，轰动了朝野，人们争相购阅。
蒋介石看了范长江的文章，内容与自己上午所作的报告截然相反，勃然大怒，把正在南京的《大公报》社总编辑张季鸾叫来痛骂一通，并命令此后严加检查范长江的文章和私人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范长江曾来到延安采访，受到毛主席等领导人会见。此后，他又“冒着敌人的炮火”深入战地采访，发表了大量战地通讯报道。
周恩来曾在给他的信中说：“听到你报道的前线上英勇的战讯，并带着光荣的伤痕归来，不仅使人兴奋，而且使人感念。每想到此就不免令人心潮澎湃！”
1939年5月，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监视下的重庆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由周恩来作为介绍人，范长江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从一个民主主义爱国者，进入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行列。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和平谈判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范长江被周恩来指名由华中解放区飞抵南京，出任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之际，范长江跟随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城里，奉命接管国民党在北平的各新闻机构，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我党报纸《人民日报·北平版》。
《人民日报》1948年6月15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创刊，由《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当时为华北中央局机关报，同时担负党中央机关报职能。毛主席亲笔题写了《人民日报》报名。
1949年年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并沿用1948年6月l5日的期号。
从此，《人民日报》成为新中国第一大报，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十大报纸之一。
史料记载，新中国开国后的10月到12月，由时任新华社社长、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范长江从1950年元月起开始担任社长。
在《人民日报》社长岗位上，范长江忠实履职，他经常告诫工作人员，要清醒认识《人民日报》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每个工作人员都要兢兢业业，不能“大致差不多”就算了。他强调“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新闻“必须是新的事实，有代表性的事实。”
他习惯不定期地举办报社 “飞行集会”，经常突然召集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和要求，及时对报社工作进行批评或表扬，倾听大家对报纸意见建议。
1954年，范长江调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此后，曾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全国科协党组书记等职。
他是第二届、三届、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10月在动荡岁月被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致死。
为表彰范长江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范长江新闻奖”。
范长江早年创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日子（1937年11月8日），亦被国务院确定为中国记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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