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要员名录,诸如叶楚伧、胡朴安、马叙伦、邵力子、柳亚子、夏仁虎等,大多既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又是具有比较深厚学养或在某一领域颇有造诣的专家乃至硕学大儒。

既著有《山东革命党史稿》,还撰有《俚语证古》和《方言音释》等《诂雅堂丛书》的丁惟汾,正是其中的一颗亮星。

叱咤风云载青史,学富五车著文章

汾阳方言俗语(丁惟汾的俚语证古和方言音释)(1)

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别号诂雅堂主,人称诂雅先生,山东日照人。1903年赴日本留学,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与廖仲恺相侔,并称孙中山的左膀右臂。

在创建国民党政府期间,曾一度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1922年9月6日,丁氏与陈独秀、张秋白等9人组成的国民党党务改进起草委员会,草拟了《中国国民党党纲》《中国国民党总章》。1923年2月,受在广东的孙中山委派担任“辅助总理”的参议,代表北方党人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

丁氏“结穴”之作《俚语证古》

《俚语证古》是《诂雅堂丛书》的一种,初稿曾题名《俚语解故》,是书十四卷,凡十四类,类各为卷,隐略为《尔雅》《方言》体例。卷一为天,卷二为地,卷三为形貌,卷四为声容,卷五为饮食,卷六为衣服,卷七为家宅,卷八为器用,卷九为草,卷十为木,卷十一为鸟,卷十二为兽,卷十三为虫鱼,卷十四为语丛。全书考释俗语俚言凡1025条,条目以今语列首,次以简语接释;释文则取该条俗语中心词或关键语素直释其语义,次注古今音读、音转,末则征引经史子集、字书等以证其所出有自。各条目体例严谨,考释精审简明。例如:

姑子,嫁子也。妻称夫姊为大姑子,夫妹为小姑子。姑字当作嫁。《方言》三,女谓之嫁子。郭云,言往适人。《诗·周南·桃天》篇,之子于归;《传》云,之子,嫁子也。 阿嚏,鼽嚏也。喷鼻谓之打阿嚏。阿为鼽(古音读欧)之双声音转。《月令》,民多鼽嚏。《玉篇》,嚏,喷算也。鼽嚏,为喷鼻声。鼽嚏,《淮南·时则训》,鼽室;高注,鼽读怨仇之仇。按仇,古音亦当读欧。

有民俗语言学者的研究指出:《俚语证古》一书保存了大量方言俗语的资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民俗语汇提供了文本,尤其是名物方言俗语,使一些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东西的名称得以保存,为我们阅读古代文献提供依据。而且在此书的最后一卷语丛部分,也可以寻到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方言俗语的渊源,如丁个、单崩、趣黑、当戈等,这些都为我们研究民俗语汇提供了难得的语料资源。丁惟汾采用音转原理,将古今方言、俗语沟通起来。一方面具有创新精神,为训示古籍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作者脱离传统词源学方法,以文字资料为本,凭字词音形义推究语源。即如古人作诗词文章,多讲究用典,注重遣词用字要有所本、有其来历。这种崇雅尚古观念所致,使得推求民间俗语语源亦所本于前人经典文字。于是丁氏便“类次俗语、俗事之见于经史子集”,“务使里巷中只语片解,俱合于古”。这种以见诸古人文字为语源或出处的主导倾向,不仅贯穿着中国俗语学史,亦是传统词源学的基本方法,即偏重书证文献中的语源。其实,民俗语言和民俗词汇未必都能见诸典籍,因此在探寻民俗语源上不仅要强调书证,也要看到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民俗心理因素、民间口碑资料等。虽然有些民俗语汇在典籍中未曾涉及,但在口语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语言文化被固定下来,就无需为它穿上一件厚重的古典文献的外衣,或通过语音一定要为其寻找到音转根据,这样只会使这些民俗语汇失去真实的外衣。(韩璐:《<俚语证古>说略》,《文化学刊》,2006年第2期)

据有学者比照《山东方言词典》统计,全书涉及“胶东片”的方言词条235个,“非常具有代表性”,“其中日照方言词条共有486个。与当今日照方言一一对照,主要有基本一致、读音或写法有变、词义有变、很少使用或不再使用、一音多义五种情况。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日照方言的某些发展变化,对方言和俗语的研究有很大的作用”。(姜荣、孙夫荣:《丁惟汾(俚语证古)引日照方言考》,《文化学刊》,2008年第3期)本书因循章太炎先生《新方言》之法,多以通转音训考释俗语语源。考释虽精审,却不乏泥古难拔而牵强附会之病。又是书无子目索引,查检不便,至为遗憾。《俚语证古》的姊妹作《方言音释》

《方言音释》十三卷,初稿曾题名《方言译》,系《诂雅堂丛书》一种。是书乃为扬雄《方言》又一注本。各条首列《方言》原文及郭璞旧注,次将有关文字分别归属各个韵部,再次为释文书证,突出“以音释音、以音释义”方法,故称“音释”,是一部别具特色的《方言》注本。卷首为丁氏1933年在济南寓所撰写的《方言音释·序》:“方言,为四方之言。方,乡也。方言即乡言。举其言而说之,谓之谈。同乡与同乡言,谓之乡谈。与异乡言,则不得为乡谈。不为乡谈,即以为异言。同一言也,谈之者因声音之流变不同,遂以为异耳。古先圣王知其然也。采取四方之言,笔之简策,藏诸故府。使人人知异乡所谈同为一言,并非异言。所以通民隐,定民志也。诏告天下,以重来兹,俾子子孙孙世守罔替,永宝用享。扬子云氏,起于汉末,抱残守阙,辑而录之,并为之疏通证明,可谓伟矣。景纯继起,复为训释,而《方言》一书因益彰明。降及后世,继起者虽代有其人,而若隐若现,不绝如缕,盖亦危矣。有清末叶,海禁大开,异国之言,漫衍浸入,通都大邑崇外语鄙国言之风尚,骏骏日炽。国运日危,来轸方遒,顾瞻周道,如有隐忧。爰取《方言》-书,详为念读,略解鳃理。始知四方之言,通为一贯之语,但音有流变耳。以今语证古语,古今无不吻合。即妇人孺子之琐语猥言,与古人亦无少异。夫乃叹今日之言语,仍是原自古初,无少变更,而古先圣王之流译远矣。因详为爬梳,以音释音,以音释义,作《方言音释》。”

“异国之言,漫衍浸入”,不足惊怪,如《上海俗语大辞典》所辑录的某些因一时流行而误为俗语者,随着时代发展亦多为淘汰,所能保存的,仅适合汉语习俗者而已。然而,一时“通都大邑崇外语鄙国言之风尚,骏骏日炽”,却当注意,要为纯洁中华民族语言而奋斗,否则将起连锁反应,乃至“国运日危”。当然,仅此一端尚不足亡国灭族,亦不可视同小可。而泥古守旧,亦为一弊。编纂《方言音释》,缘于爱国之忱,赤子之心,其诚可贵。丁氏所曾“时与往来商讨者,余杭章炳麟太炎,仪征刘师培申叔,蕲春黄侃季刚,皆邃于古音韵者也”(王献唐:《诂雅堂主治学记》)。丁氏“诂经,其柄持在声音,声音之运用,其要妙在精熟,犹学书然。知啄勒勾趯之成规,腾于口而涩于用,与不知等。用必沉潜于中,积年累月,久而神明变化,应手得心。先生之于声音亦然。以此治尔雅,更以此治《毛诗》《方言》”(王献唐:《诂雅堂主治学记》)。这个源自汉代扬雄《方言》和近代章太炎的传统训诂学方法,是丁氏久经实践研习驾轻就熟的路径。其精于音韵训诂之学,又尝读《方言》等书凡数十百遍,是其治《方言》作《音释》之本。章氏撰《新方言》专就近代方言而考,而丁氏《方言音释》则旁征书证,以“音释”为本。

《俚语证古》和《方言音释》两书是丁氏一生治学的代表作品,也是其与世俗生活联系比较直接的“接地气”的作品。就两书的题材而言,与其关注国运民生的从政意识,亦可使人感到有种潜在的交相呼应的联系。

“诂雅堂主”与“平乐印庐”主人交谊故实

丁氏所著《毛诗解故》《毛诗韵律》《尔雅释名》《尔雅古音表》《方言音释》《俚语证古》,合称《诂雅堂丛书》六种。这些著述之所以能够得以保存和付梓问世,则要归功于王献唐的清钞整理。故论及丁氏学术则不得不述及两位之交谊。

王献唐(1896 -1960),初名凤琯,后改名琯,字献唐,号凤笙,以字行,室名双行精舍、顾黄书寮、平乐印庐等,山东日照人。王氏出身书香门第,22岁时,回济南任《商务日报》和《山东日报》主编,后以两报特派记者身份长驻青岛。1929年起历任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东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兼秘书。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副馆长等职。

“平乐印庐”主人王献唐晚丁惟汾22岁,相差一代,但二人乡谊颇厚、学谊甚笃。且看如下零散的交往踪迹。

1919年,时任山东省立政法学校国文教员并兼《新报》和《申报》记者的王献唐,不时有评论山东政事文章见诸报端,引起了丁惟汾的注意和赞赏。后经同乡尹辛农的介绍,于1923年在济南相见订交。自此,献唐拜丁氏为师学习音韵、训诂之学,两人过从甚密,成为终生的忘年之交。

1926年,王献唐应时任国民党中央训练部部长的丁氏之邀,往九江担任了训练部总务科科长。次年,又经丁惟汾介绍到南京任国民党总部秘书,并从之研习《毛诗》开始治学群经。后来,因被怀疑与报纸披露的一些国民党内部信息有关,涉嫌泄密,于是愤而辞职并发誓不再从政,还将此前皆用名“王琯”,改作此后一直使用的“王献唐”。

王氏一生著述颇丰,已刊行者如《炎黄氏族文化考》《两周古音表》《古籍书画过眼录》《中国古代货币通考》等30余种。此外,另有20多种稿本遗作有待整理刊行,总约50余种之多。与此同时,从集中反映其藏书、校书成就的《双行精舍书跋辑存》所收题跋可知,其一生校书有万余卷。当然,个中亦包括《俚语证古》《方言音释》等《诂雅堂丛书》。由此可窥其学养、功力和造诣之深厚,成果之丰已在其师之上矣。

有王献唐这般门生,足慰丁惟汾先生在天之灵矣。

来源:《寻根》2013年 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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