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巴、无可适从和自我的左右互搏
《无问西东》：
自我左右手互搏之后的尴尬
文/杨时旸
或许从基因中，《无问西东》就注定了后来的命运，无论是莫名被雪藏多年，还是上映后两极化的评论，这一切都与这部电影的性质与拍摄方式无法分割。
众所周知，它是一部向清华大学百年纪念献礼的电影，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这样的片子大致有可以想见的、固定的样貌，比如立足于成绩而展现百年沧桑，立足于现实而回顾过往云云，但相较于这种固执的标准，《无问西东》显然有些过于旁逸斜出了，尤其1962年的那条线索，章子怡扮演的王敏佳的遭际，以及那个看似泼妇但心中实苦的女人跳井的下场，这看起来哪里是仅仅用悲凉就能概括的呢？多少还会引起追问。但引起追问这件事，显然不是一部有明确甲方的献礼片所希望或者所必须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问西东》其实是具备超越性的，它企图突破某种老旧的模型，至少在这样的一部献礼之作的大前提下，努力做出一种超越束缚的姿态，虽然那些姿态因为各种限制——题材本身的以及导演把控能力的——而显得有些尴尬，但它毕竟没有只沦为一部影像化的宣传册页，最终封存于清华大学自己的资料库中。
知道了这样的大背景，也就不难理解《无问西东》为什么会呈现出目前这种难以名状的气质。如果非要总结这种气质，怎么说呢——拧巴、无可适从和自我的左右互搏——导演似乎一边想竭尽全力在各种存在的缝隙里努力表达作者性，一边又必须拿出适当的篇幅和适当的精神气质以符合这部献礼电影的特殊要求。媒体人们或许更能理解那种无奈，你被要求写一篇关系稿，甲方还要求“不要写得太像关系稿”。所以，你有时会突然看见闪烁的一丝冰冷，而它转瞬即逝之后，又是扑面而来的人造的感动和昂扬。就是这些互相矛盾的气质，决定了它上映后会引发如此分化、分裂、极端的两极评价的原因。它的缺陷太明显了，而它递送出的感动又太直接了，前者被资深影迷们毫无悬念的嫌弃，而后者则被普通观众理所当然地回应。
比如，希望从电影中被感动的人，致力于从为国捐躯的、弃学从军的学生身上见证牺牲精神；做好心理准备见证历史沧桑的人又看到了1960年代的满街标语和生离死别；而那些资深影迷们却对于这部电影的外在形式——四段平行又勾连的特殊结构，更有兴趣，毕竟这让众多影迷多多少少联想到了《云图》，即便从精神气质上讲二者差池千里。
但是，客观地讲，在任何一个方向上，《无问西东》都浅尝辄止。其实，如果只留下前者那些煽情的段落，再配合着电影结束后彩蛋中那些大师们的生平简介与沧海桑田，大可收割更多的普通观众，毕竟眼泪可以为票房背书，而如果完全抛弃献礼片的囿碍，重新排布故事，玩弄结构，把那些直白的、直给的、粗陋的、浅显的煽情和感动更加含蓄的表达，或许还能让资深影迷惊喜一点点中国电影的小小野心，哪怕玩脱了，也算一种肆意放纵的尝试。但现在，它变得些首鼠两端。那些生死感动的部分犹如《知音》，而结构的勾连又像习作和策略——因为这个结构并非单纯的只为艺术负责，它还对献礼的主题负责，用这种形式以展现某种“传承”。
创作者的心思都埋藏在作品里，哪里用劲，哪里用心，哪里机巧，几乎是藏不住的，这个故事中，力量最足的其实是王敏佳的一段，也正是这一段锋利、冰冷带有批判视角切入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部分、暂时稀释了一直浓重的鸡汤感，但是，仔细深入却又能发现一点暧昧的情绪。引发王敏佳毁容，引发另一个女人自戕的确实是高压，是运动，但是这些运动被巧妙的隐藏了主体——变成了一种乌合之众在群情激奋之下对一个无辜女人的群体无意识的羞辱，施害者的跳井在道德性的忏悔之外，更多的还有被实际生活长期摧残后的绝望以及自己致人死命后的恐惧，也就是说真正该被追问的东西被压缩了，真正造成这一切恐惧的源头被从高处下降到了低处，暴民群氓成为了最重要的凶手。一切到此为止。
有时，技术可以或多或少弥补精神性的不足，但从技术层面来讲，《无问西东》的问题似乎更多，比如故作暖融融的大面积铺排的配乐；比如贯穿始终的，很多时候与故事并不太搭的《奇异恩典》；比如，那个落后闭塞的村落中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村民，突然声部错落眼神灵动地唱起了歌谣……当然，还有那些公益广告一样的布光，以及黄晓明在假造的坟头前气愤质问时突兀的台词。
放置于中国大银幕的总体背景下，《无问西东》绝不能简单粗暴地归纳为烂片，因为导演毕竟在努力突破一些东西，但也绝不可能被称为佳作，因为我们不应该对那些如此明显的技术性问题和并不高级的情感渲染方式视而不见。它就在这样的自我左右手互搏和摇摇晃晃中呈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尴尬。
作者杨时旸，专栏作家，影评人，《中国新闻周刊》主笔，豆瓣ID：frozenmoon。著有《并没有如愿以偿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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