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21日，一则新闻映入人们的眼帘：历时三年，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鸡鸣三省大桥通车了。从此，这三省边陲的偏僻之地，告别了相望不相通的历史。
这座大桥，对人文地理爱好者来讲，还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四川叙永水潦彝族乡岔河村、贵州毕节林口镇、云南威信坡头镇交界处，名列中国十大“鸡鸣三省”标志地榜首。
这里是川、黔、滇三省的地理死角，峡谷深切，重峦迭嶂。毛泽东在关于长征的回忆文章里，曾经提到此地。其标志地原点，是大名鼎鼎的赤水河河心石，周边地势险要，景色壮美。
鸡鸣三省全景。左为云南，右上为四川，右下为贵州。周小兵 摄
赤水印象
从成都到叙永后再前往水潦乡岔河村，有两条路可选择：一条是经后山、观兴、石坝至水潦的新路，虽翻山越岭，但路面平整；另一条路一直向南，经摩尼到达赤水河畔的赤水河镇后，再傍赤水河溯河向西至石坝后再到水潦。
我前往水潦乡岔河村，走的是后一条路。此路的赤水河镇至石坝乡段，是缺乏维护逐渐废弃的老路，且弯急路窄坡陡，但一路上既可饱览赤水河这条川黔界河上游两岸原始而壮丽景色，又可体验工农红军一渡赤水后在赤水上游转战的困苦与艰险。
水潦乡赤水河段。左为贵州，右为四川 本文图除注明外，均为 马恒健 图
偏居川黔边界的赤水河镇，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过瞬间的辉煌。1916年2月，蔡锷率讨袁护国大军自云南、贵州进击四川的袁军，就是在此饮马赤水，并受到该镇群众箪食壶浆、敲锣打鼓的欢迎。蔡锷在此得到物资补给并稍事休整后，继而翻越川南第一雄关雪山关，随即在泸州纳溪打响了全国讨袁护国第一枪。
沿着该镇赤水河大桥桥头的傍河机耕道，我向石坝进发。路基左边，是清波碧浪的赤水上游；右边，是四川盆地南缘连绵高山的山脚。
据说，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未被污染的支流。我眼前的赤水河上游，确如一个远离尘嚣、纯净自然的世界。隔河遥望贵州一侧，沿岸岩溶地貌发育充分，呈现瑰丽多姿的喀斯特地貌景观，时而翠峰如屏，时而绝壁如楼。在这些与河面垂直的悬崖石缝中，时有涓涓细流汇入赤水，并形成芳草青青的袖珍滩涂。悬崖上，时而可见直通河边如天梯般的石径，在石径尽头，是停靠打渔船的古渡头。
车轮下的四川一侧，则是另一番景象。千万年河水裹挟的泥沙，沿河堆积成一段段土地肥沃的缓坡，长势喜人的庄稼和茂密的树林，如一条绿色的长毯沿岸铺展。一个个汉、彝、苗民族杂居的村落，散布在坡地上、山腰间。
与平原、丘陵地区的四川民居不同的是，这里村落的民居虽是青瓦盖顶木料为墙，但屋基以条石垒砌且高出地面两三米，乍看犹如一座座堡垒，大概是为了防潮防山洪吧。再往上看，便是摩天接云、连绵不绝的高山，这些东西走向的高山山脊，应该是四川盆地的南盆沿了。
赤水河畔的川南民居
两岸地形地貌的反差和赤水的阻隔，不仅使两岸各具特色的自然景观争奇斗艳，也使隔岸相望、鸡犬相闻的两地村民的人居环境和民风民俗很不相同。
红色记忆
从赤水镇出发，汽车颠簸了20多公里后，这条坎坷又崎岖的小路开始向右边的山腰蜿蜒，路况越来越差并愈发陡险。
这段约10多公里的山路开凿在绝壁悬崖的腰间，沿途不见人烟，已多年没有外来车辆驶过。偶有当地跑运输的面包车，与我小心翼翼地对错而过。不断有苍鹰在我上方盘旋，令寂静的山野平添了几分肃杀和荒凉。而我去水潦的必经之地石坝乡，坐落在抬头看不到顶的高山之巅。
这样的地方，在七十多年前更是人迹罕至。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川黔交界的土城、元厚一带一渡赤水后进入川南的古蔺，又向西转战至叙永的摩尼、石坝一带， 并在赤水河两岸迂回运动，灵活地穿插于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就在这山高路险水急的恶劣地理条件下，在敌兵疯狂地围追堵截中，决定中央红军未来命运的“石厢子会议”，于这年2月在当时居住着75户人家，有汉、彝、苗民族400多人的名叫石厢子(即今石坝乡)的小村庄召开。
毛泽东这样回忆当时情况：“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以后，红军第一次打娄山关，胜利了，企图经过川南，渡江北上，进入川西，直取成都。击灭刘湘，在川西建立根据地。但是事与愿违，遇到了川军的重重阻力。红军由娄山关一直向西，经过古蔺、古宋诸县打到了川滇黔三省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做‘鸡鸣三省’，突然遇到了云南军队的强大阻力，无法前进。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会，立即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出敌不意，打回马枪，这是当年二月。”(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石坝乡政府所在地旧时称石厢子，是因场头矗立着几块形似箱子的巨石得名。进入场镇，我便直奔“石厢子会议”会址居民王宗福的家。
石厢子会议旧址
六十多岁的王宗福如今仍居住在这屋里，屋内的陈设与其他民居无异，惟有堂屋正面墙上，一块写着“中央红军石厢子会议会址”的牌子，彰显着这里的特殊。“当年毛主席就是在我家开会，做出了一项项重要决策！”老人自豪地介绍，他是从祖父王连山口中了解到这段历史的。王宗福说，之所以选在他家开会，因为王家房屋位于场镇中心，有两层高，堂屋有铁皮大门，屋外还有一处房和天井。开会时十分安全。
随后我在镇街上看到，当年红军总部所在的万寿宫，以及电台、中华苏维埃银行、没收征发委员会、苏维埃纸币兑换处旧址，都挂上牌匾以作纪念。
在石坝彝族乡场镇边上，当地政府为了纪念“石厢子会议”，于1998年在场镇上方的石林公路边立了一座纪念碑。
鸡鸣三省
毛泽东提到的‘鸡鸣三省’之地，是一个广义的地理概念，云南镇雄县坡头镇、贵州毕节市林口镇、四川叙永石坝乡及水潦乡临赤水河而居的人们，都自称居住地的雄鸡报晓三省可闻。而狭义的“鸡鸣三省”之地，即川黔滇三省交界的坐标原点，才是我此行的最终目标。
出了石坝场口，我便拐上了叙永通往水潦的水泥路。过了水潦乡政府驻地，视野豁然开阔，透过车窗向赤水河南岸眺望，顶平壁陡的乌蒙群山如一幅巨大的屏风，自东向西逐渐抬升，绵延至天际，景色十分壮丽。
到了岔河村，我与事先联系好的向导、村支书胡茂林女士会合后，便踏上了前往真正的“鸡鸣三省”处之路。
水潦乡赤水河上游峡谷
将 “鸡鸣三省”全景尽收眼底的“观景台”，是岔河村村民在岩壁上开凿出来的一条石道。当地人称这里为“大堰”。开凿这条石道的目的并非为了开发旅游，而是为了生存。
胡茂林告诉我，岔河村地处山顶，水源十分匮乏，饮用水要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到悬崖下的一个叫龙洞的泉眼汲取，农作物收获是否有望则要看老天爷长不长眼。因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岔河村的群众投资投劳，石工们坐在箩筐里从悬崖上吊下，从泉眼处开凿了一条宽约两米、长几百米的盘山沟渠和石道，山洞里的水便顺着沟渠引了过来，解决了人畜的饮水问题也灌溉了稻田。
“大堰”是附近的制高点，在这里俯瞰，川黔滇狭义的“鸡鸣三省”之地独特的自然地理景观，尽在眼前：两河三岸宛如一个大写的英语字母“T”，那一竖为自北向南奔流的川滇界河赤水河；那一横的右半边，是自西向东奔流的黔滇界河渭河，而一横的左半边，则是赤水河在接纳了渭河之水后，呈90度大拐弯，成为了川黔界河，然后一路向东而去。位于“T”一横一竖连接处的两河交汇的中心，便是三省的边界点。
“大堰”位于“T”一横与一竖相接处的左边，三省的边界点，便在其西南方向二三百米外。我向隔着峡谷里如一根银线的赤水河西岸看，是峭壁高耸的云南镇雄县坡头镇水田寨地界；向两河交汇处的南边看，隔着赤水河和渭河，是壁立千仞且横贯东西连绵不绝的贵州毕节市林口镇地界。蔚为壮观的是，无论是渭河两岸还是赤水河两岸，其山势都如刀劈斧削般陡峭，其峡谷都狭窄深邃。
在水潦乡眺望“鸡鸣三省”之处。左为四川，右为云南，正前为贵州
我长久地环视这一派旖旎而奇异的自然地理风光，渐渐地又发现交界之处三省的地形地貌又各有特色，我的想象力也因此空前地丰富起来：云南境内山脉自西北方向延缓而来，形如“象鼻吸水”，于雄壮之感中又平添几分温情；脚下的绝壁间的崎岖石道和沟渠，令人恍若跋涉在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川北金牛古道；贵州境内绝壁如围屏，河流如深壕，形如不可攻克的金城汤池，令人自觉渺小却又心驰神往。
据史料载，清光绪年间，为方便三省边民贸易往来，朝廷在坡头乡设厘金所，从而成为云、贵、川三省商品的集散地之一。3条小木筏、3个摆渡的艄公分住三省一隅，在赤水和渭水间以摆渡三省民众为生，兼在崖缝石间刨一些薄地栽种庄稼。他们是云南罗吁秀家，贵州张炳之家，四川赵新和家。3家仅隔着两条河流，直线距离不到200米，处于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三个点上，雄鸡一鸣，三家皆闻。因此，严格意义上的“鸡鸣三省”区域，是罗、张、赵三家居住的等边三角形地带。
赵姓艄公，还曾为经此前往云南的中央红军摆渡。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三省贸易日衰，渡客凋零，便只有赵氏一家仍在渡口，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他家才迁到离渡口几公里的地方居住。如今，从前三户人家的住地，熏黑的石壁依稀可见，但已是断垣残壁、荒草蔽路。
陪同在侧的胡茂林告诉我，听她的祖辈讲，六七十年前，这三省交界的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还有着原始的生态环境，是各种走兽飞禽的天堂。她绘声绘色地讲述，为我们展现这样一幅画面：看似无路的临河绝壁，时有娇健的野山羊嬉戏追逐，或结队下到河边饮水梳妆；老树倒悬野藤攀附的陡崖，常有猴群跳跃打闹，或成群下到河边浅水处沐浴戏耍；枯水时节的河里，野鸭游弋，鱼翔浅底……
当然，再早的年代，这地方更是蛮荒之地。明代杨升庵的《赤虺河行》中，便有如此形容这一带的文字：“君不见，赤虺河源出芒部，虎豹之林猿猱路”。读史观今，可以想象，这自古以来人迹罕至的“三不管”地带 ，一定曾经是绝壁阴森，峡谷幽暗，河水咆哮，虎啸猿啼，令人毛骨悚然。
不知不觉，我们已在这下临深渊的数百米凌空石道上，盘桓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还会再来，届时将从贵州一侧俯瞰，以饱览这奇异之地日出的壮阔，日落的瑰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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