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三次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却与之失之交臂。尽管如此，他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成为与世界文学大师比肩而立的中国作家。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林语堂是个特殊的存在。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他成了华语文坛最幽默、最睿智的“一支笔”。
他与鲁迅打口水战，与赛珍珠翻脸。又因为与左翼文学观念相左，他始终为中国文坛所诟病，被读者误读、曲解。
在人生这座大舞台上，他一路开挂，行云流水，成就了一个极具国际视野的林语堂。
他用喜剧态度，幽默地对待生活中病态，他用艺术的智慧，把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收获了快意人生。
1895年，福建平和坂仔镇，林牧师家里的第七个孩子呱呱坠地。
这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父慈母爱，家庭氛围宽松、快乐。
父亲林至诚是乡村牧师，天然的乐天派，幽默诙谐，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在这样的环境里，闲适、幽默和快乐的种子在林语堂心里，悄然生根、发芽。
那时候，父亲布道回家，母亲便会端上一碗热汽腾腾的猪肝面，父亲舍不得吃完，剩下的全给他吃。两人共享美食的时刻，是他最幸福的事儿了。
闽南家乡的山水漳州大地的文化，都是林语堂坚实的后盾，为生命涂抹上最鲜亮的底色。
8岁的林语堂，曾被老师批评行文笨拙，”如巨蟒过小径”。
林语堂马上回敬“似小蚓过荒原”。他把自己自嘲为小蚯蚓，在沙漠上爬行，大有胡适的“进一寸有一寸之欢喜”的小确幸。
像很多家庭一样，父母望子成龙，尤其对聪慧的林语堂寄予厚望。
在同龄孩子还在摸鱼捞虾的年龄，10岁的林语堂背起行囊，走出小山村，到鼓浪屿开启了求学生涯。
后来，怀揣着父亲借来的100银元，到当时中国最好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
大学毕业，他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教员。三年后，到哈佛大学留学，后来到莱比锡大学获取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期间，他发表批判北洋政府的言论，没人敢发表他的文章。还被不明身份的人，以“保护”的名义盯梢、骚扰。
“三一八惨案”爆发时，他担任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务长，当有深厚文化依托的看到白天还活蹦乱跳，晚上变成一具尸体的学生刘和珍，林语堂愤然走上街头，反对军警镇压学生运动。
和鲁迅双双被军阀通缉，鲁迅躲在租界不敢露面，林语堂在好友家藏匿二十余日后，被迫离京，一路南下，逃亡到荒郊野地的厦门大学，担任文学院主任兼国学院秘书、外文系教授。
东躲西藏，经历了身心煎熬的历程，林语堂厌倦了政治，不再热衷革命。
白色恐怖时期，他先后创办 《论语》、《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提倡幽默和小品文，曲折地表达对世道人心的不满。
用这样的方式，在世俗社会之外，林语堂为自己保留了一块精神的领地，在这里，他可以超越尘世的羁绊，保持心灵的独立与自由与豁达。
为此，他被贴上了一个标签：与鲁迅和左翼作家的步调不一致。因此，不为文学史所接受，遭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和讽刺，甚至有人称他为“卖国文人”。
中华民族危难当头，革命需要一条出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大敌当前，作家们同仇敌忾，以左翼作家联盟为旗帜，同当局做艰苦卓绝的斗争。
林语堂的刊物以幽默之风畅销上海，缺乏滚烫的热情。他倡导的超政治、近人情的文学观念，缺少了投枪和匕首的战斗性，与当时的形势格格不入。
畅销书作家：视读者如知己
动荡的年代，国家风雨飘摇，知识分子何去何从，如何承担社会责任?这是每个中国人面临的困境。
1935年，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女士的邀请，林语堂旅居美国，用英文写作，为好莱坞做编剧，介绍中国文化。这个时期，是林语堂创作的高峰期，写出了多部畅销书，风靡欧美市场。
当时，很多外国人写的书，都是极尽丑化、歪曲中国和中国文化。林语堂坐不住了，他决定拿起笔，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
林语堂为西方人建构了一个中国形象，在那里，饱含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命力的珍视，有深厚文化底蕴依托。
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凭借这个优势，林语堂成为美国出版业的宠儿。在美国，林语堂担当着战时中国的民间发言人，当下中国时政的诠释者、评论家的角色。
英文散文集《吾国与吾民》，向西方展示了一个真实而丰富的民族形象，剖析了中国这个民族的精神和特质。
一经出版，位居美国畅销书榜首，成为欧美各阶层的枕边书。仅1935年四个月就印刷了7版，首次让外国人知晓，中国不仅有鸦片和小脚，还有孔子、老子、苏东坡，以及他们伟大的生活智慧。
1937年，《生活的艺术》在国外掀起了“林语堂热”，该书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52周，在美国印刷超过40版，还被翻译成英、法、意、荷等十几种文字，广为传播。
美国权威评论家在《纽约时报》刊文：“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跑到唐人街，遇见一个中国人便向他鞠躬。”
1941年底，《风声鹤唳：一部战火硝烟中的中国小说》又登上畅销书榜，作者用悠闲的笔调，创作了一部浪漫小说。
历史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从文化的角度，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
一个富有良知、担当道义的作家，应在作品里展示美好与希望，创作诗意的栖居。
他的笔，没有深陷中国的悲苦中看不到希望，而是从人生的苦难中寻找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员，林语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顺应天性，成为最好的自己
在圣约翰大学，林语堂与陈锦端第一次见面，就着了魔，木讷得说不出话来。与陈锦端双双坠入爱河，陶醉在爱情的欢乐时光里。
当时，陈锦端在一墙之隔的圣玛丽女子学校学习艺术，画得一手好画。她天真烂漫，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青春活力。
一个是出身牧师家庭，家世平平；一个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厦门巨富。阶层的差距犹如一条鸿沟，陈父并不看好才子佳人的姻缘，棒打鸳鸯。
还设法林语堂找好了下家，成功撮合了自己的邻居，廖家二小姐，来弥补那份心中的不安。
擦干眼泪，他接受了残酷的现实，自嘲道：人不能只吃点心不吃饭，只要爱情不要人生。
于是，接受了温柔可爱的廖翠凤，迈向婚姻殿堂。新婚蜜月是在去美国哈佛大学，横渡太平洋的轮船上度过的。
廖翠凤患了盲肠炎，林语堂寸步不离，守在船舱要照顾她，还被同行的清华学子笑话太黏人。
当庚子赔款专项奖学金意外被停后，两人生活困难，捉襟见肘，依靠嫁妆维持生活。嫁妆花完了，自小娇生惯养的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度日。
后来定居上海，在蔡元培研究院担任英文编辑后，林语堂才把妻女接来上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家。
婚后，担心丈夫会喜新厌旧，廖翠凤问他：“人家做了教授，出名了，都一窝蜂地离了黄脸老妻娶新潮女生，你就不赶时髦？”
林语堂坚定地说：“我才不要娶新潮女生为妻，我要的是贤妻良母，你就是。离了你，我活不成呀。”
在当时，林语堂是少数没有绯闻的作家之一。作为畅销书作家，身边不乏女粉丝。他洁身自好，悉心呵护这段不了情缘。
1969年，在台北阳明山麓林家花园的客厅里，林语堂和妻子庆祝结婚50周年。他送给妻子一枚金质胸章，上面铸了"金玉缘"和他翻译的诗歌《老情人》。
他说:这枚胸章，是表彰她当年强有力的决定。50年来一次又一次为家庭的幸福做出的牺牲。
一生一世一双人。新婚夜，林语堂义无反顾地烧毁了一纸婚书；他用一辈子践行一份承诺 、爱和责任。
两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成为婚姻生活的佳话和典范。难怪林语堂得意地说：我们把旧式婚姻过成了美好的爱情！
幽默人生：用艺术的姿态与悲苦的生活过招
林语堂一生顺从自己的本能，对爱情、婚姻、人生做了艺术化的理解。
爱河共渡心暖暖，情海无涯浪涛涛。大女儿如斯婚姻不如意，为情所困，林语堂76岁时，如斯留下一纸遗书，在博物院上吊自杀。
大女儿出生时难产，为了让她健康成长，林语堂和妻子投注了更多的心血。如斯的死，掏空了林语堂的心。白发人送黑发人，悲怆的心境，不言自明。
此时，二女儿林太乙疑惑地问父亲：人生是为了什么？
他安慰女儿，活着要快乐，一定要快乐地活下去！
怎么才能快乐？
林语堂一生受庄子、苏东坡的影响，他从中国道家思想里找到了答案：“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始终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筑在明慧的悟性上达观的人。”
既然生命是悲剧的，就要善待人生，努力工作，尽情享受，学会生活的艺术。从生活的细节处发现真善美，还有无穷的诗意。
他以独有的浪漫气质、理想之光照亮现实，用勇气和信念战胜生活的一切困难，在出世与入世间游刃有余。
一点童心犹未灭，半丝白鬓尚且无”在四十生日之际，林语堂写了这样的诗句。
在外人面前，林语堂是作家，是教授；回到家里，变身为一个童心未泯的大孩子、一个有趣的丈夫。
对生活充满热情，他能将稀松平常的平凡岁月，变着法儿翻出新的花样，活出与众不同的情味。
二女儿的两个孩子是他的玩伴，林语堂将自己小时候的照片裁剪下来，和两个外孙的拼在一起，成为“三个孩子”。
聚会时，林语堂总是大家的开心果，屋里笑声不断，其乐融融。吃猪手时，故意让猪手的“胶原蛋白”黏住嘴唇，嘴巴在一张一合间，吐出长长的“线丝”。
和外孙一起钓鱼，他拿出夫人的指甲油，涂抹到鱼饵苍蝇的翅膀上。他让苍蝇就有了色彩，就不会因为成为大鱼的食物而悲伤。
有时，他看着忙里忙外的廖翠凤，故意藏起烟斗，在屋里乱跑：“凤啊，我的烟斗不见了！”。
待夫人腾出手来帮忙时，又见房间烟雾缭绕，林语堂正调皮地眨眨眼睛，在书桌旁龙飞凤舞呢！
“我是一个孩子，睁开眼睛，注视这极奇异的世界。”
无论悲苦还是顺遂，他一生都保持着一颗不老的童心，一餐饭、一杯茶，认真对待，独处、聚会，都要满怀自在的乐趣。
1976年3月26日，林语堂在香港病逝。四月，移灵台北。至此，他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与美丽的故乡厦门隔海相望。
人生如戏。当他的人生舞台谢幕时，林语堂是否会满意地感慨：这是一出好戏？
他用喜剧的人生态度，看待悲剧化的人生，为平凡的日子加持艺术的智慧，乐观地面对悲苦。洗尽铅华，化蝶为蛹，实现了生命的升华。
他永远是自己的主角，不会总在别人的戏剧里充当配角。
“纵令这尘世是一个黑暗的地牢，但我们总得尽力使生活美满。”
. END .
【文| 鹿鸣】
【编辑| 丹尼尔李】
【排版 | 毛毛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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