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目疮痍的天府之国
四川从秦汉开始，本属自给自足的富饶之地，山川水土养人，人丁自然兴旺。诸葛亮《隆中对》中写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四川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中也云：“蜀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谨，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事实上，历朝历代，四川都是朝廷粮食和兵员的供给地，连宋徽宗和宋僖宗两位皇帝都择为避难之所，可见其地理、环境、资源都是居于全国先列的，是名副其实的天府。
无论中原怎样战乱、江山易主，四川也因高山阻隔，很少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人民生活相对稳定，步步向前。外族入侵，即元蒙和满清的入主中原，四川也免遭铁蹄践踏，生灵涂炭。由于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末明初，朝廷不得不采取强制性的军事移民，即第一次“湖广填四川”，其移民数量达150余万。移民与土著一起，使巴蜀大地再次生机勃勃、繁衍兴旺。据史料记载，明末四川人口已发展到600万以上，还不包括因种种原因损失的以及漏报的人口，可见四川在惨遭元末明初战争摧残后，已逐步恢复了生机。
可天有不测风云。明末清初各方势力因争夺天下而卷起的战火硝烟，再次席卷了四川，而这次给巴蜀大地带来的灾难，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惨绝人寰！从崇祯元年（1628年）高迎祥、李自成发动起义开始，到康熙三年（1664年）清军消灭最后一股势力李亨部（李自成残部）结束，全国长达几十年的战争，使清初整个国家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而四川从张献忠入川到李亨灭亡，其战争长达二十多年，“天府之国”百孔千疮、几近毁灭。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四川巡抚高民瞻入驻成都，四川总督李国英入驻重庆。映入他们眼帘的，是两座空城，两片废墟，“城中绝人迹十三年”，败林荒草，狐兔出没，时有老虎招摇于残壁颓垣，甚是恐怖。尤其是成都，几乎很难找到人烟，荒草疯长，其间布满重重叠叠的尸骨。据说，后来一位老僧雇人把城中两万余口古井中的尸骨运送出城，居然“数十载不能尽。”据李国英手下一位叫刘达的幕僚信中说：“返乎三巴，几乎尸骸遍野，荆棘塞途。昔之亭台楼阁，今之荒烟蔓蒿也；昔之衣冠文物，今之瓦砾鸟鼠也；昔之桑麻禾黍，今之荒烟蔓草也。山河如故，景物顿非，里党故旧，百存一二，握手惊愕，宛如再世。”
又据《清代四川史》记载：在荣昌，当新任县吏张懋尝上任时，不但四下无人，而且虎吼狼嚎，令一行八人无不心惊胆战。天近黄昏，正当他们在残垣废墟间寻找县衙所在地时，一群饿虎从野草丛中猛然扑出，经几个时辰的生死搏斗，最终还是发生了五人葬身虎口的“老虎噬官”悲剧。而四川各州县一样是荒草丛生，几无人间烟火。对此，各地方志均有记载：
井研县经多方动员招集，“仅得街民十七户。”
威远县仅余丁923人（康熙二年）。
简阳县仅剩土著14户（顺治年间）。
崇庆县（今崇州）余丁壮133人（康熙六年）。
乐至县仅存土著27户（顺治年间）。
綦江县仅存247户人家（康熙六年）。
新津县民无孑遗，荒榛满目，土著仅余数姓。
内江县“民出就食，所存者不过数十家耳（康熙二十五年）。
罗江县“土旷多年，田地在荆棘中，乡人存者百仅一二。”
这些记录在地方志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四川通志》总结说：“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流离迁徙，丁口稀若晨星。”而《清圣祖实录》也云：“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事实就是这样，当清朝统一全国后，一批行政官员被派往四川时，辽阔的巴蜀大地仅八、九万人口，多数都是病弱残疾之躯，真乃“万户萧疏鬼唱歌”了。
沉重的奏章与清廷的决策
从顺治十六年（1659年）伊始，满清朝廷派往四川的官员陆陆续续走马上任。起初，这些官员或兴致勃勃或踌躇满志，他们都带着跃跃欲试的心情，奔赴这传说中的“天府之国”，满以为能够在此地成就一番大事业。然而，当他们风尘仆仆来到官署，看到的却是野草疯长，尸骨横陈，鼠蛇乱窜，恶虎逞凶，这样的惨象还能治理？没有人，要想出政绩不也是空谈吗？后来，他们经过跋山涉水多方努力，也只能招回屈指可数的丁点流民。在焦头烂额之际，这些地方官员无计可施，只得提起笔来，纷纷向朝廷诉苦，同时建言献策。一时间，京都朝廷的金銮殿内，四川各地的奏章像雪片般飞来，让皇帝也为之挠心。如四川巡按张所志奏道：“土广人稀，道路榛莽，望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四川巡抚姚缔虞奏道：“四川乡绅应回原籍。”户部复议后也向皇上奏疏：“四川地旷人稀，若居官者尽留他省，则川中人益稀少，愈致荒芜矣。”
对这些实际情况，朝廷当然引起了高度的重视。清初的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因此，从顺帝开始，朝廷就颁布了“四川荒地听民开垦”的政令，但此时战乱仍在继续，收效几乎没有，谁敢在硝烟弥漫中安然置业呢？即使康熙七年（1668年）户部下令“蜀中流民寄居邻省者，现在查令回籍，而山川险阻，行李艰难，地方各官有捐资招抚使归故土者，请敕议叙”，“招抚流民，准量其多寡，加级记录有差。”然而这些政令和措施，依然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战乱中逃出四川的流民毕竟人数有限，多数都是有钱有势的财主乡绅，他们在哪里都会过上舒适的生活，没必要再趟这道浑水。
尽管清初朝廷及四川地方官府对“招回流民”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顺治帝福临更早就颁布了《垦荒令》：“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均广加招徕，编入甲保俾之安心乐业，查本地方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种，永准为业。”甚至还准予“四川荒地，官给牛种、听民开荒，酌量补还价值。”川陕总督岳钟琪也奏请“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但这种只是招回流民的方式，根本无法解决四川的人口稀少问题。这种僵局直到一位有胆有识的地方官员，奏请朝廷采取另一种措施，才逐渐打破，使这一棘手的问题豁然开朗。
这位官员名叫张德地，汉军镶蓝旗人，曾两次任四川巡抚。第一次于康熙初年（1663年）经广元入川，他记录并奏疏：“沿途所见，皆荆榛荒草。偶见一二遗民，皆脸如菜色。行数十里，未见一缕炊烟。城镇无一完整，人烟密集之镇也不过数十户人家。至于村落，仅见茅屋孤立，零落于荒野间，无几人活着。从顺庆经重庆至泸州，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他本打算把省会设在成都，但到此一看，“尽皆瓦砾荒草，昔日之蜀王府，亦长满了蓬蒿”，因此，只能把省会暂时设置于保宁（今阆中），因为这里保存相对完好。张德地第二次任四川巡抚，是在康熙七年（1668年），他把思考多年振兴四川的策略，写成一折长长的奏章上呈了朝廷 ，其奏章曰：“我荣幸地被皇上任命为四川巡抚，来到此地一展宏图。然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深感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唯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方为为臣之道。经多方思考，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美名，唯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四川，除此以外别无良方上策。”
在奏章中，张德地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措施，比如下令让四川省及相邻各省，清查离乡背井的四川原籍人口，登记注册，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而最关键也是最重要的，是他明确提出了“不只招回流民”，而朝廷应当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的省份之民迁来四川，这才是最为有效的办法，才能从根本解决四川人口稀缺的问题。
康熙皇帝深感张德地的奏章言之在理，方法可行，经大臣们多方论证，便决定号召全国向四川移民，开垦，重振天府之国。于是，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的诏书迅速颁布各地，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诏书曰：
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同风，八荒底定，贡赋维周，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尚起江南、江西，助解应用。朕甚悯焉。今有温卢二卿，具奏陈言：湖广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今特下诏，仰户部饬行川省、湖广等处文武官员知悉，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
康熙皇帝的这份诏令，虽然重点关注的是朝廷税赋，却一石激起千层浪，对全国各地尤其是湖广士民无疑是极大的鼓动。朝廷的导向已定，各种配套优惠政策也相继出台了。其政策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肆鼓励外省移民迁往四川耕种，敕令各地官府沿途给予方便，不得轻易阻拦。
二、对各省移民迁入四川者，给予注册登记，准其入籍，“到川编入烟册，移知原籍存案”。
三、入川移民开垦地亩，“准令五年起科”，“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康熙年间还实行盛世滋生人丁，别选清册，永不加赋。
四、对入川贫困者，官府不但拨给土地，还补贴牛具籽种等。为此，朝廷还调拨十万银两解川应用。
五、对入川移民土地垦殖权，朝廷也给予特别规定，强调插占垦殖的土地所有权，即“凡流寓情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永给为业”（只是到雍正六年（1728年）户部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
六、对官府招民的奖励政策也优厚：“四川文武各官招民复业，每百家记录一次，四百家加一级；五百家加二级，六百家加三级；七百家以上不论俸满即升。”对外省官员，只要能招民入川者，也给予提升和奖赏：“有力招民者，授以署职之行，使之招民，不限年数，不拘蜀民流落在外，及各省愿垦荒之人，统以三百户为率。俟三百户民皆开垦，取有地方甘结，另准给俸，实授本县知县。现任文武各官，有能如数招民开垦者，准不论俸满即升。”
这一系列的移民政策，不但吸引和鼓励了各省百姓前来四川开垦置业，而且调动了四川及各省官员们招徕移民的积极性。上下联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就这样迅速开展起来了。
文章来源 :仁寿县档案馆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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