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禁毒日专刊
甘肃靖远 大烟（鸦片）史话
（西部黄河文化走笔丛书·文史卷）
武永宝
一、靖远种植大烟的肇始靖远何时种植大烟？这个问题从没人专门进行研究探讨过，也从没有人提出过令人信服的说法。人们都知道靖远历史上大烟泛滥的程度，有些登峰造极。可是，靖远自何时起开始种植大烟呢？这却是一个谜。
今天，我就来尝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由于自己所处环境闭塞，加之学识浅陋，以及掌握的资料不足，等因素的制约，我给出的答案或许有疏漏和舛误。不过，我的“谬论”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最后，促使有识者拿出有说服力的确切答案，解决了这一悬案，则吾愿足矣。同时，这也是众望所盼的一件事情。
据我考察，靖远种植大烟的历史，大约始于清朝咸丰年间。近代学者慕寿祺先生所著《甘宁青史略正编》记载，鸦片传入甘肃，起初是在道光年间，先在“凉州之武威，古浪所属大靖”始种。“到咸丰时期，各县皆种矣。”也就是说，咸丰年间之后，甘肃各县都开始种植大烟。
根据这一史料推算，靖远种植大烟最早的起始时间，具体一点应该是在1851年前后。这一时间，晚于甘肃最先种植区约10——20年时间。
那个时候，大烟在靖远基本都是偷偷摸摸地种，并没有形成规模。其作用，也是主要用于药物。交易，也是在地下状态。
陆洪涛1920——1925年主甘，这期间的1922年，全面放开烟禁。前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乃是陆洪涛的恩公，正由于张广建在北洋政府那里力荐，作为陇东镇守使的陆洪涛才得以接任张广建的遗缺。可是，二者秉政之策却是大相径庭。张广建竭力禁烟，陆洪涛却是全面放开烟禁。这是何故耶？
陆洪涛之所以出此下策，实是形势所迫，出于不得已。原来甘肃省内各镇守使有八位，号称八大诸侯。这些镇守使原来与陆洪涛平起平坐。忽然有一天，陆洪涛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全省的最高主官，一下子变成了他们的顶头上司。这一来，镇守使们心理有些失衡，暗地里不断给其制造事端，予以捣乱。最后，公然抗命不遵。陆洪涛一时也没了辄。尤其是凉州镇守使马廷勷，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马步芳父），此二人绝对是硬茬儿、歹人，陆洪涛对他们非常忌惮，绝不敢去招惹他们。
八大镇守使除极个别者外，基本都是擅自截留地方税收，自行任免官吏。所以，陆洪涛下达的省府政令难行各镇。陆洪涛政令范围几乎限于兰州附近的榆中、皋兰、靖远、定西等地。为了维持省府的运转，不得已，陆洪涛于1922年，决意放开烟禁。陆洪涛令助手王廷翰拟定章程：“凡种烟之地征收‘罚款’，不种烟之地亦征收‘懒款’……”这个王廷翰就是张慎微先生《兰州春秋》里所说的，省府派来靖远征收禁烟“罚款”的那位“王委员”。王廷翰系陇东人，陆洪涛做陇东镇守使时，就很倚重此人。陆洪涛做了省督军后，又将此人带到省城……
陆洪涛和王廷翰出台的这一政策举措，变相地鼓励人们种植大烟，这给久久暗流涌动的民间种植大烟的冲动，无异于火上浇了一桶油……这期间，大烟的种、运、售、吸一概不禁，并按例征收税赋，广开财源。最初，其广开烟禁的政策实施范围，依然只限于上述地区，尚未在全省推开。
这样一来，靖远迎来了有史以来，种植大烟的第一波高潮。
有趣的是，与之相伴行的，就是靖远城乡吸食大烟的烟馆遍地开花，这等去处竟然公开挂牌吸引烟民前往消费……不过，为了掩人耳目，烟馆二字被土馆二字所取代。城乡间人们猛然抬头，发现有“土馆”二字招牌者，就是烟民们消费、憩息、过瘾的场所。大家对此心照不宣。
关于靖远民国时期种植大烟的总面积几何？以及大烟泛滥的程度，吸食人口的比例，等等，这是一组动态的数字，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变化。这些从没有人给出过确切答案。所以，这里只能根据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的宝贵资料去评估了。一个数字，只能说明三两年的短时期情况，不能当做民国时期的整体情况来看待。这是提醒读者朋友们必须注意的一点。
1.上报省府的3万亩之说。根据确凿的资料显示，靖远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开烟禁的当年，上报省府的大烟种植面积为3万亩。上解税收（当时名曰“罚款”）18万元（银元）。实际情况是，18万元的上解（罚款）数字是真，而实际种植面积，县政府当局从中是藏有“猫腻”的。也就是说，隐瞒了实际的种植面积。那么，当时的实际种植面积是多少呢？
2.预测的12万亩之说。按照张慎微先生《兰州春秋》里的记载，靖远的大烟种植面积，1922年，上报的是3万亩，实际的种植面积是12万亩。二者比较，差距何其大耶！查阅民国时期的各种官方档案资料，有关大烟问题的记述颇多，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确切的统计数据。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明禁暗纵……有些东西是不能完全拿到面子上的。不仅靖远的情况如此，就是全国的情况依然如此。所以，要百分百搞清这一问题，几乎不可能。很多这方面的数据都是大概推算的结果。张慎微先生提出的这一数据，很显然乃是当时坊间通行的说法而已，而非官方确切统计的数据。当然，这一说法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后来，到了靖远大烟种植的最高峰的1933年左右，12万亩的数据已经被远远地突破了。
3.实际总数的40％之说。《民国时期靖远县情录》第三集，第124页，显示，民国三十七（1948）年，靖远的土地总面积为78.40万亩，其中可耕地面积为47.69万亩，包括水旱地。那么，当年12万亩的数据，仅占其25％（1933年，芦塘、五佛、一条山、中泉部分村，一并划归景泰，若是以此为基数计算，12万亩应该占到总可耕地面积份额的20％以下）。这是1922年初步放开烟禁时的数据。根据民国时期靖远大烟泛滥的严重程度，尤其在1933年前后的最高峰期，靖远的大烟种植面积，推算起来应该达到20万亩的水准。也就是说，靖远大烟种植面积占据总耕地面积的40％左右。几乎占据全省的十分之一。这一比例，和全国一些产烟重灾区，比如四川等地，几乎一致。
有以下因素导致了靖远大烟种植数据的飙升。
在冯玉祥属下刘郁芬主政甘肃时期，“依然靠烟亩罚款和收烟土税作为重要财政来源”。冯玉祥部此时曾经“增编师旅十数，兵源给用，悉数取自地方。”加上军阀混战所需，人民的负担超重。甘肃贫瘠，苦甲天下，供养庞大的军队和政府人员开支，就甘肃地方常规收入，那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于是，官方暗中极力怂恿民间更进一步扩大烟土的种植面积，因为种大烟是一条捷径啊，种大烟可获暴利，藉此以弥补军政开支。冯玉祥部还曾利用行军、部队换防等作掩护，从陕甘往京津地区大宗走私、贩运、买卖鸦片。
由于上述原因，致使此时的靖远，大烟种植和泛滥的程度比陆洪涛时期加剧了无数倍。
种大烟是官民两利的事情，由于暴利的驱使，老百姓的处世哲学是，只要你官方放开、不禁，那么，民间则千方百计地设法多种、广种，会玩出令当政者瞠目结舌的各种戏法来。种植大烟获利往往是粮食的几十倍，甚至百倍。所以，人们敢于将超40％的土地拿出来种大烟，而不种粮食。人们以为钱多，就会有恃无恐，可以随便购买粮食的。
谁知，一场意外的天灾，给人们当头一棒。这场天灾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并且是血淋淋的……
4.种植大烟面积超大所受的老天惩罚。民国十八年，也就是1929年，甘肃发生严重大旱灾和大饥荒，曾导致饿死300万人口的惨剧发生。这一恶果，一方面与冯玉祥部刘郁芬之流漠视民生，继续横征暴敛钱粮，以及赈灾不力有关。另一方面，与甘肃多年来大面积广种大烟，而使得粮食种植面积锐减，从而导致粮食短缺有很大关系。这一观点，为学术界所公认。
我在《靖远民国十八年粮荒大旱灾90周年祭》这篇文章里，描述过这样的场景：有人怀里抱着金钱饿死在靖远的街头。由于人们广种大烟获得暴利，人们的手头并不缺钱。每个饥民怀里都揣有一把白元（银元）之类。人们遽然遭遇民国十八年这样的巨灾，大半个中国都缺粮，粮荒面积之大出乎想象。所以，缺粮不缺钱，是那个特殊年景出现的极其奇葩的怪现象。于是，人们只好怀揣金钱活活地被饿死了……
1.靖远市面大烟价格的演变情况。张广建督甘期间，1915年后，由于严禁大烟，结果导致鸦片的价格大涨。在兰州和靖远一带，一两鸦片，大涨至十个、十一二个白元（大洋）。或者，价值十两纹银。
按照张慎微先生在《兰州春秋》一书里提供的换算信息，同时根据“烟价涨，粮价落；烟价落，粮价涨。”的规律，以此来推算当时烟土的价值，那么，一个白元，能购买30多斤白面，这个时候一两大烟（10个白元）就值300——500斤白面，400——600斤麦子，相当于当时的20斗左右吧。这个价位，同时约值22匹土布，300斤猪肉。可见，此刻大烟贵重无比，这是大烟最值钱的时候。这样的行市价格，穷人那是绝对消受不起的，消费大烟只能是绝顶富豪们的事了。
市场是最敏感的。烟土价格的演变，反映着市场的晴雨表。陆洪涛督甘期间，1922年后，由于放开烟禁，大烟价格一路狂落。春节过完，放开烟禁的消息一传开，一夜间大烟价格回落。早期私藏大烟者，在高价位时惜售。这时获悉省府放开烟禁，都拿出来赶早买卖。否则，等到夏秋季大烟丰收时，旧的存货那就彻底不值钱了。所以，风声传开，大烟价格降至每两七、八个白元（大洋）。后来，在每两四个白元站稳脚跟。
是年，夏秋季大烟大丰收，每两大烟价格落至二个白元，这成为常态。这个价格维持了一二十年的时间，可谓久矣。在民国靖远广种大烟的年代，“两元”价成为一个基本的标式。
2.靖远大烟最高亩产量：80两。关于民国时代亩产大烟的产量，各种资料记载不一，出入往往很大。外省有每亩产烟300两，150两，100两等记录者。而甘肃方面的诸多资料都显示，亩产最高纪录是80两。这必须是黄河边的上好的水浇地，方可。一般70两。旱地由于受限于降水，一般产量较低。50两，30两，不等。而旱地若是雨量充沛的年份，大烟长势甚至比黄河边的水地还要好，收成还要高些。
省内、省外的记录差距为何这么大呢？有学者认为，大烟初收时呈乳白色液体状，水分很大。经一夜沉淀，缩水，收割入库的烟桨遂成褐色凝固状，但其中水分依然较多。然后，经过大锅慢火熬制制作，最后，变成成型的烟土。生烟，于此变成了熟烟。
这样一来，由于上秤的时机不对，称量就有了很大出入。其实，全国各地大烟的亩产量应该是大同小异，基本一致的。
靖远大烟亩产最好的记录是80两，这是熬制缩水后熟烟的称量记录。
3.靖远大烟收益及税收情况。大烟成为靖远人的重要财富，一度甚至成为一种货币形式在市面流通。人们交易的时候，不用钱币，而直接用烟土即可。靖远人还将其称为：“黑金子”，这大概与其褐黑色的颜色有关吧。
（1）大烟经济促使城乡居民收益增加。当年省府开烟禁的消息一传开，无论城乡士绅，还是市井贫民皆如癫如狂，人们都以为发财的机会到来了。大烟金贵啊，人人都可以种植，获得高收益，谁不趁机发财，那就是傻子。
所以，1922年放开烟禁之初，估算全县种植大烟亩数为12万亩。老百姓的收益，按市价计算，每亩产烟50两（平均值），每两大烟市值2白元，就有1200万元的毛收入。抛去上解省府、县衙，及乡、村的税赋、提留、杂捐，以及人工、运费、水费，等等费用，那大约尚有800～1000万元留在民间老百姓的手头。按照张慎微先生的换算方法，当时靖远人平均有100多白元的收入。而这些银元装成箱子垒起来，起码能赶上西安的城墙那么高……简直遍地都是钱。
所以，靖远的城乡经济由于种植大烟而显得相当活跃，城乡居民一定程度上普遍有所收益，这是基本事实。
（2）《一股银水流向靖远》所带来的商机。曾经一度，天下的银钱都潮水一般涌向大烟重灾区靖远，资本流入的目的在于牟利，在于利滚利……民国时期北京的《世界日报》，就曾用上述标题报道过靖远烟害的情况。张慎微先生《兰州春秋》也记载，那时在靖远街头人们手里拿着二三十个白元（银洋），在手里把玩，哗啦啦响，到处乱窜，寻找商机，乃是常见现象。这与那时其它极端落后、困苦的陇中地区相比，算是罕见、独特的一景。确实有些夸张哦！要知道，白元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值钱的……一般人都用麻钱，是用不上白元的。俗话说：财不露白。意思是，即使有白元，也不要轻易露出来让人看到，以免让人见财而起歹心……由此可见，靖远的整个社会经济一时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景象。
（3）广置田地多盖房。民国九年（1920）大地震后，天灾加人祸，人们深陷苦难之中。忽然，政策风向转变，一夜间广种大烟，使得很多人一下子暴富起来……人们有钱后急于做两件事，一是扩张地盘，广置田地。田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手中有余钱的人乘机拼命购买田地，有人因此由贫农一跃变成地主……足见其疯狂。二是盖房子。大地震使得城乡居民的原来房屋都倒塌了，大家临时搭建窝棚之类居住。现在有钱了，于是，城乡居民疯狂盖房子，到处兴起基建热，城乡一片繁忙景象……的确，大地震后的靖远大地，人们由于种大烟而迅速摆脱生存困境。张慎微先生《兰州春秋》对此有记载。景泰胡麻水村（当年属于靖远）的卢守骞老先生，著有《胡麻水史话》一书。他回忆说，他们家据老人说，就是自此步入富裕之境的，家道得到彻底改观。原来无房住，住窑洞。家人吃不饱，要饭吃。这个时候，家里盖起了新庄院……他还说，据老人们讲，种植大烟高峰期历时十四、五年之久。即1922～1937年之间。卢守骞的说法，与历史事实是相符合的。抗战兴起后，国民政府对于烟害，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严禁政策，大烟的种植与贩卖受到限制……但并未禁绝。
（4）烟害的负面情况越来越严重。长久广种大烟，人们最初的确普遍有所受益，但是到了后来，事物的发展走向反面，人们反倒深受其害，而且贻害无穷。一方面，靖远人民并没有因此真正走向致富道路，反倒陷入相对的贫困境地。另一方面，由于城乡人民广泛吸食大烟，导致成瘾不能自拔，最后倒卖田产，死于沟豁……由于烟害而家破人亡的惨剧时时在城乡大地上演着。
这一切究竟是为何呢？
一是，水涨船高，官府的搜刮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当年，上解省府罚款（税）18万元。根据张慎微《兰州春秋》第二十回145页记载，民国十二（1923）年，也就是靖远放开烟禁的第二年，靖远大烟种植面积迅速扩散，仅仅上解给省府的罚款就上升到30万元（白元）……
后来，到了1933年前后，靖远大烟种植的最高峰期，大烟面积达到惊人的20万亩，每亩大烟的罚款（税）由最初的3元，后来涨到10元，15元，甚至最高纪录出现过20元。上解省府的罚款（税）也暴增至近百万元。试想一下，这样一来，除去其他各种费用，落到农户手里的收入能有几何？真是：多乎哉？不多也！
二是，高利贷盘剥。农户种植大烟偶尔周转不开，一旦与高利贷有染，就成了还完的债。烟农的收入，被迫转移到了高利贷者的手里。
三是，人们自种自吸大烟，即抽坏了身体，又败光了收入，甚至整个家业。大烟的泛滥，致使灾祸频仍，让人们苦不堪言。其反作用的弊端，于此显现无遗。
四是，地方上的各种杂捐。俗话说：民国万税！那个时代的税捐多得匪夷所思。正常上解给省府、军方的赋税之外，靖远地方上往往还有莫名其妙的一些地方性杂捐。有什么“公厕捐”，“粪捐”，“布捐”之类。为此，有文人专门编撰对联讽刺曰：“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唯有屁无捐。”
五是，由于大烟泛滥，到了后期，大烟价格暴跌，农户的收入锐减。人们期待种植大烟获得暴利的企图，被现实打得粉碎。故，广种大烟，带给人们的实际收益有限。
显然，种植大烟那么丰厚的收益，基本落入官府、部分富户，以及高利贷者的手里。受益者是极少数，仅仅催富了一大批的“大款”，而绝大多数的人民则反倒成为受害者。这就是鸦片重灾区受益关系颠倒颠的悖论……这就好比今日挖煤开矿的煤老板，他们攫取了巨额财富，而将贫困的帽子残酷无情地甩给了占据着这片矿产土地的主人——大多数老百姓。
1.城乡吸食大烟者两万人。根据《民国时期靖远县情录》的记载，1935年，靖远县总人口七万多，不到八万。而城乡吸食大烟者比比皆是。
以前，严格禁烟期间，烟土价格飙升至令人望而生畏的高位。一般人就是有烟瘾，也只能强忍着，那是抽不起的。而放开烟禁后，家家户户种大烟，很多人“自种自吸，犒劳自己的辛苦。”再加上烟价跌落千丈，普通人都能抽得起了。所以，瘾君子人数呈几何级数暴增。
2.全民几乎与鸦片有染。当时，可以说靖远全民都与大烟有沾染。那个时候，人们将大烟当药用，谁的肚子痛，或头疼感冒什么的，就服用大烟。孩子生病，大人就给其“喷一口烟”来治疗……大烟籽种，可以榨油，成为食用油，人们普遍食用之。作为大烟的重灾区，有人虽未成瘾，但是，成人中间，尤其是男性，几乎都有过尝试抽大烟的经历。这有老人们的回忆可以佐证。从这个意义上说，靖远品味过大烟“美味”者，几乎百分之百。
3.上报省府的吸食大烟人数。根据有关数据，1935年，靖远上报省府的成瘾者有七八千人，这已经占到总人数的10％。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城乡的瘾君子，也就是“黑籍”人士总数，恐怕有近两万人之多。有民间歌谣云：“大烟割了两碗半，家家户户吃大烟……”
人力车夫，驼帮，马夫，刮水车者等重苦力劳作者，几乎百分百是大烟鬼。有人回忆，县衙等机构公务人员，“烟民”比例高达80％。这些人养尊处优，待遇优厚，又有丰厚产业，所以，吸食成瘾者比例极高。
4.真实的20％的吸食比例。按照靖远城乡两万的“瘾君子”比例推算，占当时总人口的28％。最保守的估算，也应该在1.5万左右。占当时总人口的20％。这样的比例，高于当时的全国比例。作为鸦片的重灾区，这一比例虽说有些惊人，但却是与其重灾区的地位相匹配的。
关于20％的比例，有一份当年的档案资料可以佐证。据《民国时期靖远县情录》第三集第22页记载，民国三十一（1942）年，有一份《省派专员江较鹏向省政府陈述靖远县乡镇长受豪劣之威赫顿生颓志之现状》的呈文，其中说：
靖远大烟生产颇丰，“然其所败者，实受烟毒之害尤深……除未成年者外，男女人民中十有五、六吸食鸦片……”
那个时候，社会的未成年人占总人口的1/4多一些吧。以成年人中十之五、六的吸食比例，中和一下，靖远烟民占总人口的20％的比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5.烟祸之害亘古罕有。烟瘾之祸害，有文献记载云：
“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即白刃加于前，豹虎逼于后，亦唯俯首受死，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奄奄若病夫初起。”
总之，大烟给靖远人民带来了一定收益，这不假。但是其副作用，则贻害无穷。民国时代，横行靖远大地的灾祸有六大灾祸：水灾，旱灾，狼灾，烟灾，兵灾，匪灾。其中的烟灾一说，就是指大烟带给人们的创痛。
1.天下人闻风而动，如蚁趋骨，奔向靖远。1930～1935年左右，是靖远种植大烟的最高峰期，靖远城乡出现了一种空前的畸形繁荣景象。曾一度获得了“小北京”和“小兰州”之称的雅号。这一时期的靖远，之所以被外来人冠以这样夸张的称谓，绝对是有来头的。说起来，这一切都与大烟的种植、泛滥、贩运等有关。
靖远作为声名在外的大烟毒品的重灾区，傻子都知道这里有利可图啊。于是，大家都争相前来淘金。商人看到了商机。贩夫走卒之类，则看到这里有饭碗。其余闲杂人等都觉着这地儿能蹭生意、讨生活……连那些省府官员都觉得这里有油水可捞，于是，隔三岔五前来催罚款，检查工作，混吃混喝，附带着借助权力敲诈、捞钱。土匪、地痞则乘机兴风作浪，招摇市井，渔利百姓。
总之，天下人都是闻风而动，如蚁趋骨，向靖远这弹丸之地，蜂拥而来，有点势不可挡的样子。所来者，几乎全国各地籍贯的人都有，什么职业的人都有。一时将靖远城搞得沸反盈天，热闹程度达于空前绝后的程度。
2.靖远“铧尖子”，民国时期最大的劳动力市场。靖远“铧尖子”是一个值得大书一笔的地方。这个地方，靖远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民国时期这里曾经是靖远地界最大的劳动力市场，这一历史知识，却是很少有人知道的。所以，在此有必要着力给大家推介一下。而靖远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则在靖远汽车站的大车站一带。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事。
当年，每逢收割大烟的热闹季节，那些凭苦力挣钱养家者，自四面八方蜂拥而来，在靖远西关的“铧尖子”这地方云集，多如过江之鲫。于是，这里遂自发形成一个每日约有千人等待雇佣的劳动力市场……靖远地界种植大烟的大户人家，谁家的地里收烟缺人手，就来到这里挑选……
根据张慎微先生《兰州春秋》一书第19回的记载，当时靖远“铧尖子”劳动力市场上，“南杆儿”所占比例最多，大约占六七成。其余，则为“条杆子”，以及陇东、陕西来客。一般情况是，“条杆子”是抢手货，最易被雇佣。陇东、陕西人次之。“南杆儿”则不易被雇佣。
所谓“南杆儿”主要是指会宁、通渭、静宁、秦安、甘谷、天水、陇南一带人。张慎微先生给出的解释是，“南杆儿”最初来靖远宝地，两手空空，每人只带着一根“鞭杆子”……这些地方又都处在靖远方位的南边。故，此地来人曰：“南杆儿”。“南杆儿”来靖远随身携带的那根“鞭杆子”，一来准备给东家放羊，二来用来防身打狗……多少年过去后，很多“南杆儿”结果都在靖远立住足，发大财，成了一方财主。为此，有人也解释做：“南杆儿”，是指南边来的人能干有为的意思。这样的解释似乎也颇有道理。由于这个缘故，靖远人中间还产生了一种有趣的说法，即“发客不发主”之说。意思是靖远这块宝地很容易让“南杆儿”这些外来客发家，很容易养住外地人，而本地主人却反倒在此困窘，不容易发家的……其实，无论怎样解释，“南杆儿”一词显然带有一丝不可回避的地域歧视性质，这一点是抹不去的。其中，也透露着靖远人的某种地方优越感。不细说它也罢。
3.一则关于“南杆儿”和“条杆子”的有趣谚语。所谓“条杆子”，就是指黄河上游的榆中县条城（青城）一带人。靖远大烟收割季节，东家一般都喜欢雇佣“条杆子”。因为“条杆子”心灵手巧，收割大烟干净利索，最让东家放心。而“南杆儿”与之相比，就差很远了。“南杆儿”割烟下手很重，往往直接将大烟骨朵“割透”，使得烟桨内渗，从而给东家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南杆儿”在劳动力市场颇受冷遇。东家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肯雇佣“南杆儿”。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细思起来，其实道理很简单，这是因为“条杆子”与靖远人同处黄河边的水田环境，务弄黄河边的大水田地庄稼颇熟稔。而“南杆儿”一般都来自干旱山区，对于黄河边的水地庄稼务弄颇生疏，只知道一味“下蛮力”，缺乏“巧着”，手脚显得笨拙，因此，造成东家损失，令东家为之叫苦不迭。若是等待“南杆儿”熟悉了割烟的一切程序后，其劳作手段和成绩，那是一点都不逊色于“条杆子”的。
根据张慎微《兰州春秋》记载，当年曾有这么一则流传甚广的有趣谚语：
宁要条城取股子，
不要南杆儿倒肚子。
笔者将这样的谚语录此，绝无刻意要嘲谑哪方人的意思，作为曾经的历史文化的存在，这则谚语所蕴含的文化属性毋庸置疑，其传承价值也正在于此。大家读此，会意一噱，即可。这应该是当年靖远厚重的“大烟文化”所衍生的附属品而已。
4.各种闲杂人员，生财有道。当年，尤其是那些不务正业的闲杂人员，更像苍蝇一般多，在靖远县城，以及大烟田地间周旋着，晃荡着，牟取利益。诸如：尼姑，和尚，道士，宗教迷信类的各种信士、弟子，等。另外，耍武的，弄棒的，算卦的，练摊的，耍猴的，套圈的，风水先生，挑担担的货郎，京、津、晋、川等地杂货商人，妓女，倡优，等等。此外，还有唱戏的……这类人就显得更是复杂了，可谓五花八门，鱼龙混杂，什么货色都有。其中不无以色情、演艺兼有者。有唱莲花落的，唱流行歌曲的，唱河南坠子的，唱河北梆子的，唱秦腔的，唱眉户剧的，唱花儿的，唱小曲的，等等，不一而足。
这么多闲杂人到了靖远，基本就在街头和田间地头，卖力地演唱，或者丢丑、搞笑，来挣钱。当然，也挣大烟。挣来大烟也是钱啊，而且，挣大烟更为容易。在地头这么一唱一折腾，将主人搞烦了，随手送给一抹大烟桨，赶紧打发走人啊……没有“唱功”贡献者，如僧、道、尼，乞丐，无赖，等等，则在田间地头耍赖，强行硬要啊，不给就不走人……
这些闲杂人，于大烟收割季节，满城乡一天转下来，若是走运的话，集腋成裘，积少成多，最好的收益，一天竟然有二、三两烟膏的收入，这可是好几个白元的价值啊，足以令人瞠目结舌。
5.劳动力市场的工价情况。民国时期劳动力市场的工价问题，是个有趣话题，很值得探讨一番。根据张慎微《兰州春秋》的记述，以及我所掌握的其它资料，表明，靖远当年在收割大烟的最高峰期，上等劳动力很吃香，雇佣也是最频繁的。这个时候的劳动力工价最高，达于顶峰状态。
高峰期：1块白元（大洋）加管饭。
平常期：200个麻钱加管饭。
根据民国时期各种币值的换算关系，靖远市面情况如下：
一块白元等于150枚铜元（有上下浮动）。
一块白元等于500枚麻钱。
一枚铜元约等于3～5枚麻钱。
由此看，平常时期，靖远在民国初年，市面上的劳动力价格约为一天200枚麻钱，同时管饭。而到了酷暑天收割大烟高峰季节，工价则涨到了500～600麻钱，还要管吃住。这相当于1～1.2个白元。此刻，貌似精壮苦力者工价很高，收入不菲啊，可是，他们与那些闲杂人员在大烟地头瞎磨叽蹭烟膏的收入比较，尚远不及他们。闲杂人员有时候一天要糊弄价值好几个白元的烟膏……这颇令人感慨。由此观之，自古以来，世道之不公如出一辙啊。这就是：埋头苦干实干的，他娘个腿，永远比不过取巧瞎胡转的！
6.大烟泛滥，催生文化的繁荣。那个时候，来到靖远的“文艺团体”，那可是多得不可胜数。有人研究说，这极大地带动了靖远戏剧，尤其是秦腔的大繁荣、大发展。靖远作为“文化大县”，享誉陇上，这应该与这些外来的庞杂的“文艺团体”的助力，与它们带来了许多新的外来的文化元素，融入到了本土文化中，从而壮大了本土文化，提升了本土文化品位，是有绝大关系的。观此，诚然，信然。
7.秦腔名角麻子红与“牛头罐”。当时，就连名闻陕甘两省的秦腔巨擘，须生泰斗麻子红——郗德育，也是“降尊纡贵”来到靖远。只见他和助手一起抬着个“牛头罐”，在黄河两岸巡回赶烟场子……唱戏挣大烟。
麻子红在地头随便瞎吼一嗓子，由于“粉丝”效应的关系，人们便争相往“牛头罐”里抹烟桨。一天到晚，“牛头罐”里竟然有百十两的大烟膏……这可是要值几百个大洋的收入啊。
按理，这样的名角，类似今日的明星，那绝对是高收入者。据说，当年他在大军阀马步青的武威府邸里演出，马步青一次赏赉给他50个白元，人们就以为很多啦。可是，这与他在靖远赶烟场子一天的收入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50个白元，仅仅是其1/4而已。这就难怪这么大个名角儿，在西安、兰州的戏台唱得风生水起的明星、万人迷，会跑到靖远这不起眼的小地方的田间地头瞎捣鼓了……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啊，大明星到靖远，皆为利所驱使。
一般的三教九流的挣大烟者，手中持有的罐子都是巴掌大小，为马口铁材质，盈盈一握，最多盛装三、四两大烟的样子。而麻子红的罐子，叫做：牛头罐，镔铁制作，竟然有簸箕般大小，一口气能装一二百两……这真是大明星，架子大，胃口也大啊。这也反映出此人的贪欲，实在是有些太甚了。
那时候大多数的匠人、唱把式都有很厉害的大烟瘾，麻子红——郗德育，当然也不例外。据说，麻子红在大幕之后，不吸足大烟，过足瘾，任凭锣鼓敲得震天响，观众万般呼唤，就是不出台露面……
8.各路名角儿，纷纷前来靖远“赶烟场子”。麻子红只不过是当年来靖远牟利艺人的典型代表，这期间，曾唱响陕西、甘肃的许许多多的艺人、名角，以及戏班子，都曾来过靖远进行演艺活动。说是前来献艺，搞文艺活动，其实说穿了就是前来牟利。这种行为，也叫做：“赶烟场子”。
“赶烟场子”，各类货色的人都一起前来凑热闹。靖远当年大烟丰收和收割季节，“赶烟场子”者多不胜数。演艺圈人士来此更是频繁……什么闻名关陇的梓娃（朱怡堂）、关娃（关雪亭）、天启娃（牟云青），等等，均来过靖远“赶烟场子”。他们分别是唱秦腔、眉户剧、兰州小曲的。其他如：王文鹏、牛百顺、李正文、苏牖民、耿忠义、崔晓钟、刘金禄、丁振华等甘陕秦腔名家，也前后来靖远献艺、赶烟场子……秦腔大戏一时间演红靖远城乡。这一切对于催生地方的经济、文化、市场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客观上也极大地提升了靖远地方的知名度，以及文化品位。靖远曾被冠以陇上“文化大县”之称，应该与此有关。
9.“小北京”与“小兰州”之称号。综上所述，由于上述种种原因，靖远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曾被人们冠以“小北京”，“小兰州”的称号。其由来，就在于此。
前面已经叙及，民国时代的中国，是世界毒乡之最。四川是中国的毒乡之最。甘肃当然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的毒乡之最了。因为，甘肃与四川、陕西、云南、贵州并列成为那个时候全国比较稳定的五大毒乡。排名在全国数十个省的最前列。
而靖远县，由于种植大烟面积之广，泛滥程度之烈，影响之大，吸食者比例之高，等等，从这些综合因素考量，完全可以视作甘肃的毒乡之最。
我们看到许多资料，以及论文，都将靖远列为甘肃的毒乡重镇，排名基本在最前列。
就拿最初的1922年的数字来说话，靖远种植大烟面积12万亩，全省的统计数字是92万多亩，靖远其中所占比例为13％。哪怕，有人考证说，92万亩的数字不实，而甘肃当年大烟的实际种植面积有近200万亩之多，那么，按此算来，靖远12万亩所占比列也在二十分之一多。要知道当年的甘肃有80个县。由此不难看出，靖远为甘肃的毒乡之最，当属实至名归。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种植大烟需要上好的水浇地，靖远黄河两岸的自流灌区，水车灌区，土地肥沃，土地面积也颇宽广，加上黄河盆地良好的自然环境气候，这一切都为靖远成为甘肃毒乡之最，提供了基础条件。靖远当年所产大烟，可谓质优、量大、色佳、味美，颇受市场的青睐。
后来，进入三十年代的最高峰期，靖远种植大烟面积超过20万亩，这个时候，靖远大烟种植面积的排名比例更是提升了许多。根据有关学者考察，民国25年，即1936年，靖远产大烟700650两，位居全省第二，仅次于武威。而这年的外销量则达到惊人的一百多万两，位居全省第一，远超武威。这一资料，见尚季芳、但唐军《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一文。
所以，靖远在民国时期，从产烟量、外销量、税收量，大烟在整个农业生产中所具有的地位，以及民众的可怖的高吸食比例等因素综合考量，绝对稳坐甘肃“毒乡之最”的第一把交椅，这一结论应该是没什么异议的。
全国各地流传下来的关于大烟贻害无穷的歌谣颇多。靖远作为烟害的重灾区，号称“甘肃毒乡之最”，也有不少歌谣在民间悄然流传着，反映了民国时代大烟与地方民生的深刻关系。可以说，大烟渗透到了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人民群众对之哀之、怨之，可又是依赖之、期盼之。
大烟真是将人们捉弄得欲生不忍，欲死不能，生不如死，昏昏然，噩噩然……有点找不到人生之北的感觉。下面这首歌谣所反映的内容正是这样，这首歌谣乃是笔者从糜滩老家老人那里搜集到的。读之，大家一定会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
闹 洋 烟
正月里来是新年，
民国吸食鸦片烟。
一天睡觉黑了喧，
分不开阴阳颠倒巅。
看去好像活者呢，
眼前的水灯着者呢。
看去就像死者呢，
两个眼睛挤者呢。
二月里，龙起身。
庄稼人拾掇着把地种。
种了麦子种豆子，
丢哈（下）些好地种大烟。
三月里来，三清明，
大烟苗子冒顶顶。
你这个东西甚不大，
不大的东西把人害哈（下）。
四月里来，四月八，
大烟在地里把根扎。
根子深来叶又大，
里里外外花挨花。
五月里，五端阳，
大烟地里起桩桩。
勤浇水，土拥上，
沟沟行行好排场。
六月里来，暑伏天，
大烟花开真好看。
开不完来落不完，
结哈（下）的骨朵圆又圆。
七月里来，秋风凉，
收烟的人儿来放浆。
早上割开浆口口，
却害怕晚风凉飕飕。
八月里，月儿圆，
大烟地里收拾完。
拔哈（下）杆子摘哈（下）头，
留哈（下）些籽籽儿榨上些油。
九月里，九重阳，
手端银灯上牙床。
镔铁盘子团团转，
盘里面塑的是八仙。
十月里来，冷寒天，
吃大烟的人实在难。
眼泪汪汪鼻子酸，
肚肚肠肠不安然。
十一月，冬至节，
亲人朋友来劝我，
若是我把心改过，
给我送上个金银盒。
十二月，一年满，
家家户户过新年。
人家拾掇着过年呢，
我却拾掇些大烟过瘾呢。
十三个月，多一月，
亲养的儿子不叫我大（爸）。
我有心悬梁上吊去，
却怕阎王爷收去闯嘛哒。
文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先生，写过驰名中外的一部中篇小说——《红高粱》，这为他带来了殊荣。《红高粱》是描写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县东北乡的特产红高粱的。其时代，也恰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这与靖远是毒乡之最的时代是同步的。
小说寓人于物，归根结底，都是写人的生存状态的。红高粱只是一种象征而已。
每读《红高粱》，尤其看了张艺谋根据小说所拍的同名电影，眼前那站立着的红高粱，红彤彤一片……总是令人血脉贲张，感奋不已。那些红高粱身边生活的鲜活的人物，所演绎的故事，总是令人难忘。
试想一下，和《红高粱》同时代的那个年月，我们靖远人的脚下这片肥沃的黄土地上，曾经种满令人亢奋，又令人惶恐不安的罂粟……那血红色艳丽的花朵，摇曳着，向四周空间倾吐着迷人的气息……与这罂粟有关的人们，同样演绎了一曲曲悲壮、缠绵的故事。可是，我们没能将这些故事，写作成为有影响力的文艺作品，这是我们本土文艺工作者的一大遗憾。
于我而言，年届六旬，已有“廉颇老也”之虞。而时代和世事也以魔幻般的方式，飞速发展着，演进着，电脑、手机，人工智能的崛起，网络文学的异军突起，这让我们这些“老写家”目不暇接，难以适应。每每慨叹自己已落伍于时代了……
眼下，我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尽力整理我所掌握的海量般的兰州与靖远黄河文化带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料。我不去做这些工作，这些宝贵东西可能就会永远湮没于历史尘埃里。本人是学历史专业出身，有些地方文史资料之珍贵，其传承价值可期，唯有自知之也。当然，这些资料也只有我有所掌握，不去整理、挖掘，真的就会散失掉的……这是一件没有任何报酬的工作，有些吃力不讨好，甚至还要遭误解者谩骂、戏谑之。但痴心不改。
我们呼吁和期待，靖远地方文学大家的涌现，以及震动文坛的传世之作的横空出世。我作为一个老文化人，和自己的作品一道，甘愿为之做一块“垫脚石”吧。能为其增加应有的高度，做一份贡献，出一份力，这就是我默默地做这些繁杂苛重工作的全部意义所在。
参考资料：齐磊、胡金野著：《中国禁毒史》；褚宸舸著：《晚清时期西北的烟毒及禁政》；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正编》；尚季芳、但唐军《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张慎微著：《兰州春秋》；《民国时期靖远县情录》；《靖远县志》；以及其它历史文化资料，等等。
2020年1月15日写于陇上平川陋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