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中兴说萧后】
（萧太后沙雕/来自网络）
经历辽景宗“中兴”之后，大辽王朝又接着进入了圣宗“盛世”时代，辽朝国力达到极盛，与北宋关系进入了势均力敌的新平衡状态。
圣宗12岁即位，在位41年，多半时间朝政由其母后、声名赫赫的萧太后萧绰摄政和实际掌控，甚至在她和儿子圣宗去世若干年后，辽朝依然沿用了她在世时制定的政策。
（拙作之一）
有辽一代，耶律氏皇族与萧氏世代结亲。
人们一般所说的萧太后，是指辽景宗耶律贤的正宫妻子萧绰（小名燕燕），也就是辽圣宗之母，即后世追谥的承天皇太后。
通过评书演义《杨家将》的传播，萧太后被人们耳熟能详。
982年辽景宗去世时，寡妻萧太后年方29岁。
她是为辽朝的巩固和发展建立卓越功勋的伟大女性，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政治家、军事家，她不仅深明大义，虚心纳谏，而且用现实主义政策管理臣民和朝政，从而赢得了包括汉人官员在内的全体国民的爱戴。
萧太后也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性将领，亲手创建了自己拥有一万精锐骑兵的斡鲁朵，甚至年过五旬时还亲率军队在前线对垒。
作为《杨家将》视角看待她，给人感觉萧太后杀伐果断、说一不二、独裁专断，其实历史中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如果要真正厘清中兴辽朝的功绩，萧绰当不次于其夫君辽景宗。
景宗驾崩时，曾托耶律斜轸、韩德让辅佐年幼的圣宗。萧太后不仅信任斜轸、休哥等契丹重臣，而且重用汉臣，以为巩固江山社稷之要。“（室）昉与韩德让、耶律斜轸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析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辽史。室昉传》）
重用汉臣意味着采用中原封建制度和农耕文明治理国家。萧绰在配合景宗改革穆宗时期苛律基础上，注重法律宽严相济，并从法理出发，对辽朝法律进行了重大变革。
其一是改变原法律中残余的奴隶制社会影响，开始保护奴隶地位，缩小奴隶和奴隶主在法律方面的巨大不平等；
其二是改变原法律中汉人依汉律（即唐律）、契丹人依藩律的法理基础，即全体国民无论藩汉，均采用汉律，这样既保证了法律层面的国民公平，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同罪不同罚”、对汉人和渤海人歧视的法律。
萧绰还整顿吏治，无论官员出身任何民族，在仕途中作出突出成绩者，均一视同仁进行表彰、赏赐或晋升，反之，即使是出身于契丹皇族、贵族的官员，如果业绩不彰、民怨沸腾，也一样被叱责、降职或法办。
（萧太后/来自网络）
北宋大军虽然在高粱河一战中被辽军击败，但是新兴的王朝能够实现中原大部的统一，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而且不断磨刀霍霍图谋燕云十六州，对萧绰和圣宗来说不啻为巨大的威胁。
辽朝别无他法，唯有发展经济，弥合社会矛盾，增强国力和物质基础。
于是，萧太后听取汉臣的意见，一方面在燕云十六州等中原传统上易于耕种的地方，招揽流民，大力开垦荒地，使得全国粮食产量在圣宗年间一直维持稳中有升的势头，有力稳定了政局，也为辽朝日后与北宋交手多处上风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
另一方面，辽廷所属西北诸部原来以游牧为主之地，结合春秋两季赈粮，开始尝试开荒种粮和蔬菜。
渤海旧地农耕本来就很发达，在萧绰和圣宗引导下，农业、渔业和畜牧业都有长足发展。甚至辽朝契丹人腹地诸州县，大量契丹人、库莫奚人也改变了以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开始农耕和定居。
高粱河战役的失败，成为北宋朝廷内部一个耻辱性话题，这时候，燕云十六州似乎不仅仅是北宋统一中国的目标，而且是一个新兴王朝洗刷耻辱的图腾了。自视中华正朔的汉人们，无法忍受被蛮夷之邦的辽朝在中原幽州击败，于是上下同仇敌忾，希望与辽朝重开战事。
这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据说，萧绰待字阁中时，曾被许配给汉臣世族韩德让，但很快被选入宫中并立为皇后。
辽景宗驾崩后，萧绰为遏制旧契丹贵族的反叛动向，借助韩德让的政治与军事才能，于是决定改嫁给韩德让，这在当时契丹族的风俗也是允许的。
她私自对韩德让说：“我曾经许嫁于你，愿谐旧好。国王也就是你的儿子。”连圣宗对韩德让也以父事之。
韩德让忠心辅佐萧太后与辽圣宗，政绩卓著。
北宋太宗闻之则大喜，按照中原文化风俗，认为辽主（景宗）新丧，新主（圣宗）甫立，而母后萧绰居然与大臣行苟且之事，实为违背伦理、祸害朝纲，就以此为由发兵北伐。
986年（辽圣宗统合四年、北宋太宗雍熙三年），北宋大军北上。
宋军此次尽遣精锐，东路军以曹彬为主帅，米信、崔彦进为副帅，以左右两翼进攻南京（辽南京即今北京），意在与辽军主力决战；中路军主帅田重进，兵出飞虎口；西路军出雁门关，对关外辽朝诸州志在必得，主帅潘美，副将杨业。
以往中原军队相比游牧民族军队的长处是善于固守城池和步兵作战，而游牧民族不擅长城市攻坚，却长于野外大兵团和骑兵作战。
但是，面对大兵压境，辽南京守将耶律休哥团结城中藩汉军民加固城池，任宋军百般挑衅，而紧防城门不失，竟让擅长城市攻坚战的北宋东路大军无计可施。
宋军此次出征本来就犯了兵力分散的战略性错误，此时在南京城下，又犯了贻误战机的战术性失误：曹彬大军对南京久攻不下，就应该考虑到辽军主力很快会来到，亟待与其他几路宋军形成合力聚歼辽军为宜。
然而，在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后，宋军个人的战斗力虽不逊于辽军，但军事统帅的战争指挥能力大幅退化，换言之，即使能在战争这崭露头角，也会被北宋朝廷重文轻武的政策所湮灭。
加之宋廷为防止手握重兵的将领们起异心，在每次大战前都由中央政府军事机构为军队设计好了“路线图”，阵前大将只能按照事先规划和路线进攻与行进，全无自主决策的权力。
这样的后果就导致各路兵马互不统属，面对瞬息万变的战争局势，无法采取有效的策略调整。
因而，曹彬的东路军孤军深入南京，很快将面临辽军主力的反击，却无法得到友邻部队的合作和支援，况且宋军三路大军中最强的东路军也因为怕“谋反”而被认为分为左、右两翼，所以东路军的命运只能是望天兴叹、坐以待毙了。
这时宋东路军遇到了很大的困境：辽将耶律休哥不断派出轻骑兵依靠机动性强的优势，不断窜到宋军后方进行袭扰，毁其粮道、烧其辎重，致使曹彬军心不稳。
无奈之下，曹彬只好率军后撤至宋、辽分界的雄州。
但南京至雄州短短百公里路程，由于人困马乏、粮草不济和辽军的偷袭，竟行进了将近一个月，而这一个月得以使辽军主力迅速将雄州围了个水泄不通。
还不等曹彬做好充分准备，以骑兵为主的辽军已经控制了宋军粮秣，曹彬大骇，仓促出战，在拒马河北被辽军杀得大败，主帅仓惶脱逃，兵士除了被斩杀外，还有大量在拒马河中溺亡。
萧绰和圣宗集中优势兵力，放过宋军的中路和西路，目标直指最强大的东路军而且取得了完胜。
此时，赵匡义又在汴都进行“遥控”，要求中、西路军原地待命，以求保持战果。
中路军的顺利主要得益于当地辽朝守军叛降和汉族居民的相助，特别是辽朝西南面招安使、渤海人大鹏翼的被俘与投诚，此人投诚后不仅帮助田重进招降了数处城池和战略要地，而且大鹏翼这位勇将本人的加盟，更让中路军如虎添翼，赵匡义特拜其为“右千牛卫将军，领平洲刺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
汉族军民的配合也很重要，灵丘（今山西省灵丘县）、蔚州（今河北省蔚县）等地居民自发组织起来偷袭驻守的辽军和官员，使得宋军对一些州县的占领可谓兵不血刃，而且很快获得了宝贵的给养，从而维持了军队战斗力。
作为辽朝出生的宋将田重进（出生于辽南京），为北宋屡立战功，在这次全面失败的宋军北伐中，他灵活机动处理军政、军民关系，军纪严明，故而得到被占领的辽朝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中路军兵力损失最小，是三路宋军中唯一的亮点，而田被人也因此在此役后被赵匡义晋升为马步军都虞候。
【突袭中原】
经过萧太后和辽圣宗母子不断努力，辽朝的国力不断恢复、军事力量一直保持较为旺盛的斗志。
但是，忌惮于北宋幅员之辽阔、人口之众多、财富之丰盈和中下级军官的勇敢顽强，辽朝也不敢轻易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然而，思有为的萧太后母子，心头永不熄灭的是被后周柴荣夺取的关（即瓦桥关）南之地之回归和北宋的人口、财富，他们期待以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来获得其梦寐以求的东西。
而这个时期，辽朝对中原的社情、军情、民情的了解也随着总体的和平态势而濒于停滞，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的时代，契丹皇族求贤若渴，延揽了大批来自中原的“五代”官员和士绅帮助其建国立业。
高度汉化的渤海国被契丹归并后，又有大量不输于内地的人才源源不断地“供应”辽朝选拔和使用，特别是太宗远征中原腹地，几乎将后晋朝廷中的百官悉数纳入囊中，于是尽管皇族内部因为皇权的争夺屡屡发生纷争甚至血案，然而在汉人官员和汉化的契丹族官员苦心经营下，辽朝得以延续帝祚，直到迎来雄才大略的女中豪杰萧太后摄政。
但是到这个时候，那几批汉人官员和文化使者大多已经故去，加之后周世宗柴荣、北宋太祖赵匡胤、北宋太宗赵匡义与辽朝频生战端，因此辽朝已经很难像开国之初那样直接获得来自中原的汉人官员，因此对中原的了解愈加陌生。
从军事将领来看，多次击败北宋大军的辽朝名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耶律奚低等人都在统合年间辞世，即使萧太后雄心勃勃，也有“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之感，关键是对北宋的军事布局、新修的军事要塞以及中原腹地的变化都知之甚少。
因此，萧太后、辽圣宗若要实现对北宋的征伐和胜利，迫切需要了解其基本情况。
有鉴于此，辽朝果断制定了小股出击、分兵袭扰的策略，旨在侦察和了解对手动态及部队布局，锻炼自己的野战军队，培养军事将领，以便为未来重大军事行动做好充分准备。
辽军前出的重点依然是燕云十六州以南方向，作战目标主要是设防坚固的城池：
995年（辽圣宗统合十三年、北宋太宗至道元年），辽军以精锐骑兵1000余人夜袭雄州（今河北省雄县），看到宋军阵容严整、防范有序，遂激战后主动撤退；
999年（辽圣宗统合十七年、北宋真宗咸平二年），辽将萧继远率军突袭瀛洲（今河北省河间市）、乐寿（今河北省献县）等地，活捉宋军守将后大掠而返……
此后，较大规模的辽军军事行动还有多次，较有规律的是辽军每次并不恋战，基本上都是“浅尝辄止”，即要么猛烈进攻北宋军事要塞，进行短兵相接却不以占领要塞为目的，要么攻占城池后尽行杀戮以吓阻北宋军心，但无论如何不会做长期占领；另外，辽军通过一次次军事“试探”，足迹遍布两国接壤的北宋各边防州县。
辽军试探行动的收获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他们并不急于收复被后周夺取、被北宋继承的燕云十六州中的莫州和瀛洲二州十县，而是特别了解了北宋修筑的“水长城”，也就是北宋太宗为防御辽军的轻易南下而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在燕云十六州南边修建的连绵的水塘和沼泽（今天河北省白洋淀即是当年“水长城”的组成部分之一）之布局，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到十一世纪时，萧太后、辽圣宗所面对的北宋统治者已是真宗赵恒，他是赵匡义第三子，997年（辽圣宗统合十五年、北宋太宗至道三年）即位，998年改元“咸平”，意即“全部太平”，可是随着赵匡胤、赵匡义两世“马背上的皇帝”的辞世，生长于深宫中的真宗要面临严峻考验了。
辽朝可以仰仗的人物是文武双全的韩德让，而北宋则有一位名相寇准。
一场辽朝和北宋大规模战事的帷幕即将拉开。
【定州之战】
对辽军多次军事试探，北宋自然不会掉以轻心，除了指令北部边州加快军事斗争准备外，面临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的实际，宋廷不得不一次次疏浚河道、开挖池塘，希望制造一些人为的地形障碍，以阻拦和迟滞辽军铁骑。
但真宗在经济管理方面可能是一把好手，然而在军事领域相比萧太后和辽圣宗则难以望其项背，宋军的军事训练完全失去了开国之初继承的北周步骑兵的优势，而越来越强调城市守备，主动进攻的欲望已经消失殆尽。
北宋还面临着羽翼日渐丰满并且逐渐被强势的萧太后所羁縻的党项人的困扰，他们在中原的西北角对宋境也构成了军事威慑，与辽军互为犄角之势。
1003年（辽圣宗统合二十一年、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大将萧挞（音“ta 踏”）凛率五万大军南下，进攻北宋重兵把守的军事要塞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辽军骑兵依靠前几年掌握的情报，很快就兵临定州城下，而且还在遂城（今河北省徐水县）大败宋军，兵锋直指望都（今河北省望都县）。
在对定州的攻击中，辽军吃到了一些苦头，毕竟这座城市为北宋多年经营之重镇，粮草丰厚，兵士精锐，因而辽军久攻不克。
值得一提的是辽军俘获了北宋真宗的近臣、云州观察使王继忠，此公多年盘桓在真宗登基前的王子府邸，是真宗的“潜邸之臣”之一，深得信任，他的被俘为以后辽、宋“澶渊之盟”和共建和平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
看到定州是块“硬骨头”，辽军不敢恋战，他们将兵锋一转，绕开中原密集的城市群，直接指向大战的目标——宋都京师开封府。
【进逼宋都汴梁】
辽军攻陷了北宋德清军（今河南省清丰县），先锋很快抵达澶渊（今河南濮阳市），同时围困了瀛州，进逼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西)、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东)等地。
澶渊在当时的黄河北岸，是渡过大河天堑的主要渡口之一，一旦辽军过了此地，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陈桥驿就在眼前，意味着就到了开封城下了。
消息传来，东京开封府内，宋廷朝野震动，从未亲身经历过重大战事的真宗一下子被吓破了胆，不知如何是好。
大臣们也被辽军吓破了胆：有真宗朝“五鬼”之一之称的参政知事王钦若竭力主张真宗迁都升州（今江苏省南京市），而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
唯有同平章事（宰相）寇准、毕士安等人不仅坚决反对迁都，而且坚持要求皇帝御驾亲征，“以壮兵威”。
为制止王钦若等人对真宗迁都的游说和聒噪，寇准设法使真宗任命王钦若到京外任职。
在寇准等人的坚持下，北宋真宗终于以“北巡”之名亲至澶州督战，并在城楼上召见了各军将领，检阅了部队。
宋军将士看到城楼上出现的黄龙旗，得知皇帝亲自来到战场第一线，立即皆呼万岁，声震数十里，立即士气大振。
不过，此时的战争正处在关键阶段，一路势如破竹的辽军接连攻克了澶渊附近的数县，兵势正猛，时期高涨，距离开封府不过100多里地，全军上下都希望重现当年太宗耶律德光占领汴都、黄袍加冕的辉煌。
但是，辽军进展太快，似乎又要重蹈当年耶律德光的覆辙：
部队在千里战线上自北向南拉成了长条状，周围都是宋军控制的地区，而且在辽军身后的定州和瀛洲两大军事战略要地依然牢牢掌握在宋军手里，辽军随时有被切断后路、分割包围的危险。
同时，由于辽军军纪败坏，中原百姓同仇敌忾，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所占州县，既没有建立长期统治的官僚机构，也没有派兵驻守，以至于辽军大队一走，这些地方便立刻回到北宋的治下。
军队的补给也是问题。虽说此时已是寒冬、来自北国的辽军比较适应当地气候，但潮气袭来也令辽军士兵不堪忍受，加上辽军深入宋境，战线过长，仅仅靠抢掠难以维系庞大军队的供应。
于是辽军积极请战，欲与宋军速战速决。被真宗亲临阵前而激励的宋军将士也希望用一场久违的胜利报效皇帝、保卫皇都。
激战开始了，不习惯黄河水系密集水网的辽军，不断被宋军冲杀，战争的天平逐渐偏向了宋军一边。辽军主将萧挞凛在激战中被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宋军狙击手在远处用弓弩射杀后，立即军心不稳，后退十余里在稳住阵脚。
两军进入对峙。萧太后、辽圣宗在军帐中，北宋真宗在澶渊北城内，分别陷入了思索——这场大战究竟要以什么方式结束呢？
【萧太后的远见卓识】
“澶渊大战”形成了辽、北宋主力军队在宋境纵深的对峙，双方分别由萧太后、辽圣宗和宋真宗亲自挂帅，两军均伤亡惨重。
和平的大门一直没有关闭。
从辽朝的角度看，其此次远征战术目的无疑是为了收复被后周夺去的燕云十六州中的部分土地，进而有可能实现辽太宗耶律德光挥兵中原腹地甚至占有整个中原的战略目的，而北宋方面则由于太宗赵匡义两次北伐的失败，对辽朝已经全然没有了进攻态势，只是被动防御，真宗险些被弄臣们劝得准备撒腿儿往南逃跑了。
但此时的辽军也不复当年契丹立国之初的神勇和所向披靡，北宋则更乐于歌舞升平的生活，因而从本质上看，双方在一开战就注定是势均力敌的。
况且，地处北宋西北和辽朝西南的党项人，在其首领的领帅下，不断对日益羸弱的北宋发起袭击，也采用“骑墙”策略对待深刻汉化、武备日渐松弛的辽朝，因而辽、北宋都意识到对方已经不是自己最凶恶和可怕的敌人了。
早先被辽军俘获的北宋真宗的亲信殿前都虞侯王继忠，同样深得萧太后、辽圣宗的信任，他不仅被任为户部使，还将太祖阿保机时代著名汉臣康默记家族之女许配给王继忠。
更重要的是，常年在真宗左右行走的王继忠深知北宋朝廷的和平愿望，他在兵败被俘降辽后，也将这一重要信息传递给了辽廷，同时由于他是辽、北宋双方君主都非常信任之人，因而两家议和就有了关键的桥梁性人物。
在1004年澶渊对峙的漫长过程中，类似王继忠这样议和使节在辽、北宋两方之间往来穿梭，为和平尽最大的努力。
这时候的军事斗争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北宋军队已经从“澶渊之战”之初被辽军“打懵了”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从西北边地和中原腹地源源不断赶来的“勤王”将士逐渐到达澶渊前线，在单纯的军事力量上已经不逊于辽军。
另外，辽军依然是采用了当年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中原腹地的方式，即孤军直插（宋军）身后，自北向南长途奔袭至汴都以北，如战事迅速，则有速战速决之优势，如战事胶着，则漫长的补给线面临身后北宋各地军民的不断袭扰，甚至有可能被定州等未被攻克的宋军据点包抄后路。
【澶渊之盟】
因此，双方由最初北宋真宗热切和议的姿态，逐渐转向萧太后、辽圣宗欲早日缔结和约。
北宋派出进行议和的全权代表是閤门袛候、崇仪副使曹利用，他在辽廷那里得到的和议主要条件就是“复以关南故地为请”，意思是要北宋答应永远无条件放弃对燕云十六州中关南之地的要求，而这一点恰恰不能为宋廷答应。
于是曹利用汗流浃背，一趟趟往返于萧太后、辽圣宗与北宋真宗之间。最终，辽朝不再坚持归还关南之地，退而求其次，要求北宋提供“助军旅之费”，真宗允之，并说：“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寇准则告诉曹利用：“所许不得超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勿来见（寇）准，准将斩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8》）。
结果，曹利用并未费太大力气就与辽廷达成一致，即每年为辽朝提供绢二十万匹、白银十万两，这个数字无疑远远小于真宗等人的估计。
在辽朝坚持下，双方不仅形成了口头的和平条件，而且签署了正式文书“澶渊誓书”，以双方皇帝的名义誓言和平。
辽圣宗的誓书主要内容是——
维统合二十二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月辛卯。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卷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州边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无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
北宋真宗的誓书主要内容是——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月辛卯。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卷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州边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无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
双方的誓书其实是由辽廷坚持要求的，因为萧太后、辽圣宗担心的是，已经放弃了对关南之地的索取，如口头约定的军旅之费一旦不能兑现，则日后难以回顾。
但是誓书本身却不是辽廷拟就的，而是由宋廷官员草拟后由真宗亲自修改完成的。
此文案在被送到辽廷后，辽圣宗仅仅修改了31个字。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真宗的誓书中，他没有按照辽廷的习惯称谓称其为“北朝皇帝”，而是称“契丹皇帝”，说明真宗内心深处依然将辽朝视作一个边疆民族政权，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
而辽圣宗的誓书充分尊重北宋，仅做了无足轻重的31字修改，并且没有按照自己习惯上的称谓“南朝皇帝”（辽以北宋地在其南，遂自号北朝，而称北宋为“南朝”或“南宋”），而是称作“大宋皇帝”，可见务实的作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来之不易辽宋和平】
辽、北宋交换各自皇帝的誓书后，辽军迅速撤离，解除了对汴都的威胁，而且没有象以往那样利用退兵之际进行大肆劫掠，北宋真宗也襟怀坦荡，将誓书抄成副本送至与辽接壤之各州县，并要求严格遵守；还将一些具有对辽朝和契丹民族具有侮辱性质的边陲要塞的名字改为中性或和平性名称，使得辽朝也更坚定了和平的信心。
“澶渊大战”以“澶渊之盟”的形式告一段落。
这个和议是北宋立国以来面对辽朝的军事威胁和进攻所不得不接受的“城下之盟”，尽管北宋真宗做了技术上的处理，如每年在边地交割绢、银，以及交割时不派代表中央政府的代表等等，但本质上依然是北宋用金钱换和平，因而在后世受到了不少诟病，特别是以汉族为中心看待此次盟誓，总感觉是屈服于外族的屈辱性条约，也有观点认为每年给辽朝数额庞大的绢和银两，极大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等等。
然而，我们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看待“澶渊之盟”，会得出别样的结论和体会：自唐末五代以来百年间，中原大地战争频仍，包括汉族、契丹族在内的北方各少数民族都不能置身度外，尽管北宋统一了中原大部分地区并一直希望北上收复燕云十六州，但两次北伐均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以大败告终。
辽廷数度南下中原腹地，既有报复中原王朝的意图，也有恢复关南之地的具体目标，两强相争，百姓生灵涂炭、流离失所，给整个中华民族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因此，签署和平条约，结束战乱纷争的局面，不仅是萧太后、辽圣宗和北宋真宗的美好愿望，更是北方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渴望。
【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角度看待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对辽和北宋而言都是一个来之不易、倍感珍惜的局面，长年内外战争不断的辽朝，国力凋敝、经济不振，亟待获得援助，单靠劫掠满足一时之需显然不是萧太后、辽圣宗的目的，因此，北宋每年给予的绢、银对辽犹如沙漠中的一汪甘泉。
而北宋尽管每年提供二十万匹绢（仅相当于北宋越州一个州的绢产量）、十万两银，但只是其军费的百分之一，也就是说，“澶渊之盟”后，北宋的军费减少了99%，那就意味着百姓的税负可以大大降低，而且还可以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何乐而不为？
事实上，北宋自真宗以后出现的中原经济、文化大繁荣，与“澶渊之盟”缔结后的宋辽长期和平无疑有着直接关系。
当我们穿过历史的纵深来看待“澶渊之盟”的时候，我们应当为萧太后、辽圣宗和北宋真宗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角度出发，依然决绝实现和平的勇气与行动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更为可贵的是，“澶渊之盟”签订后，辽、北宋双方摒弃前嫌、以德报怨，都展示出博大的胸怀，不仅及时妥善处理边地中偶发的不良事件，而且皇帝之间表达互相信任和祝福的使节不绝于途。
双方的贸易往来也发展迅速，北宋通过辽朝与其境内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往来不断积累财富，辽朝则以宋绢与其他民族进行互市交易，双方各得其所，共同精心维护着和平的局面。
1009年（辽圣宗统合二十七年、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59岁的萧太后结束了她的激扬人生。
此后，辽圣宗继续坚持母后的治国方略和外交理念，使辽朝国政清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
圣宗在位50年，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统治时间算是比较长的一位，他61岁寿终正寝，也是辽朝皇帝自太祖阿保机以后第一位堪称长寿的皇帝。
“澶渊之盟”后，辽、北宋的关系进入了全面友好发展阶段，圣宗之子辽兴宗是将其亲手所绘的禽鸟图托使者带给北宋真宗之子仁宗，仁宗则做著名的“飞白书”答之，两位皇帝以书画释怀传情，堪称佳话；在接待一个北宋使团时，辽兴宗甚至亲自把酒遥祝北宋仁宗，还自弹乐器为仁宗祝寿；因为不得相见，辽圣宗将自己的画像送给北宋仁宗，但当后者的画像送至辽都时，圣宗已驾崩，其子兴宗即位，留下了一件憾事……
辽圣宗、兴宗两朝时期，辽境都曾发生过严重饥荒，大批饥民流落到辽、北宋边境。
北宋仁宗在听说此事后表示：“（辽人）皆吾赤子也，可不赈救之？！”
下诏用唐州、邓州的粮田救济辽人，并命令辽国流民所过的北宋州县都要给他们供应粮食，此举不知救活了多少辽人的生命！
因此，北宋仁宗1063年驾崩时，辽道宗以下君臣、百姓皆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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