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讯（记者 黄哲程）5月7日是东城区忠实里社区恢复垃圾上门回收的第一天，李明冒雨开着垃圾清运车来到社区检查垃圾桶站他用车上的空桶替换桶站内的厨余垃圾绿桶，由于桶身沾满了雨水，将垃圾桶搬上车后，李明的衣袖、裤子已经被浸湿，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垃圾分类让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垃圾分类让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
新京报讯（记者 黄哲程）5月7日是东城区忠实里社区恢复垃圾上门回收的第一天，李明冒雨开着垃圾清运车来到社区检查垃圾桶站。他用车上的空桶替换桶站内的厨余垃圾绿桶，由于桶身沾满了雨水，将垃圾桶搬上车后，李明的衣袖、裤子已经被浸湿。
李明是忠实里社区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同时负责社区厨余垃圾清运和上门回收工作。他15岁时辍学离开老家安徽阜阳，跟随父亲来到北京从事个体废品回收，每天骑着三轮车寻找可回收垃圾，从此成为常住京城的异乡人。
今年李明38岁，他已经和北京的生活垃圾打了20多年交道。从收废品到垃圾分类指导员， 20余年的“垃圾生涯”让李明见证了垃圾在北京的待遇转变。他回忆，从前垃圾全靠后期分拣和处理，填埋和焚烧压力大，现在通过垃圾分类，前端就能分类和减量，还能将垃圾再利用。
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变化。由于官方专业队伍的壮大，李明从前认识的拾荒者和废品回收者，如今大部分选择了转行，也有一些人像他一样当起了垃圾分类工作者。李明坦言，他更喜欢现在的稳定生活，“少了以前那种‘漂着’的感觉”。
15岁辍学离家进京，每天骑三轮车收废品
新京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北京做废品回收？
李明：上世纪90年代初，我父亲就来了北京，是我们家最早做这一行的。
1997年，我15岁。那年，我跟父亲从老家安徽阜阳坐火车来北京，开始和父母一起做废品回收。那时候父母都在北京，我实在不想上学，就想着跟父亲来北京。
离开家的那天天气很好，姐姐去上学了，家里没人了。我除了衣服什么都没带。父亲买了两张夜里火车的站票，绿皮车人挤人，排着队往车上塞。十七八个小时，我们一路站到北京，没地方睡觉，困了只能靠墙眯会儿，小时候从来没这么累过。到北京时很兴奋，觉得什么都新鲜。
新京报：当时你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李明：我跟父母住在十里河的一个大杂院里，住的屋子大概8平方米。那时候这一行基本是老乡带老乡，都聚集在一起。我们一个院住了十几户，都是做废品回收的阜阳老乡。
十里河那时候还都是农田，人也少，我们都到人多的方庄去收废品。每天早上七点多一睁眼，先出去吃个早点，然后骑上三轮车到方庄的居民区转悠，吆喝“收废品，收破烂儿”，有人答应就提着袋子上楼。傍晚回家顺路把当天收来的货到废品站卖了。晚上没什么活儿了，有时大家在院子里聚一块儿聊天，十点多基本就休息了。
2004年春节，我跟我老婆在老家认识，年初一见的面，年初六就定亲了。2005年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我就把他们带到北京，两家五口人一起住在大院里，我们夫妻俩又单租了一间，大家一起做废品回收。
新京报：那时在北京，你们每个月收入大概多少？
李明：2000年前后，我父母每人一个月挣六七百元，我自己大概每月挣四百多元。我父母以前是农民，老家人多地少，如果当时在家里种田，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更别说挣钱。
从个体废品回收者“转型”
新京报：是什么契机让你加入了社区垃圾分类队伍？
李明：2006年，我进了岳父工作的一家废品回收公司，那年就被分派到了忠实里社区。当时社区还没开始垃圾分类，我们只管回收废品。
忠实里社区真正开始垃圾分类大约在2018年，我们公司继续承包了这边街道和社区垃圾分类的活儿，后来我就成了社区的一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同时负责厨余垃圾清运和上门回收可回收物。刚开始做垃圾分类指导员时，有的居民还很意外，说收废品的师傅怎么管起垃圾分类来了。
新京报：做垃圾分类指导员前，接受过培训吗？
李明：公司给我们培训了10多天，主要讲了上门回收的流程、怎么引导居民分类，还有四种垃圾的具体分类。因为我已经做了很长时间，所以接受起来没什么难度。
新京报：从你的经验来看，个体拾荒者和废品回收人员，能不能完全被官方队伍代替？
李明：现在小区基本都有专门的队伍收运垃圾，我认识的大部分自己做废品回收的同行现在都转行了，留下继续干的很多是五六十岁的老年人，没有选择和改变的余地。
尽管“散户”越来越少，但我觉得官方也不可能把所有活儿都包揽下来，这样成本太高。这些个体回收人员，可以成为一种补充。
“身兼数职”的垃圾分类指导员
新京报：平时你在忠实里社区主要负责哪些垃圾分类工作？
李明：我每天从早上七点工作到晚上八点多。上午我主要做垃圾分类指导员和清运员，开着清运车到各个垃圾分类桶站巡逻，检查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里的投放情况，消毒，并把投错的垃圾分拣出来。置换装满的厨余垃圾桶，并把厨余垃圾统一收到社区附近的厨余垃圾暂存点。
下午我主要到预约上门回收的居民家收集可回收物。社区为居民推出了专门的APP，居民在网上就能预约。
新京报：北京垃圾分类新规实施后，社区的垃圾分类有什么变化？
李明：现在至少有一半居民能参与垃圾分类，分出的厨余垃圾变多了，我感觉大概增加了三分之一。社区垃圾桶数量也增加了，现在每个楼楼下都设置了分类桶站。
疫情期间暂停了上门回收，5月7日刚刚恢复，当天下午我就去了二三十家。收到居民预约后，我们要求必须在20分钟内上门。
我觉得现在的四分类比较方便，也好处理。垃圾分类就是要减少垃圾量，改善环境，把能利用的尽量利用起来，以前混在一起扔，最后不是填埋就是烧了，污染环境还浪费资源。现在比较大的困难是有居民还不习惯，毕竟以前垃圾一袋子装了就扔，多省力。
新京报：遇到居民不按规定投放，你会怎么办？
李明：会劝他们注意，但也有难度。新规定刚实施，劝导的时候得委婉，肯定不能强硬。有时候我们也帮居民分拣，把混放的杂物挑出来再扔进桶里。
这些都是习惯和观念上的事儿，得要时间，急不来。
“我和北京更亲，但将来还是想回老家”
新京报：自己做废品回收和成为社区分类指导员，有什么区别？你更喜欢哪一个？
李明：各有各的好处。自己做自由，时间不受约束，累了可以休息。不过真正休息的日子也不多，因为自己做收入少、不稳定，基本每天都得忙，能挣一点是一点。
在社区工作，虽然没以前自由，工作也比从前辛苦，但固定时间上下班，更稳定。每个月我能挣个五六千元，这个收入算不低了，公司还给交保险。在这个社区干了十几年，习惯了，我和老婆、父亲在社区附近租了房，少了以前那种“漂着”的感觉。我更喜欢现在这种稳定的生活。
新京报：现在你的生活怎么样？孩子也在北京吗？
李明：孩子多，在北京生活压力太大。四年前，我和母亲把家里三个孩子送回了阜阳，母亲留在老家照顾他们。现在我们夫妻俩跟孩子们每天最少联系一次，用微信视频或者语音。
老大老二都上初中了，我把他们送到了县里的封闭式学校，老二学习好，在班里能排中上游。老大成绩不太好，也到了叛逆期，不听话。我在电话里经常劝他们好好学习，将来别像我们。
新京报：对你来说，北京和老家，感情上你跟哪一个更亲？
李明：我和北京更亲。我在这里呆了20多年了，自己总共还不到四十岁。平时也只有过年能回去，主要是工作原因，垃圾不会放假。想回家也可以，请别人帮忙值班。我这两年都没回老家，孩子放假了就把他们和老人接到北京。而且过年期间有几天三倍工资，我们也想多挣点钱。
新京报：将来打算留在北京还是回老家？
李明：将来要回去。老家永远是家，北京再好还是不如老家，在这里没有户口，房子也不是自己的。只是现在生活压力大，还回不去。
去年我在阜阳老家买了房，还没拿到手，打算让老人孩子先住着，等将来回去了，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跟家人团聚。
新京报记者 黄哲程
编辑 白爽 校对 张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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